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各种距离的,包括性格的距离,年龄的差距,文化的差异等。男女两种性别之间本身也存在很大不同,观察和处理事情的方式很不一样。但是良好的婚姻必须跨越这些距离。从这个角度来看,“门当户对”无疑是有利于婚姻生活和谐的。小到吃饭口味、起居习惯,大到对事业的选择、孩子的教育,两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语言和习惯如果相似,相处起来自然比较融洽默契。这样的家庭在男女平等,家庭民主等理念上,可以实行得比较好,同时,会把双方家庭的习惯与规矩继续保持下去,而且幸福指数一般较高。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1932年春,杨绛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专业。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更神气。她个头儿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受男生的爱慕。

了解当时清华情况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七十余人。谑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天意,她等待一个人等待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感觉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里,杨绛结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分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那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分。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睿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1935年夏,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钱钟书“书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在英国留学时,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独自住家里,去看望她时垂头作痴傻状：“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起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着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面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再也不搞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再也不敢画了。”杨绛对钱钟书有一种挟裹着母爱的爱情。钱钟书晚年患癌症住院手术,杨绛连续几十天不离左右地陪伴照顾。有人劝她回去休息,她说：“钱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吃安眠药,她也吃,虽然她当时并不失眠。这是他们夫妇俩的默契。在家时,杨绛吃安眠药,钱钟书总要陪着吃,说要中毒一块儿中。

杨绛和钱钟书的婚姻可谓珠联璧合,是一种深度默契的、类似母子式的、非常难得的情爱模式。从现代人的要求来说,他们是自由恋爱,当年在清华园内,一个仰慕青年才俊和儒雅风范,一个钟情江南少女“蔷薇新瓣浸醍醐”的脱欲容颜和清雅气质。从中国传统的婚姻要求来讲,他们是门当户对,双方父母都是江南开明的知识分子,两人学问、天资接近。从西方星象学来说,他们是天作之合,是著名的绝配：钱钟书是天蝎座,杨绛是巨蟹座。心理上非常融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杨绛一路陪伴,挡风遮雨,钱钟书这样的书呆子能不能活那么长,能否出那么多传世之作。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也都是如此”。钱钟书在《围城》里对婚姻作了这样精辟的比喻,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是个例外：两口子有滋有味儿一心只躲在城里。在中国现代文人夫妇中,像杨绛和钱钟书这样相知甚深、相爱终身、高度默契者,真称得上人间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