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是西太后最得宠的太监,批评西太后的人,往往拿李莲英说事,说她宠信太监、祸乱朝廷。甲午战败之后,御史上书也咬住这一点不放,把李莲英骂得狗血淋头,连两江总督见太后,都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点。西太后却感到很冤,连声地说,她没有宠信过宦官,李莲英从来就没有对政事插过一句嘴,凭什么说人家干政?

的确,李莲英没有对任何一件政务发表过意见。他为人相当低调,能让人则让人,能帮人则帮人,宫女和太监都挺喜欢他。有宫女评价说,他很像一种梨子,长得不好看,但吃起来很甜。甲午战争前,西太后派他陪醇亲王到天津检阅海军,外臣听说他来了,都想借机拍拍马屁,可他一个外臣不见,自己还亲自给王爷洗脚。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闹翻,李莲英也不像外人传的那样,作威作福,给皇帝气受,而是尽量做些补救工作,让皇帝的面子能过得去。

所以,西太后的确觉得冤。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朝野上下,几乎像点儿样的大臣都会竞相拍李莲英的马屁,连王公贵族都跟他称兄道弟,李莲英也聚敛了大笔财富,富埒王侯。

一个既不弄权又为人低调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际遇呢?

其实,只要李莲英在西太后身边,还能得到太后的宠信,对于下面的人而言,他就非常有价值。因为西太后一言九鼎,她的喜怒哀乐都可能福人祸人。古语道,伴君如伴虎,而如果能结交一个太后身边的人,最低限度,也可以打探一下太后对某些事情的真实看法,以后朝堂对答,至少称旨的概率要高些。称旨的时候多了,好处自然多多。朝堂之上,无论皇帝还是太后,很少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回到宫里,休息之时,未免放松,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某人、某事的真实看法。竞相结交李莲英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报”。

当然,李莲英的作用和他在权力圈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说他不干政、不就政事发言,那只是西太后的一种印象。正式的发言也许没有,但非正式的影响却很难说没有。

张荫桓是李鸿章手下很得力的洋务干将,长期主持总理衙门。可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却是西太后指名要杀的人,跟老佛爷最恨的谭嗣同等人是一个待遇。只是因为英国公使的干预,他才保了一条命,被发配新疆。说实在的,在百日维新期间,说张荫桓倾向变法不假,但当时倾向变法的人多了,何况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说过出格的话,或者跟康、梁有过特别的关系。西太后却似乎恨他入骨,非杀之而后快。戊戌时没有杀了,到了庚子年闹义和团,西太后跟所有的外国人都闹翻了,第一件事就是传谕新疆,把张荫桓给杀了。最终,倒霉的张荫桓还是没能逃脱老佛爷的毒手。

这事,据张荫桓自己讲,应该是李莲英做的怪。当年他出使英国,回来的时候,给两宫太后各备了一份礼物：超大个的宝石两颗。一为祖母绿,一为红霞帔,绿的值钱,送给揽权的西太后,红的差点,送给“好好先生”东太后。外臣送礼,都得经过李莲英的手。一般明白事儿的,都得另备一份稍差一点的礼品,送给李莲英。可是张荫桓却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什么也没给李大总管准备。当然,李莲英很守规矩,礼物还是照样送到了西太后手上,西太后也挺高兴,拿着大个的祖母绿把玩不已。可是这时候,李莲英来了一句：“难为他如此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儿,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一句话说得西太后脸色大变。

原来,虽然清廷未必这样讲究,但民间嫡庶的衣饰会以红绿相区别：嫡妻配红,小老婆则配绿。西太后是嫔妃出身,跟东太后相比,差了一截,按民间的说法,就是小老婆,她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张荫桓把绿的宝石送给西太后,原本是拍她的马屁,但经李莲英这么一挑拨,他的马屁活生生拍在了马腿上。从此,对张荫桓的恨,就埋在了西太后心里。还算西太后胸有城府,当时没有发作,但找到机会,她就会报复。

有独裁权力的人,他们的身边人都得罪不起。很多时候,不用这些人公开发难,只需在适当的时候吹吹风,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应该说,在皇帝、太后的独裁权力周围,存在着一个权力半径,这个半径内的所有人,都拥有影响权力的资格。

有的时候,出于情感或者别的原因,有权者会有意把自己的权力转给某些人。明朝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小太监,在太监里面品级不高。但是,由于皇帝很懒(当然,由于没有宰相,政务也实在太多),自己懒得批奏折,就让秉笔太监代笔。一来二去,太监成了站着的皇帝,享有朱批权,可以力压群臣,自己也就变成了太监的首领,国家实际上的元首。有的时候,出于感情,有权者会替所喜欢的人出头。连光绪这样可怜的傀儡皇帝,有时候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替自己喜欢的妃子办点儿事。文廷式是个风流倜傥的翰林,他曾经做过珍妃、瑾妃的老师,而珍妃深得光绪的喜爱,有人说,光绪七年翰林大考,文廷式得了第一名,就是走了珍妃的门路。或者说,是珍妃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替自己的老师撑了一回口袋。据说当时光绪曾经给了考官一个条子,明确告诉他们,文廷式要列为一等。因为这个,珍妃后来还受到西太后的责罚。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处在权力半径之内的人,在有意无意之中影响权力的运作。外面的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见到里面来的人,只要他妄作威福,多半会乖乖听话,不信也得信。因为,来自权力中心的人影响权力运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为了自保,外面的人只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好些貌似有来头的人四处招摇撞骗,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政务,就是这样被影响和左右了。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祸患,宦官、女主和外戚专权,虽然历代皇帝都力图避免,却都避免不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避免宦官专权,还特意在宫里立了一个铁牌,但最终,恰是明朝宦官专权最厉害。因为帝王或者太后的权力行使都是在黑箱中运行,都是专制的独裁形式。只要有这样的权力存在,这样的权力半径就一定存在,无论有权者昏还是贤,智或者不肖。所区别的,无非是那些在权力半径内的人的破坏力大还是小而已。

朱元璋治权秘术：螃蟹效应

螃蟹生性凶蛮跋扈,一旦钳住一样东西,轻易不会松开。据说,一只螃蟹被扔进笼子里,它很容易就爬出来;而当许多只螃蟹被扔进笼子里时,它们会争先恐后往外爬,结果是你夹我的腿,我钳你的螯,相互纠缠在一起,最后一只也别想逃出来,这就是“螃蟹效应”。朱元璋通过繁复的叠床架屋式的制度建设,将“螃蟹效应”发挥到极致。

自唐代以来,中国行政类法典日趋完备,官修制度之书从《唐六典》到明代的《诸司职掌》《大明会典》等代代相承,不断发展,编成一只严密而完整的权力之笼。

然而,在封建社会,受私欲的鼓荡撩拨,滥权的冲动是难以遏制的。作为人生及政治经验都非常丰富的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对此深有体会。

对朱元璋来说,最直接的治国经验来自元朝。但他对元代政治评价甚低,认为元朝皇帝“失权”,为臣下蒙蔽;地方行政长官大权独揽,毫无监督,衙门胥吏趁机舞文作弊,这些造成了元朝的败亡。

朱元璋从元朝那里得到的全是负面教训。为此,他创设了一套异常复杂的国家制度,以期达到两个核心目的：其一,将一切权力往上收,最后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其二,对收不起来的臣下之权尽力拆解,实行异常繁复的制约与牵制。

他向下“夺权”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洪武九年(1376年)在地方上废除了行中书省,将庞大的行省(省)权力一分为三,设立“三司”,即都司、布政司和按察司,分握军、民、刑三权,同时一举斩断中书省和宰相在地方的根基。

4年之后,作为中央政府的中书省解体了,其职权一分为六,散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同年,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设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唐宋以来,文武分途,以文制武。如今朱元璋对“武”再做细分,五军都督府掌军政,而军令却掌握在文职兵部手里,这是文武的再分和互相牵制。在地方上,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郡县与卫所混编,自成系统,各自独立,这也是一种文武分治的创新形式。

除了文武之分,还有一个较为隐秘的“内外”之分,核心是以内制外。“内”有两层意思,一是以中央监地方,如各省皆差巡按御史,监察有司之政;二是以内府监外朝,如以作为“近侍”衙门的六科监督六部政事,同时以内官监外官。

朱元璋不承认臣下有“权”,他认为臣子掌印,所守者只是诸司职掌。即便如此,他仍努力将所有看起来集中、连贯的职权打散,使之碎片化,不同系统的官员互相掺和,共同参与一件政事的流水作业,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好比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共掌刑政。对于一件案子,刑部审,大理寺驳,刑科考核,都察院又起什么作用呢?无非是其所属十三道监察御史有权再加督察。然而都察院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刑事部门,所有外差御史都由都察院派出,但在地方上,巡按御史与都御史的职权长期掰扯不清……所有臣下行使的职权全像螃蟹一样,紧紧地钳束在一起。

朱元璋通过繁复的叠床架屋式的制度建设,将螃蟹效应发挥到极致。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他对溢出制度之外的行为均予以严厉制裁。朱元璋整顿吏治之残酷是非常有名的,官员贪污到一定程度,要处剥皮之刑。而有名的“空印案”,并非贪腐大案,只是地方官为行事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朱元璋不顾此事暴露出的制度不合理,以作弊为由,几乎杀尽各地掌印官员。朱元璋深知地方吏治多为衙门胥吏所败坏,乃从身份上极力贬低“吏”的地位,可谓殚精竭虑,唯恐有漏网之鱼。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定稿的《皇明祖训》中说,他“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所以能够随意操权,而后世“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故必须为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制度,以免为奸臣所欺。为此他费了30年心力,不断创制、完善这些制度,作为家法与祖制,要求后世绝对遵守,不许做“一字之改易”。

朱元璋认为权力与江山一体,皆是一家一姓之物,绝不容外人染指。朱元璋将一只只“螃蟹”捉进笼子里,就是为了防止臣下滥权坐大,出现权臣、藩镇、外戚、宦官、宠妃的各种干政行为,使主上失权,不利于朱家皇朝的万世基业。在这一点上,朱元璋与他的前辈帝王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一国之主,朱元璋对官员极端不信任,他曾说过：“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为此,他用严刑峻法治贪,杀人无数,直到晚年还在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与其前辈帝王不同之处在于,朱元璋忌讳用“术”来行使权力,对各种官场潜规则他都采取反对态度。一方面他亲自发动了针对贪腐官员的血腥战争,并且号召百姓也这么做;另一方面他耗尽心力,试图将所有的“螃蟹”(各级官员)都关进他的制度笼子里。尽管在朱元璋身后,他的许多定制要么被废止,要么改头换面,但各种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的原则却始终得到贯彻。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作为观察明、清政治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

对于现代企业,“螃蟹效应”是必须极力克服和避免的,然而它却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秘典和帝王权术,可见其追求截然相反：前者以效率为尚,后者以收权为高。

权力相制原则是明代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但它付出的却是行政效率低下、国力萎靡不振的代价。过于繁复的制度设计,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政府开支,也使得各机构之间职能模糊,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产生。

密谋之事莫乱讲

比齐澣泄密遭贬早七八年,唐朝中央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故,泄密者为姜皎,时任秘书监。两起泄密事故的性质和造成的危害虽然都差不多,但姜皎遭受的处分却比齐澣重得多,他先是被打六十大棍,然后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姜皎的弟弟吏部侍郎姜晦被贬为春州司马,其他亲朋受株连、被处死或流放的,还有好几人。姜皎死在流放途中。

姜皎是唐玄宗的老朋友。唐玄宗尚为藩王之时,就与姜皎结为心腹之交,成为铁哥们。唐玄宗平定“韦武之乱”尤其是诛杀太平公主时,姜皎又出过大力,所以唐玄宗对他一向很好,给予他的恩宠礼遇亦非其他大臣可比。姜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宫中,而且时常陪唐玄宗赛马击球,甚至如家人一样,可与皇帝和后妃们同席饮酒。姜皎得到的赏赐更是不可胜数,其中不仅有马匹、珍玩,还有宫女。有一次,唐玄宗与姜皎一起在宫中游玩,走到一棵树木之前,姜皎无意中说了一句：“这棵树真是太漂亮了!”唐玄宗一听,马上表态说：“爱卿如果喜欢,就让人移栽过去吧!”说完,真的下令将其移栽到了姜家的庭院之中。由此可见姜皎与唐玄宗的关系多么不同寻常。深得唐玄宗宠爱的姜皎,不久即由殿中少监升为殿中监,封为楚国公;他的弟弟姜晦,也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吏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专管干部,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姜氏兄弟于是成了朝野瞩目、权倾一时的人物。

然而,正是这个姜皎,后来却因为“坐漏泄禁中语”而遭祸。

事情是因唐玄宗打算废黜王皇后引起的。

王皇后是同州下邽人,出身官宦人家。当年唐玄宗为临淄王时,纳王氏为妃。景云元年(710年),唐玄宗起兵推翻“韦武集团”,王氏“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其兄王守一也是唐玄宗的得力助手之一,对事变的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唐玄宗做皇帝后,王氏理所当然地被立为皇后。

几年后,王皇后色衰爱弛,婚后又没有生孩子,唐玄宗对她的宠爱大不如从前。此时武惠妃颇受唐玄宗宠幸,内心里于是萌发了夺取皇后之位的企图。王皇后心中气恼,常常对唐玄宗出言不逊。在王皇后看来,自己与丈夫是患难夫妻,又有功于唐玄宗,发发牢骚,耍些小脾气,无非是希望丈夫改变对自己的态度。哪晓得唐玄宗是个很花心的人,喜新厌旧的他早已对王皇后失去了兴趣,如今王皇后又这样婆婆妈妈,吵吵闹闹,唐玄宗因此更加讨厌她了,废后的想法也由此而生。

但皇后是一国之母,不是随随便便说废黜就可以废黜的,必须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才能得到大臣的支持和舆论的理解。唐玄宗因此很想找人商议此事,请他们帮自己出主意。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老朋友姜皎可以说上心里话,便悄悄地把他叫进宫来,一起密谋废后之事。照理说,姜皎与王皇后都是唐玄宗的患难之交,这时应该帮王皇后说话,规劝唐玄宗放弃废后的想法才对。可能是姜皎胳膊扭不过大腿,也许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更可能是姜皎有意讨好唐玄宗,总之,姜皎不仅支持唐玄宗废黜王皇后,而且帮唐玄宗想出了一条废后的正当理由：王皇后品德上虽无大过,却没有生育儿子,夫为妻纲,无后为大,就以王皇后没有生育儿子为理由,废除其皇后之位。唐玄宗一听,立即拍手叫好。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颁发诏书,正式对外公布了。

众所周知,密谋之中的事,未正式实施前是绝对不能对外声张的,更何况是废黜皇后这样的机密大事,哪里能够随便乱讲!可这个姜皎真是昏了头,他从宫中一出来,就将这一禁中密谋说给其他臣僚听。消息传出,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不一会儿就传到王皇后家人耳中。王皇后愤恨姜皎参与密谋废黜自己,便指使妹夫李峤向唐玄宗告姜皎的状,使唐玄宗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唐玄宗非常生气。时任宰相的张嘉贞是两年前由唐玄宗亲自点名越级提拔任用的大臣,他感恩图报心切,于是迎合唐玄宗的旨意,以姜皎“妄谈休咎(吉凶)”为罪名,将其杖打、流放。这件事发生在开元十年(722年)八月。

姜皎泄露禁中机密,受到严惩,虽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他毕竟是朝廷高官,在朝堂上被打六十大棍,却是非常少有的,也是极不应该的。到了明朝,廷杖大臣虽然司空见惯,但在唐朝,这种事情却极少发生。另外,姜皎泄密,与亲朋何干?好几人为此而受到株连,更有被处死或流放的,岂不是滥施刑罚,过于残忍了?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对姜皎泄密一案的定罪量刑,确实显得随心所欲。张嘉贞后来为此事而遭人非议,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