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可以增加自己在博弈中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很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

明嘉靖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后来失去嘉靖皇帝的宠信而被免职,并被投入狱中。御史邹应龙和林润等人历数其罪状,把严氏父子陷害杨继盛、沈炼二位忠臣的事情大肆渲染。他们把奏折给首辅徐阶看,徐阶看过奏折后问众人：“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他?”众人愕然,齐声回答：“当然是要杀他!”徐阶一笑：“可若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炼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都是出自当今皇上的旨意。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到了皇上的忌讳。如果奏疏上达,皇上看了,必定认为我们是借严氏父子这件案子影射他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日后说不定又能重新得以大用!”

众人一听,惊立当堂,良久才说：“看来要重新拟状了。”徐阶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说：“立即按此抄一遍上奏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大事就不好办了。”

此时,在狱中的严世藩早已打探到大臣们奏折的内容,但不知道奏折已经被徐阶改掉了。他对亲信扬言：“你们不必担忧,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出去。”过了几天,御批的奏折下来,所列罪状中无一字提及他陷害忠良,而是指控他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同时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听说奏折内容有此变化,曾经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的严世藩顿时大惊失色,连呼“完了,完了”。

因为嘉靖年间正是倭寇祸害东南最为严重的时期,汪直之流与倭寇等内外勾结,使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剿灭倭寇是皇帝的头等大事。而严氏党羽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倭寇暗中勾通,自然是绝对不会为皇帝所容忍的。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严世藩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被处斩。曾经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也被免职,不久即在困顿孤独中死去。

严世藩恶贯满盈,但说他私通倭寇和蒙古人,却是一点也不靠谱。连徐阶的门生张居正都不以为然：严世藩该杀,但罪名不应该是反贼,而是奸党。后人评价这件事,也批评徐阶使用严嵩常用的栽赃陷害的办法来除掉严世藩,是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标,是对善的玷污。

但是公允地说起来,很多善只能用效果来验证,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阶和历史上所有的实用主义者一样,都是不应被苛责的。而且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徐阶的策略可以说是深刻地把握住了与嘉靖皇帝过招的关键所在。能用真实的罪名让严世藩伏法,是徐阶等大臣所喜欢的,但却是嘉靖皇帝不喜欢的。而杀掉“私通倭寇”的严世藩,则是嘉靖皇帝喜欢的,但同时会让徐阶等人背负上道德的压力。这里,皇帝和徐阶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希望除掉严世藩。

我们已经知道,单独上奏严世藩陷害忠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换一种方式,把陷害忠良和私通倭寇一起罗列到奏折中,效果又会如何呢?嘉靖皇帝会不会驳回第一条罪名,而以第二条罪名处决严世藩呢?

很遗憾,正如徐阶所意识到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嘉靖皇帝毕竟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元首,有逐项否决的空间。对他来说,只有全盘通过和全盘否决奏折的选择。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嘉靖皇帝在这场博弈中能够占得优势。因为皇帝的决策空间有限,因此徐阶等就只能妥协,选择一个能够让嘉靖皇帝接受的上奏策略。

在美国博弈论学者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等所着《妙趣横生博弈论》一书中,曾经以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为例,说明如何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待逐项否决权。

美国宪法规定,法案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应送交总统,总统应于10天内(星期日不计在内)就法案作出决定：签署法案使其生效,或者将其退回国会复议。如该法案经国会两院以2/3的多数通过,即行生效。但是因为总统一般会得到国会1/3以上的支持,因此退回也就意味着否决。除了以退回的方式否决,总统还有一种所谓的“口袋否决权”,又称搁置否决权。也就是说,如果国会在总统作出决定的规定期限届满之前休会,总统就可以把法案搁置不理,装进自己的口袋,使法案自行无效。

尽管有如上两种否决权,但是美国总统最想要的还是逐项否决权。美国国会曾在1996年立法赋予总统此项权力,但此法案在1998年的克林顿诉纽约市案中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2006年,乔治·W·布什总统再次提出总统应该拥有此项权力,但因为有1998年的判例,布什的愿望没有实现。

逐项否决权对总统来说真的如此美妙吗?迪克西特的观点认为：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可能会更好。原因在于,逐项否决权的存在会影响到国会通过法案时的策略。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1987年有两个支出项目正在考虑中：城市重建(U)和反弹道导弹系统(M)。国会喜欢前者,而总统喜欢后者。但相对于维持现状来说,双方更喜欢让两个法案都通过。

当总统没有逐项否决权时,他会签署同时包括U和M的法案,或者只包括M的法案,而否决只包括U的法案。国会清楚这一点,所以会通过两个项目都包括的法案。国会通过倒后推理,其实际行动将深受其作出选择后总统将如何行动的预见的影响。双方的妥协使U+M方案得到通过。

但假设总统有逐项否决权,国会预见到如果自己让两个法案都通过,则总统就会选择否决项目U,而只留下项目M。因此,国会的最佳行动是,要么只通过项目U,要么哪个项目也不通过。这两种选择的最后结果并无差异,那就是U和M都无法通过。对总统而言,他得到的结果也会因其拥有的额外选择空间而变得更糟。

无论是嘉靖皇帝还是美国总统,都是时刻处于对手的分析算计之下的。在他们单独决策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可能没有坏处,但是在博弈中,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却有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妙,这是因为一方的选择空间会影响到对手的行动。

要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有时并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否决权来达到的。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可以增加自己在博弈中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很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这一点也许算是对“欲取先予”和“欲擒故纵”等传统智慧的理性发挥吧。

制胜玄机皇帝翻脸如翻书

公元450年盛夏的一天,在北魏平城的官道上,一队皇家禁卫军押解着一辆木笼囚车走向刑场。车内,关押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囚犯。当囚车行到平城南郊时,几十名士卒对着囚犯轮流撒尿,囚犯仰天悲呼：“为什么要杀我?谁能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

这个备受凌辱的囚犯,便是南北朝时名震天下的谋士崔浩。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其父崔宏,人称“冀州神童”,而崔浩自幼便博览经史,精通玄象阴阳,比他的父亲更有才华。在北魏进击柔然、灭北凉、吞并夏国等重大战役中,崔浩屡出杀招,可谓功成名就。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将领们一致主张攻打柔然,原因很简单,柔然物产丰饶、牲畜满圈,女人的姿色更是出众。崔浩却没那么短视,进谏道：“柔然来的时候,像鸟一样瞬间集结;去的时候,又像野兽一样瞬间逃散,哪能追得上?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刑法又极为残忍,搞得民怨沸腾,如果要揍,我觉得就该揍他。”崔浩讲完这番大道理不久,便有好消息传来：大名鼎鼎的赫连勃勃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为了王位打得不可开交。眼见时机已经成熟,崔浩忙拿出“绝活”：用星象作为佐证,劝说拓跋焘马上出兵。崔浩在明元帝(北魏)时期,就以“灵验”异常的占卜著称,拓跋焘亦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亲率大军进击夏都统万,一举消灭了对方的主力。

第二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崔浩又献计说：“如果我们十几万大军全部抵达夏都统万城下,夏王赫连昌一定害怕,就更不敢出城作战了。如果我们只派一支精锐骑兵,把辎重留下,这样夏王就不会害怕,百分之百会出城迎战。等他一出来,我们就大举压上,捣毁他的老窝。”

拓跋焘依计行事。果不其然,夏王上当了,率队杀出城来。可正当双方摆开阵势、决一死战时,天公却不作美,一时间风雨突降,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

宦官赵倪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进言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的,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还是撤吧。”崔浩急了,厉声喝止：“刮风下雨是自然现象,怎能认定是天不助我?眼下,敌人贪图胜利,自然不会停止追击,我们埋伏一支精兵,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拓跋焘很看重崔浩,马上部署精兵全力反攻,夏军还真被杀了个落花流水。

作为多次战争的谋主,多谋善断的崔浩备受太武帝拓跋焘的赏识。拓跋焘曾召集众尚书,直言不讳地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要先征询崔浩的意见,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在同僚眼中,拓跋焘和崔浩明是君臣,实则比哥们儿还亲。

享受着一国之君赐予的尊崇,有些飘飘然的崔浩,显然忽视一个足以致命的事实：兄弟尚且反目,更何况是哥们儿。

太延五年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领着中书侍郎高允等人续修国史。皇帝编国史,虽然叮嘱崔浩要尊重事实,可真正目的却是想给自己“扬名立万”,这崔浩许是聪明过了头,居然真的来了个实事求是,将拓跋氏家族中一些不愿为人知的绯闻也写了进去,太武帝顿时大怒：“来人哪,杀无赦。”“别啊,我那么聪明,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又是你的大红人,怎能说杀就杀?”崔浩到死也没想明白,太武帝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其实,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北魏就是个大公司,太武帝是老板、是主子,崔浩只是个员工。老板需要聪明能干的员工,但也绝不会容忍员工窥探他的隐私,揭他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