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密和揭穿之间权衡恶意吐露的真相,胜过你能捏造的所有谎言。

——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

秘密和谎言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通常,一对夫妇刚来时,会带着出轨刚刚暴露造成的明显伤口。也有一些伴侣怀着他们之间的秘密坐在我的沙发上,两个人谁都不想说什么或去揭穿对方。我也无数次置身于这样的对谈中,情侣中的一方问另一方：“你有外遇吗?”哪怕询问者手握无可辩驳的证据,还是会遭到否认。有时,出轨的一方会故意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但配偶似乎并没有多想;有时,猜忌的一方会紧追线索,因为证据不足而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不忠行为,从一时的松懈、遮遮掩掩和白色谎言,到公然迷惑和心理操纵。不论是在冷酷还是善意的版本中,我都看到了秘密。有人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有人说谎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伴侣。还有具有讽刺意味的角色逆转——被欺骗的人通过撒谎来保护欺骗他们的人。

谎言的曲折和纠缠永无止境。许多出轨的配偶告诉我,他们的外遇意味着他们第一次不再对自己说谎。这充满了悖论,在一种基于欺骗的关系中,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第一次触到了真实,与他们现实的生活相比,这更为本质、真实和真诚。

与当地自行车店老板有两年的外遇后,梅根厌倦了躲避周围的人。然而,结束这种双重生活后,她的感觉更糟了：“现在我的内心在说谎。

我在欺骗自己,假装不跟他在一起也可以很好。”

并不是只有夫妻才与秘密做斗争。秘密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位女士借用她已婚朋友的电话,发现了一个陌生男人发来的轻浮短信;一位母亲知道儿子上周六没有和她在一起,但他告诉妻子是和婆婆在一起。当然还有“另一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他们不只是有秘密,他们本身就是秘密。

秘密和谎言是每一段外遇的核心,它们让情人更兴奋,也让被背叛的人更痛苦。它们让我们不知所措。它们必须揭穿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做呢?从“不问就不说”到详细的事后解析,对秘密的揭露是一个系统工程。诚实需要仔细审查。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吗?不说出来是不是更好一点?“你不知道的事无法伤害你”这句老话正确吗?

对某些人来说,答案很简单：保密就是说谎,说谎就是错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做法是承认错误,完全坦白、悔改和接受惩罚。主流的观点认为,开诚布公是婚外情后恢复亲密和信任的必要条件。撒谎如今甚至被视为侵犯人权。我们都应该知道真相,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隐瞒事实。

我希望事情能如此简单,用这些绝对的原则整齐划一地组织我们纷乱的生活。但是,治疗师们却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因为他们是与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在打交道。

曝光的困境

“和我上床的研究生怀孕了,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大学教授杰米瑞说,他认为自己只是偶尔放纵,“我无意破坏我的婚姻,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作为一个秘密长大。”

“一个和我勾搭过的家伙告诉我他得了疱疹。”露看上去很尴尬,“我男朋友有可能被传染,我是不是必须告诉他?”

“在我告诉她我不会再见她后,那个我开过玩笑的女孩在Instagram我的一张照片上加了标签。”安妮说,“我们只是接吻而已,但我的女朋友不这么认为。她一直在关注我,她肯定会看到这张照片的。”

许多人可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决定是坦陈事实。但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此明确。

“那只是一时的判断失误——我喝醉了,非常后悔。”丽娜说。在大学同学聚会结束后的晚上,她睡到了前男友的床上,那时她刚刚订婚几个月。“如果我告诉我的未婚夫,一定会毁了他。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出轨了,他总是说如果我对他不忠,一切就会结束。”是的,她提前就应该想到这点。但是,她的失误是否应该毁掉他们的整个生活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我妻子?”尤里问道,“自从我遇见阿纳特,我们就不再因为性吵架了。我不求她,也不烦她,家里一切都还不错。”

作为一种反抗,霍莉疯狂地爱上了她在公园遛狗时遇到的一只约克夏犬的主人。她想告诉她那“讨厌、霸道的”丈夫“他这是活该”,但诚实的代价也会很高：“按照他让我签的婚前协议,我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

南希在观看儿子的足球比赛时跟一位同学的父亲调情,这重新点燃了她沉睡已久的情欲：“我很感激自己的那部分苏醒了,我不仅仅是一位妈妈、妻子或仆人。但我更感激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她丈夫很高兴她重新找回了性活力,而她则在疑惑,要不要把自己的“精神出轨”告诉丈夫?南希坚信诚实意味着完全透明。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伴侣保持沉默、独自处理问题是否更为明智?真相的确能够治愈,有时坦白是唯一恰当的回应。我的同事丽莎·施皮格尔(LisaSpiegel)在向来访者讲坦露真相的智慧时,用了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问问自己,这是诚实的吗?是有帮助的吗?是善良的吗?

但真相也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破坏性甚至攻击性,并伴随着施虐狂般的快感。不止一次,看到诚实的做法弊大于利,我不禁会问：说谎有时是不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概念似乎不可思议。话说回来,我也听到过知情后的伴侣尖叫：“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告诉我!”

在一次治疗师培训中,一位在临终关怀中心工作的参与者向我寻求建议。“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想在临死前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生的不忠,我该怎么回应他呢?”我回答道：“虽然我明白对他来说这么多年后的‘坦白’,似乎是表达一种深深的爱意和尊重,但他需要知道,他可能会死得安心,而他的妻子将活在焦虑中。当他安息时,她会辗转反侧,在脑海里重复那些画面,失眠好几个月,这可能比外遇带来的折磨糟糕得多。这是他想留下的遗产吗?”

有时候,沉默就是关心。在你向毫无戒备的伴侣倾诉你的罪恶感前,考虑一下,你真正在意的是谁的幸福?你的灵魂净化真的像它看起来那样无私吗?你的另一半该怎么处理这些信息呢?

在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了情况的另一面。我曾努力帮助一位寡妇处理她的双重痛苦,一是她失去了因癌症去世的丈夫,二是她丈夫的临终忏悔让她失去了他们幸福婚姻的美好形象。尊重并不一定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而是要考虑对方知道后的感受。在权衡坦陈事实的利弊时,不要只从非此即彼的角度或抽象地思考,而要试着想象自己与另一半的实际情境,模拟对话：你们在哪儿,你们说了什么,从对方的脸上你读到了什么?对方会做何回应?

当社会规范让人们变得愈加脆弱时,“说,还是不说”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妇女仅仅被怀疑偷情就会被石头砸死或活活烧死,或者同性恋者被禁止见自己的孩子,那么诚实和透明度问题就应该在特定的背景和具体情况下来考虑。

治疗师应该保密吗?

与不忠行为打交道的治疗师,必须解决棘手的保密问题。传统的做法规定,给夫妻做治疗的临床医生不能为事情保密;为了让治疗更有效,出轨的一方必须停止婚外情或者如实坦白。否则,他们将被称作是个体治疗。我经常听美国的同事说,你不能把秘密藏在房子正中间。有趣的是,我的国际同行的说法截然不同——只要秘密还没有暴露,你就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一旦你揭开纱幕,就没有回头路了。他们警告,不要做不必要的揭露,因为这会给对方带来无谓的痛苦,也会损害双方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少数治疗师已经开始挑战美国关于秘密的正统观念,发现传统做法的局限性甚至是破坏性。我选择了所谓有策略地公开秘密。当我第一次见到一对伴侣时,我让他们知道我会与他们分开面谈,也会和他们一起面谈,并且我们的个人会谈是保密的。每个人都保证有一个私人空间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夫妇两人都必须签字确认。我把公开还是不公开秘密的决定看作是治疗本身,而不是治疗的先决条件。

这种方法并非没有副作用,我一直在努力克服它。当夫妻中的一方发现他们受骗了,会问我“你一直都知道吗?”而我必须回答“是”。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都很痛苦,但根据我们的协议这并不违背道德。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这是一种更有成效的立场。正如沙因克曼所说：“不能保密的策略会让治疗师成为人质,无法在夫妻关系中的关键时刻提供帮助。”[4g]

这个策略不仅适用于外遇。实际上,对我来说,转折点是和一位女士的谈话。她告诉我,在过去20年里,她和丈夫做爱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结束。她不喜欢他的气味,假装高潮。她知道这不会改变,也不认为这会破坏婚姻,所以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我意识到她的伪装,愿意继续为她治疗。我因此不得不问自己：这个秘密和别的秘密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这难道不比隐藏一桩外遇更严重吗?她的丈夫如果知道她一直在对自己说谎,会比知道她和别人上床,受到的伤害更少吗?为了能继续治疗,我应该坚持让她说出自己的厌恶吗?性秘密有很多种形式。然而,比起几十年来对婚内性行为撒谎,治疗师们更纠结于对婚外性行为撒谎。但在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层级中,不忠可能并不总是排第一位。

坦白真相,在不同的文化中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其关于保密的信息令人困扰。埃文·伊布尔-布莱克在她的《家庭成员的秘密生活》一书中写道：“如果文化规范曾把人类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变成令人羞耻的秘密,那么现在我们正与相反的情况做斗争——假设无论如何、无论何时、无论向谁坦露秘密,在道德上都优于保守秘密,并假设这种做法会自动地治愈。”[49]要理解对保密和实话实说的看法,我们需要研究当下对亲密关系的定义。现代亲密关系沐浴在自我表露中,要求真正地共享我们最个人、最私密的东西——我们的感情。从小时候起,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倾诉秘密的人。既然伴侣被认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相信：“我应该能够告诉你任何事,我有权立即、持续地了解你的想法和感受。”这种知情权,以及“知道等于亲密”的假设,是现代爱情的特征之一。

我们的文化崇尚绝对坦率的精神,讲真话被提升到了道德完美的层面。而另一些文化则认为,当一切都被公开、模棱两可被彻底消除时,带来的也许并不是亲密度的增加,而是不得不妥协。

作为文化上的混血儿,我使用多种语言。在沟通方面,我的许多美国来访者都更喜欢明确、坦率和“开诚布公”,而不是隐晦和暗示;来自西非、菲律宾和比利时的咨询者则更可能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徘徊,而不是选择赤裸裸的揭露。他们绕道而行,而非直言不讳。

当考虑这些对比时,我们必须考虑隐私和秘密之间的差别。正如精神病学家斯蒂芬·莱文解释的,隐私是我们通过社会约定达成的功能边界。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存在,但选择不去讨论,如月经、手淫或幻想;

而秘密则是我们故意误导别人的事情。同样的性饥渴,对一对夫妇来说是隐私,对另一对夫妇则是秘密。[50]在一些文化中,出轨行为通常被当作隐私问题(至少对男人如此),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它通常是一个秘密。

不花点儿时间去观察法国人——美国人最喜欢的比较对象——去讨论文化差异几乎不可能。德布拉·奥利维尔描述了法国人如何“喜欢含蓄而不是直率,喜欢潜台词而不是所直接听到的,喜欢深思熟虑而不是轻举妄为,喜欢隐而不显而不是显而易见,这与美国人完全相反”。[51]记者潘蜜拉·杜克曼因其著作《外遇不用翻译》采访了全球各地的人,详述了这些偏好如何塑造了法国人对不忠的态度。她写道：“在法国,谨慎似乎是通奸的基石,”她指出,与她交谈过的许多人似乎更愿意不说,也不愿知道。“法式出轨看起来像冷战冲突,双方都不会动用武力。”[52]回到牧场,四处弥漫着火药味。虽然美国人对婚外性行为的容忍度很低,但欺骗往往比它试图掩盖的越轨行为受到更严厉的谴责。隐瞒、掩饰和满口谎言是主要的冒犯,被视为缺乏基本的尊重。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只对比我们弱小的孩子、选民和雇员撒谎。因此,从私人卧室到公众听证会,一句话反复回响：“不是你出轨了,而是你对我撒谎了!”但是,如果我们的伴侣提前告知他们的行为,我们真的会感觉好一些吗?

对秘密的解读

阿米拉,33岁,巴基斯坦裔美国社会工作研究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揭开父亲秘密的那一天。“爸爸在教我开车。他的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奇怪的日本小饰品。一天,我想把它拿下来,他拦住我,告诉我那是当出轨被揭露后,困境才刚刚开始。

每走一步,问题都会不断涌现：

该承认什么?承认多少?怎么做呢?

他的秘书悠美送给他的礼物。七年后,爸爸让我在他的手机里找一个地址时,我又听到了那个名字。我找到了一连串来自悠美的信息。然后我就明白了。”

“他知道你知道这些吗?”我问她。她摇摇头。

“你会告诉他吗?”

“我真正想告诉他的是‘学会删除你的短信!’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他怎么做。我只希望他藏好自己的行为。我不喜欢他在欺骗我妈妈时我给他当同谋。”

“你考虑过告诉你妈妈吗?”我问。她马上说没有。

身为第二代移民,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就来到了美国,所以阿米拉接触的是两种文化。她知道她的沉默不合常规。“我的美国朋友会马上去找他们的妈妈,会把揭露秘密当作是正确的和应该关心的事。”但是,尽管她在堪萨斯郊区上学,当谈到家庭问题,阿米拉的思维根植于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没错,我们重视诚实和信任,”她说,“但我们更重视保护家庭。”

阿米拉的决定几乎理所当然。逻辑如下：“如果我告诉她,然后呢?家庭破裂?让我们努力建立的一切分崩离析?像冲动、自私的美国人一样最终与父母中的一个过周一至周五,与另一个过周末?”

她确实替妈妈感到愤怒和怨恨。“但是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她补充道,“要知道,他们是包办婚姻。我知道我妈妈对于性的话题感到非常不舒服,而我爸爸好得多。我的直觉告诉我,他选择了一种让我们一家在一起的方式。也许我妈妈宁愿不被打扰。这感觉很公平,所以我能和它和解。除了这个污点,我爸爸是最正直的父亲、丈夫和公民。我为什么想要毁了他所有这些重要的东西呢?”

“这对你妈妈不尊重怎么办呢?”我问。

“在我看来,我父亲认为,不向我们谈论一些我们无法承受的事,动摇家庭的核心,也是尊重我们的做法。对我来说,我发现无论遇到什么,对自己守口如瓶就是尊重。我不敢把这个真相公之于众,使父母感到羞耻。我为什么要那么做?那样我们就‘诚实’了吗?”

显然,认为讲真话代表着尊重的信念,并不是普遍适用。在许多文化中,尊重更可能用温和的谎言来表达,目的是保持颜面和内心的平静。这种保护性的不透明被认为比可能导致公开羞辱的披露更可取。

阿米拉的逻辑是一种悠久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种文化遗产已从巴基斯坦延伸到所有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她的框架是集体主义的,在这种框架下,家庭忠诚要求在不忠和秘密之间做出妥协。当然,我们可以从性别政治的视角来看待她的处境,把她的解释看作一种对父权制悲哀而巧妙的辩护。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保密可能对儿童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正如我的同事哈里特·勒纳所强调的,保密“在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造成了裂痕,就像一条充满困惑和痛苦的地下河,影响着一切。这往往导致幼儿和青少年的问题行为,然后他们被送去治疗,而焦虑和痛苦的真正根源却从来没有明确”。[s]

可是,阿米拉的选择比她的同学玛妮更痛苦吗?那个24岁的纽约姑娘仍旧深受那一天的折磨。那天,她抓到了妈妈的“秘密电话”,把它丢到了楼下她爸爸的手中。“他应该知道她在欺骗他!”

玛妮知道她妈妈和她的推拿师有几年的地下情。“她把自己的秘密电话藏在洗衣篮里,花好几个小时‘熨烫衣服’。是的,没错,她不是那种家庭主妇型的。”在那灾难性的一天,“我妈妈开始疯狂地哭泣,说道：‘天哪,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我的世界在几个小时内轰然崩塌。现在,我们的家庭完全分裂了。星期五美式餐厅不再有四人晚餐,假期也不再有大型家庭聚会。我最后一次看到爸爸妈妈在一个房间里,是我15岁的时候。”

玛妮还在为手机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可逆转的后果而苦恼,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质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那么做。她的价值体系与阿米拉截然不同,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个人主义的框架下,个人的“知情权”胜过了家庭和谐。撒谎对玛妮来说是绝对错误的,而对于阿米拉,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我经常目睹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紧张对立。一方指责另一方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另一方则以诚实的名义破坏性地泄密;一方为另一方在男女之间建立的距离感到震惊,另一方则认为,单一的直截了当也是对爱的伤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各有利弊。由于我们往往会陷入自己的思维模式,因此了解来自其他国家的邻居是如何用完全不同的伦理和逻辑来处置相同情况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许多人都是多元文化之子,这些对话已经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和思想中。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当出轨被揭露后,困境才刚刚开始。每走一步,问题都会不断涌现：该承认什么?承认多少?怎么做呢?此外,我们告诉别人什么,取决于我们愿意向自己承认什么。我遇到的人很少会冷血地对他们的爱人撒谎。通常,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精心地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行为经济学专家丹·艾瑞里写道：“某人是否倾向于不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为自己辩护。”[54]他解释说,我们都乐于照镜子并对镜子里的自己感觉良好,但我们也想做一些自己知道不太诚实的事。为了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我们的内心会对自己的各种欺骗行为进行合理化,这是被艾瑞里称为“自我蒙骗”的道德诡计。

在处理不忠行为的影响时,重要的是把这些合理化解开。否则,我们会以真相的名义把它们倾泻在伴侣身上。一直以来,凯瑟琳都有所觉察,当她再也无法容忍丈夫唐的情绪和性缺失时,她仔细查看了他的iPad。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她现在想要的只有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什么也不要。唐来找我咨询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唐是一位60岁的芝加哥本地人,看上去很年轻。他从小生活贫困,有一位努力工作的父亲和同时打两份工、受人尊敬的母亲。他的努力工作创造了舒适的生活。他还作为社区的领导人物为选民服务。凯瑟琳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们已经结婚22年了。从唐进入我的办公室起我就发现,很显然他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他一直爱着他的妻子,却从来没有对她忠诚过。

首先,我请他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凯瑟琳知道他的两个情妇莉迪亚和谢丽尔。她也知道,她们和他在一起几十年了。她们住在对面的海岸上,离他家既方便又有一段安全距离。当他为自己的三重人生规划出一套逻辑时,我感觉到他对事情败露有点恼怒。毕竟,他非常小心谨慎地处理着自己的三重生活。他承认,风流韵事带给他的乐趣在于,当他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私人世界时,他获得了一种控制感。

现在凯瑟琳知道了基本的事实。她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要怎么跟她说呢?”我问。

“呃,事实是,我在家里没有满意的亲密关系,所以我才找了其他女人。”

在他还没有告诉妻子的数百种事实中,他要选择从这一点说起吗?显然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请唐考虑这会让她有什么感受。更重要的是,这是否像他认为的那样真实?或者这只是他的一种合理化解释?

“你真的认为,如果你和妻子有更好的性关系,你就不会找情人吗?”我半信半疑地问。

“我会。”他坚持说。接着他告诉我了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故事,关于更年期、荷尔蒙、妻子自我意识增强和他很难维持勃起。而与他的情妇们,他就没有这样的麻烦。这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在告诉妻子他这么做是因为她缺少什么之前,他需要先问问自己,他自己的行为中缺少了什么。我怀疑,如果问凯瑟琳的话,她可能会认为,由于他长期的情绪消沉,他们的性生活变得沉闷而缺乏想象。唐看上去有点儿不自在。我继续推进。

“想象,是这里的关键词。有了外遇,性兴奋在你动身赴约时就被唤醒了。你不需要蓝色药丸,因为让你兴奋的是情节、计划和精心挑选的衣服。所有期待都是欲望的燃料。而当你回到家,你做的第一件事是脱下漂亮的衣服,穿上旧运动裤,没有人会对你感兴趣。”

唐似乎被我的直率吓了一跳,但他听得很认真。他绝不是第一个到我这里来抱怨家里性无聊的男人或女人。我不否认家庭生活对性欲的抑制作用。但是,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婚外情的时候,与妻子就更不可能有性生活了。与其把自己的婚外情归罪于家中平淡无奇的性生活,或许更应该把与妻子性生活的乏味归罪于婚外情。此外,在他第一次婚姻和之后的每一段关系中,他都一直长期出轨。这和荷尔蒙、年龄或性兴奋无关。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明白你想对妻子说的话不是真的了吗?这些是你的合理化解释——你讲给自己的故事,用来证明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试着找一些更诚实的事情来告诉她。”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唐。他不是一个陶醉于征服的唐璜。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他是一个真正爱女人、尊重女人的男人。他的母亲、姐姐、姨妈和老师抚养并塑造了他。当他还是个十几岁的男孩时,他十分缺乏自信,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水平低下和出身卑微。他发现,让自己感觉更有男子气概的方法之一,是和强大、有成就的女性在一起。他的长期情人(和他妻子一样)都是高学历、“年龄适宜”、有自己的孩子、不再寻求更多的完美伴侣——既然他清楚地告诉她们他永远不会离开妻子。他细心,尊重人,忠诚。有人会称他为真正的绅士。

她们互相知道吗?我问他。他承认,他的第一个情妇知道他有第二个情妇,而第二个情妇只知道他有妻子。他向第一个情妇保证他不再和第二个情妇上床了,却并没有遵守承诺。同时,就像他告诉我的那样,他也告诉她们俩同样的半真半假的话：他的性需求在家里得不到满足。慢慢地,当我们揭开他错综复杂的恋情关系网时,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对三个人说谎。

在三个人之间周旋生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早年唐的生活中只有一个小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扰越来越多地构成了他的整个生活。秘密像蘑菇一样四处泛滥。你不能告诉你的伴侣6点到8点你在哪儿,因为你可能不得不告诉对方从4点到5点你在哪儿。你以为把一切都放在一起了,实际上却变得更加破碎。如果唐能把碎片重新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他将不再那么游离,对自己和妻子也会更加坦诚。

“凯瑟琳还问了什么?”我问道。

“我答应她,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但是她问我,‘如果你有机会这么做,什么会阻止你?’我告诉她我不会再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如果她发现,我们的关系就没有希望了。”

唐强调的是被抓住的恐惧。这是实话,但还有更多。如果他直接跟凯瑟琳坦白自己天生就不属于一个女人,会发生什么?

他对这个想法很吃惊。“不,我从没有那样说过。我总是害怕她的反应。我想她会说她可没有签这样的合约。”

“很对。我不是建议你把你的后宫强加给她。问题是,她也没有同意你说谎。你从来没有给过她选择的机会。按约定,如果你背着别人行动,你的行为就是单边的。”

唐的惊讶逐渐缓解。“我爱我的妻子,但我也爱别的女人。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承认这一点很有帮助。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对凯瑟琳也没说过,甚至对我自己也没说过。”现在我们达到了说真话的一个新高度。在出轨暴露的情况下,我经常听到悔过的伴侣承诺再也不会被别人吸引。这其实只会导致更多的谎言。更现实的说法是：“是的,我可能会觉得被吸引,但因为我爱你,尊重你,我不想再伤害你,所以我会选择不采取行动。”这是一种更诚实可靠的说法。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唐想对妻子说什么了,接着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怎样去做。我建议他先写一封信。手写(因为这样更个人化)并且亲手递交。

这个目标是三重的。首先,要对他造成的伤害负责,特别是对他在亲密关系中只给妻子分配他的一小部分自我负责。其次,向她展现他的脆弱,关于他的癖好,多年来他如何以她为代价为自己辩护。第三,向她倾诉他的爱,为他们的关系努力。

多年来我发现,比起让不忠的伴侣列出一份详尽的修复清单——酒店、约会、旅行、礼物——情书更有助于关系的修复。我认为唐需要承认他是一个欺骗大师,而了解每一个谎言的细节对他的妻子没有益处。

一周后,唐又来找我,告诉我凯瑟琳被他信中的真诚和努力感动了,但她仍然很谨慎——想要相信,却又害怕去相信。我对这对夫妇充满期待。尽管唐给了自己隐瞒和自私的权利,但他也一直爱着他的妻子。从第一次会谈开始,我从他谈论妻子的方式中就听出来,他对她充满崇敬、喜爱和钦佩。凯瑟琳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但唐的秘密生活并没有破坏她对他的爱和尊重,也没有破坏她对自己的尊重。她决心不让这场危机改写他们整个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指导唐尽可能小心真诚地结束了与两位情人的长期关系,并继续与妻子重建亲密。不止一次,当凯瑟琳问起他的行踪时,他下意识的反应是说谎——这个坏习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改变,但他承诺完成任务。每次他给她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他都对沟通的简单感到惊讶。他们的磨难还没有结束,但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将会更坚强、更紧密地走出这场危机。

你想知道多少?

我既为唐这样惯于说谎的人提供心理辅导,也为那些被欺骗的人提供心理咨询。通常认为,人们想要了解一切,但我们很快就能判断出哪些人是自愿选择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

卡罗尔一直都知道她丈夫是个酒鬼,但她现在才知道,他喜欢喝酒时找应召女郎。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她告诉我,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知道更多。“那是你的选择,”我告诉她,“如果你不想知道所有细节也没关系。让他自己承担责任,负责去明确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人。”

另一些人则觉得有必要知道详尽的细节。为了保护他们免受信息过载的影响,我提醒他们：一旦你知道了,就必须处理知道的后果。我经常问：你真的想要知道答案,还是想让你的伴侣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我把两种探询区分开来,一种是侦探式的问题,意在挖掘肮脏的细节,另一种是探究式的问题,意在搞清楚意义和动机。

侦探式探询包括：你和他睡了多少次?你们在我们的床上做了吗?她高潮来的时候尖叫吗?她多大了?你舔他了吗?她刮毛了吗?侦探式询问会留下更深的伤疤,而且往往会让人再次受到伤害,联想到你总是失败者。没错,你需要知道他是否采取安全措施或你是否需要去医院检查,你需要知道你是否应该担心自己的银行账户,但也许你不需要知道她是金发还是黑发,她的乳房是不是真的,他的阴茎是不是更大。审讯、禁令甚至法医证据,都无法从根本上缓和你的恐惧。而且,它们使和解更困难。如果你选择离婚,它们将成为法律诉讼的材料。而另一种询问方式则可能更有利于重建信任。

探究式询问认识到真相往往超出事实。它们包括：帮助我理解外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你在寻找外遇,还是它只是碰巧发生?为什么是现在?你回家时会是什么样?没有跟我在一起时,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你觉得你有资格出轨吗?你想让我发现吗?如果我没有发现,你们会结束吗?你会因为公开松一口气,还是宁愿保持沉默?你想离开我吗?你认为你应该被原谅吗?如果我原谅你,你会更尊重我吗?你是否希望我离开,这样你就不必为家庭破裂负责任?探究式询问提出了更多启发性的问题,探讨事件的意义,侧重于分析而不是事实。

有时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却藏在背后。“你跟他有什么样的性关系?”背后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的性生活?”你想知道这一意图是合理的,但怎么去问,却会对你内心的平静造成不同的影响。建议把所有侦探式询问转变成探究式询问,不妨先问问自己：如果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会对我有什么帮助?这可以使你获得更有益的询问方法,既尊重想要追问的原始意图,也能避免落入不必要信息的陷阱。

我的来访者马库斯觉得,要再次信任对方,他需要知道一切。他痴迷于不住拷问帕维尔,让他精确描述他的同志交友活动。虽然我理解马库斯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掘宝”行为,不仅不能让人安心,还会导致更多的愤怒、更少的亲密感以及更多的管制。

合乎情理的是,事情发生后夫妻在某些限制上达成一致来保持内心的平静——例如,不再与出轨情人见面和交流,或下班后直接回家而不是去泡吧。但人们往往认为,骗子丧失了所有的隐私权。在网络时代,以重建信任的名义,受骗的伴侣要求对方公开手机、电子邮件密码、社交媒体账号等。心理学家和作家马蒂·克莱因指出,这不但不能增强信任,还会阻碍信任：“你无法‘阻止’别人再次出卖你。他们要么选择忠诚,要么不选择。如果他们想不忠诚,世上所有的监控都无法阻止他们。”[5s]

信任和真相是一对亲密的伙伴,但也必须承认,真相有各种形式。

根据我们可能做出的选择,对我们个人和伴侣来说,什么是有用的真相呢?知情会让人感到清晰,而另一些则只是给了我们幻想用于折磨自己而已。把我们的问题指向出轨的意义——渴望、恐惧、情欲和希望——提供了一个替代受害者成为警察的角色。真正的好奇心会创建一座桥梁,成为迈向亲密关系的第一步。我们成为了解和修补的合作者。出轨是私人企业,而创造意义是合资企业。

但首先要认识到的是,

我们永远无法消除这种困境。

调和情欲和家庭的矛盾

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