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经济越平等的国家,认同“大多数人都能被信任”这一观点的人比例就越高。

这一规律同时适用于美国不同的州,一个州经济上越平等,那里的居民就越相信对方。如果我们相信对方,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安全,担心的事情也会更少,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把别人当成合作者,而非对抗者。

信任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一直在减弱。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财富增长迅速,但社会不平等凸显,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像自由落体一样下跌。

不平等产生不信任、对抗、仇恨和愤怒。全球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都处于上升的趋势,我们曾经能体验到“电梯效应”,穷人和富人的经历相同,起起落落;现在穷人们被远远甩在了后面。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被抛弃、害怕和愤怒。

关于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病态,诺丁汉大学社会流行病学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以及约克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凯特·皮克特在《精神水平：为什么平等造就更强大的社会》一书中总结得很到位,高企的不平等削弱了人们感同身受的能力,夺去了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并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更多的暴力事件,更高的犯罪率、肥胖率和青少年生育率。

但我认为,能够揭示这个问题的最有趣的研究之一是2015年由凯瑟琳·德赛勒思和麦克·诺顿进行的针对“空怒症”案例的研究。

空怒症指的是乘坐飞机让乘客产生生理和心理压力,从而导致出现不守规矩和暴力行为的症状。具体包括对空服人员使用威胁态度,脱了裤子穿着平角内裤坐飞机等,一个人甚至掐前排乘客的脖子让他窒息,就因为前排的人把座椅靠背放了下来。

这两位分别来自哈佛商学院和多伦多大学的教授不仅研究了诸如空怒症是否同座椅的大小和航班延误有关,还试图发现该症状与社会中微观的社会层级差异,即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他们发现飞机上头等舱的存在导致了空间分配的不平等,而这会引起经济舱乘客的空怒症更频繁发作。在一架配置头等舱的航班上,经济舱旅客把前排乘客掐窒息的可能性要高4倍。研究者表示,事实上,有头等舱的航班造成空怒症的概率与航班延误九个半小时是相当的,甚至比后者更高。

但表现很差劲的乘客不只是来自经济舱,当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对身份越在意,他们就越有可能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变得更缺少同情心,觉得自己有更多的权利。

此外,我觉得这一点很妙,那就是研究发现,那些登机时需要穿过头等舱的经济舱乘客空怒症更容易发作。

总体来说,你可以从飞机的前部、中部或后部登机,但只有从前面登机能让你看到头等舱乘客能享受到什么礼遇。看到免费的香槟,可以完全放平的座椅后背,以及头等舱乘客脸上自鸣得意的笑容,使经济舱乘客把手放在别人脖子上的可能性增加两倍。

包括座椅大小在内的其他因素则无关紧要。这项研究论证表明,不仅要考虑突破飞机、办公室和体育场的设计来理解和抵御反社会行为的出现,还要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来解决不平等问题。

在很多方面,英国是实践提升民生福祉的先驱。举个例子,每年,年度人口调查都会询问16万人4个关于民生和福祉的问题,比如“总体来讲,你昨天多幸福?”“总体来讲,你对现在的生活多满意?”“总体来讲,你昨天感觉多焦虑?”“总体来讲,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自己人生中所做的事情有价值?”这些问题给了我这种书呆子很好的机会去理解,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投票支持“脱欧”,又是为什么一些人在“脱欧”公投中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内。

根据新经济基金会的研究,幸福的不平等程度是不同地区是否支持“脱欧”的预测指标。幸福指数的最大差异存在于威尔士峡谷的布莱耐格温特地区,在那里,大部分的人都支持英国离开欧盟;而在有最小差距的地区,包括东柴郡和福尔柯克两地区,这里的大多数投票者都支持“留欧”。总体来说,在全英国20个幸福感差异最大的地区,57%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而在差距最小的20个地区,赞同“脱欧”的为43%。

在“脱欧”公投举行的3个月前,幸福研究所指出,幸福感不平等对整体民生幸福的负面影响比收入不平等要强烈得多;同时新经济基金会也表示,收入不平等跟投票支持“脱欧”没有任何联系,幸福感的不平等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也支持了如下的说法,即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主观感觉和我们将此同他人进行对比的做法,对评价自己是否不满意和被遗忘起到了更好的指示作用。当我们面对不平等时,我们感到愤怒,其他人也一样,因为我们总是会对不平等和不公正做出相应反应。

幸福感的不平等

选择“脱欧”的投票者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