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刻着一首诗,其中耳熟能详的一句为：

把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暴风骤雨中翻覆的惊魂,全部给我。

同露易丝交谈过后,我理解了那些疲乏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找到能自由呼吸的新大陆。但离开自己的祖国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变化有点太剧烈了。而换老板或许是个比较容易的替代方案。

大约5年前,我告诉父亲我要辞职。那时候我在一个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智囊机构中担任国际事务主管一职,工作稳定,待遇优厚。

“那你打算干什么?”父亲问道。

“嗯,我想去研究幸福。我想建立自己的智囊机构,叫幸福研究所。”

然后是片刻的寂静。

“我觉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当时有人认为在经济刚刚从危机中复苏时,建立一个研究幸福的智囊机构不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但是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说,考虑工作时,你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潜在的收入上,而应该关注你从这行能收获多少满足。“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都会倾注在工作上,所以应该做一些让你乐在其中的事情。”

“在考虑工作时,人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潜在的收入上,而应该关注从这份工作中能收获多少满足。”

——沃尔夫·维金

创业的头几年很艰难。没钱,没闲,我从没这么努力工作,却赚这么少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充满乐趣。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体会的人。

“我甚至觉得这不应该被称作工作。我们应该叫它‘创造’。我们总能创造出些什么东西。这也创造出一部分我,成了我的身份。真正的幸福也来自这里。”维罗妮卡作为一名涉足时尚行业的丹麦社会企业家,她还是一股自然的力量和一座快乐的灯塔。去年夏天,我见到了她和她丈夫,还有他们的女儿,他们之前为了寻找完美的羊驼毛在秘鲁待了一个月。当一年后我再次跟她聊起来时,他们全家刚刚从泰国待了一个月回来,这次是为了寻觅完美的丝绸。这次见面时维罗妮卡有所不同,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他们全家这两次旅行其实去了相同的地方——监狱,女子监狱。

“事实上,我女儿只跟着我们去了秘鲁的监狱,她没去泰国。”维罗妮卡笑着说道。

维罗妮卡了解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被囚禁的女犯人们很多都是因为贫困才犯的罪,之后她便在哥本哈根创立了时尚品牌“卡塞尔”(Carcel),那些在狱中的女性把时间转化为技术和有收入的工作,赚钱支持自己的生活,送孩子接受教育,并攒下来一些为出狱后重新踏入社会做准备。这样做是希望能最终打破贫穷和犯罪的恶性循环。每一件产品上面都标着制作者的姓名。产品均在女子监狱中制成,工资由监狱方发放,这些钱为女犯人养活自己和家庭提供了帮助。

从零开始创业很艰苦。“我穷,但我快乐。创业的工作量比正常的工作大得多。但我不会用这份事业去换世上的任何工作。创业后最大的变化是你等于工作。我成为母亲,当上公司老板,作为爱人,交朋友没有先后顺序。我就是维罗妮卡,一直都是。这才是让我感觉快乐的原因。”

维罗妮卡不是特例。据《世界幸福报告》显示,创业者在很多方面并不如意,比如收入、工作时长和工作保障等,尽管如此,他们整体的工作满意度却往往比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高,至少在经合组织成员国是这样。

为什么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创业者比有固定工作的人更幸福,而不是在那些略贫穷的国家?答案就藏在决定创业的原因中。开创自己的生意是因为我们想这么做,还是因为正规就业市场中没有机会?

创业者的工作时间比有固定职业劳动者要长。可能因为手头紧,他们会偶尔在朋友家借宿,但他们却更快乐。至少研究报告可以说明这一点,创业者不仅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还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创业者都是怪人。我们更乐观,其中一位还在经营宠物狗安眠舱。当人们从固定职业者变为创业者时,他们的幸福感一定会增加,原因是什么?

创业企业家有明确的使命感和人生的规划,研究也指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能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这其实是为工作和生活创造快乐的源泉。

创业者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他们却有很多自由来追寻自己的激情所在,对客户说“不”,以及根据家庭的需求来安排工作日程。

维罗妮卡解释道：“我对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有着绝对的决定权。因为抚养年幼的孩子,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会变得困难,但创业者却可以为日常生活制定不同的安排。对我来说,这种安排会围绕着孩子的需求。如果某天早上我觉察到我女儿的情绪有点低落,那么我会晚上班一小时,再给她读一本书,因为我没有老板命令我什么时候必须上班。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为她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总之,我们在创造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虽然大家都渴望创业者所享受的自由,却很少有人想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所以,作为一名有固定工作的雇员,让自己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度的方法还是很值得思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