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团队于2009年6月成立,完成了一项临床试验来测试时间观疗法的重要性,从而判断时间观疗法是否可以帮助患者。图B-1显示了这一研究的结果。

方法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每年6月都要收集数据。目前的研究详细分析从2009年6月的试验开始一直到2011年6月最近一次收集的数据。试验的参与者及其步骤会在以下小节中进行详细叙述。

参与者

关键变量

m——平均数或所有数据的数学平均值。

n——调查研究中参与者数量或样本大小。

p——概率;获得被实际观察的检验统计量极小值的可能性,也提供了对某事可能发生的概率的定量描述。概率比例尺从0到1;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接近0.而常见事件发生的概率接近1.

r——测量变量对内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相关系数;应用最广泛的相关系数的类型是皮尔逊系数。

SD——标准差;指数字的变化或者数字的离散程度。

t——双侧检验的统计符号;t检验是利用两组数的平均数值来评估它们的不同之处。

我们的样本由30名男性退伍军人组成,混合了不同的种族、年龄(m=64.77.SD=10.35)、婚姻状况以及军事作战史。所有人都经历过一场美国参与的战争(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不在此列,因为当前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中没有人曾在那个国家服役)。他们都生活在毛伊岛,并且都是索德接诊的病人。2011年,有两个退伍军人中途退出了治疗(由于这项研究的目的,他们的报告并未包含在内)。

步骤

在开启时间观疗法项目之前,所有患者都带着一份完整的临床评估报告,它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中的至少三项：伯恩斯焦虑量表(BAI)、伯恩斯抑郁检测表(BDC)、创伤后心理诊断量表(PDS)、军事应激障碍核查表(PCL-M)、创伤症状量表(TSI)、汉密尔顿焦虑等级量表(HARS)以及贝克抑郁量表II(BDI-II)。他们进入该项目的时间决定了被给予的测试。因为多年来,测试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项试验中研究者选择运用最新被使用的测试来确保从该起点出发的所有患者都会受到除了津巴多时间观量表之外的相同基准临床评估检测(即伯恩斯焦虑量表、伯恩斯抑郁检测表以及军事障碍核查表)来理解每位患者的时间观。为了将它们和先前的预评估结果做比较,所有的分数都被转换成了标准的李克特量表(注：李克特量表是一种运用调查问卷详述同意或者不同意水平的评级工具)。

存在该纵向临床试验的四个波段,患者每年6月都会在毛伊岛接受测试：时间波段0——先期测验(2009年1月以前先于接受治疗且没有津巴多时间观量表时的分数);时间波段1——2009年6月;时间波段2——2010年6月;时间波段3——2011年6月。对时间观治疗的平均疗程数目做如下分解：时间波段1.m=44.00.SD=31.12;时间波段2.m=8.67.SD=6.92;时间波段3.m=6.03.SD=6.35.其整体平均数是m=58.70.SD=39.11.所有30名患者都在时间波段1接受了时间观疗法的治疗。在时间波段2(时间观治疗疗程的平均次数,m=11.30.SD=5.72),只有23名患者积极地接受了治疗。在时间波段3(时间观治疗疗程平均次数,m=9.53.SD=5.51),19名患者仍在参加时间观治疗。其整体临床试验平均数是m=7.35.SD=6.83.由于这19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性,他们选择了继续接受时间观治疗。1

结果与讨论

前数据和后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t=4.19.p=0.001),抑郁水平(t=7.08.p<0.0001),焦虑水平(t=5.29.p<0.0001)。清楚地表明了相对于时间观治疗前的测试来说,有什么帮助患者取得了临床评估上的更佳水平。

现在享乐主义与患者参加的时间观治疗的疗程数目呈负相关(r=-0.43.p=0.02)。患者参加的时间观治疗疗程越多,他“通过寻找娱乐活动以活在当下”的可能性就越小。

未来导向与后数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呈负相关(r=-0.36.p=0.04)。患者对未来的认知或把握越大,那么他目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就越低。

当前宿命论和对过去的消极定位的核心作用

当前宿命论与年龄呈负相关(r=-0.45.p=0.01)。患者的年龄越大,就越能理解当前的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当前宿命论与前数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呈正相关(r=-0.56.p=0.013)。患者越能理解当前的生活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非未知命运的一部分,那么他进入项目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就越低。

当前宿命论与后数据的焦虑水平呈正相关(r=0.54.p=0.002)。患者越感觉到他目前好像失控且是未知命运的一部分,那么他现在就越焦虑。

当前宿命论与后数据的抑郁水平呈正相关(r=0.07.p<0.000)。患者越感觉到他目前好像失控且是未知命运的一部分,报告中的抑郁水平就会越高。

当前宿命论与后数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呈正相关(r=0.36.p=0.046)。患者越感觉到他目前好像失控且是未知命运的一部分,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就越高。

研究发现,对过去的消极定位与后数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焦虑症水平呈正相关(r=0.47.p=0.006)。这表明患者现在对过去的观点越消极,那么目前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抑郁症水平和焦虑症水平就会越高。

未来的测试

作者希望每年都能够继续进行这个项目,并将原来的临床评估变为永远将津巴多时间量表作为一个稳定的基线而包含在内。目标是要在许多年里都坚持每年夏天进行测试以收集患者进步的系统化纵向数据。这也要考虑到监控任何挫折,例如同早期的结果相比产生更高的过去消极体验、当前宿命论以及未来消极观分数,或者是更低的过去积极体验、现在享乐主义以及未来积极观分数。

亲社会行为

伴随着他们的军旅生涯,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在寻求通过加入退伍军人管理局和非政府(退伍军人的)组织来重塑他们强烈的亲社会军事经历。对其他人来说,作为其症状的一种表达,则完全回避亲社会行为。2

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社交回避是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常见症状。相反,社会接纳和他们尊敬并认同的同辈的鼓励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团体治疗已经在减少孤立和社会污名方面表现了其有效性。3当被置于这一治疗方法当中时,患者曾于其中表现出退缩、创伤应激症状或者两者兼有的先前研究就表现出了好转的迹象(即和家人及医务人员关系的增进、症状控制的增强、更少的情绪紊乱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提升)。

我们已经发现最好先用一种患者教育方式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进行单独治疗,他们能在这种方式中确认、理解和平衡自己的时间观。下一步是通过社交将他们介绍给其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认识,那些人明白未来积极时间观的价值。结果就会向着一个积极强化的和有活力的未来时间观的方向发展。

归属感和集体感是减少面临不幸时的消极、暴力以及自我毁灭式的应对反应以及增加亲社会型公民参与的核心部分。4认知、了解以及应对不公也是重要的。根据杜兰特等人和格罗佛5的研究,应对不公的目标感和行动途径是提升社会抗逆力、减少心理症状和年轻人参与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

在军队,经验丰富的美国士兵把秘诀传授给经验少的士兵。退伍军人也是这样。多亏了他们社会网络的强度,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来说,相信那些使用了这种方法而取得成功的其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就容易得多了。6

按照达席尔瓦及其同事的观点,亲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从现实的亲社会参与、由参与获得的报酬感知、对他人的依恋以及对亲社会价值的信念中演变而来的。7对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来说,这积极的强化在激活和运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自我强化。发现了一个更美好未来(并且改善了他的现状以及对过去的想法)的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向其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友推荐这一方法。当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在为自己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且帮助他们的退伍战友跟随他们也进入那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极幸福的。

出于这些原因,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所实施的时间观治疗模式的社会层面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因为同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退伍军人行为的社会影响极为强大,这些社会层面也自然应当拿来使用。8他们很容易回想那些他们能否活命取决于对自己的战友的信任的时光,他们的战友现在退伍了,他们曾是经验更加丰富也知道如何活下去的军人。这个强烈有力的社会联盟已经被证实是成功的时间观治疗项目实施中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随着人们开始趋向一个平衡的时间观,能够在一个能给予支持的团体结构中共享积极的形象和策略,最初的个体治疗就要辅以团体治疗。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