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已经治疗过四名遭受军中性创伤(MST)/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病患,两男两女。每一个案例中的人都曾受到有权势的上级或战友的凌虐。四个人都曾想过自杀,其中两个人还做了一些计划来实施自杀。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将自杀的想法付诸行动。他们继续抵抗着铺天盖地的羞愧感和无力感。由于种种原因,每个人都选择不在服役期间报告自己患病的事。他们的创伤和症状严重到需要我们将他们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军中性创伤专家那里求助。
被一个美国战友性侵,尤其施害者是拥有权力并被他人信任的人,对受害者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面对这种不能收到私人和专业反馈的、无法与其沟通的情况,我们有应对极度抑郁症和潜在自杀行为的处方。
不久前,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报道了军队中现役和退役女军人的自杀率。9珍·坎普(JanKemp)是美国国家防止退伍军人自杀热线电话部门的负责人,据她透露,一个接线员接到了一名最近回国的年轻女子打来的电话。女子和丈夫一直在争吵,她后来决定让他和两个孩子离开她生活,她以为这样会更好。她承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有军中性创伤史,她厌倦了奋力的抗争。她打热线电话是要告诉她丈夫这不是他的错,她这么做是为他好。她已经攒了一大堆药片,并且说等自己走进树林就把药都吞下去。在通话结束前,热线联络员查到了这个年轻女子所在位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办公室,并打了电话。办公室人员马上就联系了这名年轻女子的丈夫,女子的丈夫向当局描述了她所开车辆的样子。大家在树林里发现了她,她当时已经基本上失去意识了,被送往医院并抢救了过来。这件事的结局总算是皆大欢喜,但是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明镜》还报道说,因为军队中女性的人数少于男性,所以女性问题受到的关注较少。研究人员(McFarland,KaplanandHuguet)展开了一项调查,比较了年龄从18岁到24岁的平民女性的自杀率和有服兵役经验的女性的自杀率。10研究人员从16个州收集到的数据发现,现役女军人和退役女军人因自杀而死亡的可能性是平民女子的三倍。他们注意到,尽管焦虑失调、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军中的男性和女性身上有相似的表现,但是有更多的女性遭遇了军队中的强奸事件,并且挂念自己的子女。在一次与该主题相关的访谈中,珍非常赞同要关注女性心理健康问题增多的现象。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有更多的女性在战争中服役,女性自杀人数可能会随之上升。11
尽管本章中的退伍军人故事都是关于男性在战场上的情绪惊恐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同在服役中的女性。对这四名退伍军人患者的治疗见效了,他们得到了帮助,凭借将时间观治疗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军中性创伤专家的协助相结合,克服了极度创伤(第6章中还会描述他们的故事)。
鉴于其创伤的敏感性,这些男性和女性没有参加我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团体见面会,而是接受了单独的电话咨询。当他们克服焦虑症、抑郁症和其他症状的时候,他们正努力忘记曾加害他们的人。他们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充满活力的更美好的未来而做了规划,其中包括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已经重新关注当初参军的原因,并且由衷地希望最终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只不过现在仍在民间继续奋斗。
“我仍然能感觉到袭击我们的炸弹的震动波”
阿杰,二战退伍军人
阿杰是一位88岁的日裔美籍人,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他在二战期间参加了全是日裔美籍士兵的442军团。在被调配到欧洲后不久,他被派遣去当替补步枪兵。在1945年的春天,就在二战欧洲战场终结的两个星期以前,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前线。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哥特防线——与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接壤的纳粹防线上。他登记进入了指挥部,指挥部还是一个战地救护站,它被认为是安全的避风港,驻扎在大山南面一个很大的山洞里。但是在下午两点,指挥部遭受了一轮来自美国炮兵友军炮火“近弹”的直接打击。所有的长官、医护人员和伤员都死于一瞬间,只剩下列兵阿杰、管理着步兵连。
心理诊断：与战斗有关的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后,我们日裔美籍人的日子变得特别不好过。在美国本土,日本人被当成战犯给扔进了集中营里。美国政府将其称为“拘留”营。在夏威夷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夏威夷的日本人太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超过35%的夏威夷居民是日本人)。那时,夏威夷还没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只是属于美国的领土,但是我们仍然有拘留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觉被羞辱了,还都自以为是忠诚的公民。在日本文化中,羞耻是很糟糕的。一些人切腹自尽了,切腹是日本的自杀仪式：在美国本土和夏威夷,都有人这么做了。他们无法在羞耻中苟活。
战争打了3年后,美国政府才开始信任日裔美籍公民,并让我们加入美军。我们中很多人都积极响应入伍了,被编入了442军团。我们想要向美国人证明我们也是美国公民。我们来自有着格斗武士文化的国家,并且希望证明自己。我们被派往了欧洲战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作战。我们真的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死伤众多。我失去了很多朋友。这让我悲痛万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是一群多么勇敢的战士。
战场上的情况非常可怕——上冻了!对于从夏威夷来的人来说,完全无法适应下雪天气和寒冷气候。我们的位置十分靠近前线,就是哥特防线,那里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离纳粹也非常近。我们驻扎在山脚下。指挥部在山地高处的一个大山洞里。有一天晚上,我的指挥官说他需要一个步兵到指挥部去。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前往。我摸着黑,朝山上的指挥部前进。山洞非常大,主要的战地救护站就设在那里,因为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救护站里有许多医护人员和更多的伤员。
我被派去做步枪兵,所以我就在指挥部外站岗,当时天空出现了亮光,到处都在爆炸。我们直接攻入了山洞里面……所有的军官、医护人员和伤员都被炸死了。只有列兵活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站岗。我们都受到了惊吓,但是我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当我们到了那儿,却发现已经遭到了友军的轰炸。自己人的部队在杀害我们的人。他们试图将大炮瞄准指挥部的上空以炸死德国人,但是炮弹射得不够远,摧毁了一切……我仍然能够感觉到炮弹所产生的震动波。
在生活的每一天里,我都会想起这件事……而且想起欧洲战场作战的时候,我们(日裔美籍士兵)受到了怎样的对待。我们帮助解放罗马,(但是)不得不绕城走,这样才不会有人看到我们……我们被派去执行要在残忍、血腥的战场上作战的自杀性任务,我们是可以被牺牲的人。在一场战役中,我们去救200个迷了路并被德军包围的得州人(迷路的得州大军战役)。我们有将近1000人伤亡——死的死,伤的伤——但是我们却救了那200个人。幸存下来的442军团(成员)被推挤到一边,而那些得州人却成了英雄……我不是嫉妒得州部队,他们也可能也会像我们一样。但是我怀疑上将是否会让其他部队冒风险来救我们……这些事情在我心里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一直都没有结婚。我害怕……太多的责任。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他们过世。之后我和兄弟们住在一起,但是我无法忍受他们,所以我就搬出来自己住。一个人住,很好……夜里,我几乎每小时都要醒一次。我每天晚上只能睡上3个小时左右。我在凌晨3点醒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了。所以我只能想事情……我的思绪就回到了在军队的那段时光。
几年来,我都要到索德医生那里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不是他,我将无法从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拿到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我弄不懂文书工作。他帮我填好了这些表格,它们是令人困惑的。他为我写了一份报告。当我拿到伤残评定的时候,我想政府可能还没有忘了我。可能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是在乎众多在“二战”中为他们战斗的日裔士兵的。
有一天,索德医生问我是否愿意参与他新进行的时间观疗法研究。他说这个研究部分是以对442军团所掌握的材料为基础的。我说我当然愿意参与,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给我做了心理测验……在他写关于我的报告之前,我就做过一些像这样的测验。我已经知道自己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给我讲了津巴多博士的理论和有关时间观疗法的一切。我喜欢这个简单的疗法。他知道我每天每夜都会想起战争,所以他告诉我去想想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的处境不好(过去的消极体验),我们还是会开怀大笑(过去的积极体验)。现在,如果我想起那些已故的朋友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过去的消极体验),我就会去想我们讲过的笑话、唱过的歌和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做的饭。有一次,我们在一块洋葱地附近扎营,还用近旁小溪里的水做了糟糕的洋葱汤——但是我们吃完了,还大笑呢(过去的积极体验)。
在我下一次来接受治疗时,索德医生给我看了我的津巴多时间观量表线图——它看上去不太好。线图中过去的消极事情和现在的宿命观的点的位置太高了……我没有想太多过去所发生的美好的事情(过去的积极体验),而且我不和任何人一起做什么事情或者寻找乐趣(现在享乐主义)。我只喜欢待在家里,在我的花园里干活。我没有想太多关于未来的事情——我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活多长时间。
索德医生说我必须要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来做事情。我必须专注于我现在的享乐主义状态。他告诉我有一个442军团(退伍军人)的团体每天早上要见面喝咖啡,还说我应该去。他说这样可以帮我摆脱我现在的宿命论。然后他告诉我说,有一个442军团的退伍军人俱乐部每两三个星期就会办一次聚会,我应该去参加。我第二天就开始去早上喝咖啡的见面会,而且十分喜欢见到我的老朋友……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们了。索德医生告诉我下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然后我就去了。他们那里有美味的日本食物,可以唱卡拉OK,能玩宾果游戏。我玩得很开心。那让我想起了我是如何长大的。在日本文化里,我们为了整体更好而一起努力。
当我再次见到索德医生时,他告诉我说,我们应当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在对待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态度上,我一直觉得很艰难——我得到的福利金并没有我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么多。索德医生帮我做了更多的文书工作。他告诉我,我们要一起致力于我的更美好的未来。他说我应当有所期待——期待更多的福利金——而且我要活得长久,这样才能享受它们。
我每个月都要见索德医生,而且我们会回顾我做得如何……我做得不错。我记起了过去发生的积极事情,并且练习做到现在的享乐主义——我每天都能见到我的朋友。我得到了更多的福利金。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有多长,但是此时此刻,这不重要了,未来将会是好的。我仍旧是时间观疗法研究的参与者,而且索德医生每年都向我说明我做得怎么样以及研究中所有的退伍军人做得怎么样——点都分布在正确的位置上。
阿杰的认知行为疗法
阿杰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积极心理学治疗以及放松训练已经有些年了。治疗专家通过代表他书写并提交的一份详细心理报告,帮他获得了100%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对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做的评定。这使他的荣誉感和他对曾为之努力战斗的政府的尊重得以恢复。
像许多亚洲和太平洋岛的退伍军人一样,阿杰是一名会低估症状的人,他们从幼年就被灌输和强化了这种态度。低估症状的人可能是严重抑郁或者焦虑的,然而当众却会“装出一脸的快乐”。从心理学上讲,阿杰遭受着压抑和否定。甚至在60多年后,他还遭受着频繁的侵扰、痛苦的回忆和闪回。在战斗中,士兵晚上从来都睡不好觉。对参加过战役的退伍老兵来说,在余生都遭受睡眠剥夺是常见的事,阿杰继续忍受着与战斗有关的睡眠障碍,每天晚上只能睡上三个小时左右。
阿杰的时间观治疗
阿杰的时间观疗法在二战结束64年后才开始。虽然在认知行为治疗阶段中,密切的关系已经建立了起来,但在开始的时候,治疗专家还是担心时间观疗法可能会因为阿杰年事已高而没有疗效。在时间观疗法出现之前,阿杰已经接受了三年的认知行为治疗。没有必要再回顾他的过去或者他过去的消极体验,因为那些已经涵盖在之前的认知行为治疗疗程里了,所以治疗专家直接引进了时间观疗法。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一个疗程中,阿杰很快就领会了治疗专家用一种跨文化的敏锐方式来讲解和评论的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这令专家十分惊讶。他喜欢时间观疗法的简明和积极的聚焦。无论何时,当他对什么产生消极的想法的时候——例如,想起他很多已经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们——他就被要求去回忆过去的积极体验：他们所做的英勇的事情、有趣的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友情。做到这点对他来说出奇容易。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二个疗程中,治疗专家建议阿杰在与幸存下来的442军团的朋友见面的形式中采取亲社会行为和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这些老兵已经在一家当地的快餐店集合了。这样可以帮助阿杰替换掉现在宿命论和他已加诸自身几十年的孤立和回避。治疗专家试图通过鼓励他参加二战442军团退伍军人俱乐部的社交活动来拓展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阿杰自己指出,时间观疗法以集体为中心的亲社会部分符合442军团里日裔文化的社会性质,它强调集体的目标高于个人的日常事务安排。他渴望重新建立他所确信的自己与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振奋了他的情绪,增强了他对未来的希望感和社会归属感。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三个疗程中,治疗专家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未来的积极时间观,并鼓励阿杰努力达成与退伍军人管理局之间的积极关系。他所患有的与执行公务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在他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得到了伤残退伍军人的社会身份,已然对他的自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他已到高龄的时候,给了他更多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时间观治疗理念在文化的层面上对他很适用。他对未来做的积极计划包括：①活到100岁;②通过每天步行三英里来保持身体健康,这是他在时间观治疗中养成的一个习惯;③参加每年一度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442军团大会。
阿杰更美好的未来
时间观疗法在阿杰身上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他说他感觉该疗法对他来说已经非常重要了。他和二战部队之间的社会联系是如此紧密,在战争结束后将近70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在他的精英战斗部队之外结交过亲密的朋友。然而,自从他体验了时间观疗法并且成功地做到了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以来,他与部队老战友之间的社交互动更加频繁和积极了。其实,他每天早上都会和朋友见一面,喝个咖啡。这些社交关系连同他对过去的积极回忆,一起推动着他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最近参加了二战442军团的国会金质奖章授予仪式(CongressionalGoldMedalCeremony,CGMC),在仪式上,国会议长约翰·博纳(JohnBoehner)为他颁发了该奖章。在檀香山的国会金质奖章授予仪式上,退伍军人事务部秘书长埃里克·新关(ErikShinseki)上将(已退休)和美国陆军约瑟夫·彼得森(JosephPeterson)上将将此殊荣授予了他。
阿杰在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和之后的测验结果
图表解释：在图4-1左边的临床图表中,阿杰的心理测验分数在经过疗程治疗后表现出极佳的改善效果。运用时间观疗法,这位退伍军人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得分从极其严重和严重水平分别下降到了正常水平范围内。他的创伤从极其严重水平下降到轻度至中度水平范围,将他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阶段带入了相对正常的机能和生活形态水平。
阿杰后来的时间观量表得分(“后来”的意思是在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后),也反映出了改善效果。很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他甚至在忍受着二战结束的恐惧时,仍保持着轻度的过去消极和高-中度的过去积极。他现在承受轻度现在宿命论、轻度到中度的现在享乐主义和高度的未来导向。当他回顾自己的生活时,好的多过坏的。阿杰感觉他的生活还在掌控之中,而且如果他努力,甚至能把它变得更好。这给了他一个非常积极的未来前景,尽管此时的他已经有88岁高龄了。
总地来看,这些图表显示了阿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对未来有了更美好的看法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好转和正常化倾向,而且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程度明显降低。
“我没想朝村民开枪的”
迈克,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
迈克(Mike)是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80岁日裔美籍退伍军人,他参加了血腥的丁字山战役(也叫猪排山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村民聚集成的人海被当地军队拿来当成对抗美国军队的盾牌。迈克回忆道：“不到20分钟,我们的正上方就遭受了2000～2500轮来袭的炮弹。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在那场战役中幸存。”
心理诊断：与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二战期间参军的时候,我还太年轻了。但是5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我又参战了。我们都热情高涨!我们会成为英雄——就像在二战中战斗的人那样被大家记住。但是一些和我一起作战的二战退伍军人告诉我说,朝鲜战争要比二战糟糕得多。有的只是失败的领导——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指挥的统一和质量已经瓦解了。我们去那里的目的很成问题。
1952年12月,我参加了T字山战役……太恐怖了。不到20分钟,我们的正上方就遭受了2000～2500轮来袭的炮弹。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在那场战役中幸存。
我没想朝村民开枪的——老人、妇女、孩子……但是他们被迫走在最前方,否则他们的亲人将被处死……那些村民为了保护家人而牺牲了自己。刚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只能开枪杀死我们能杀死的每一个人。村民倒下了,其后还会有更多的补上……我们杀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但是我们守卫了重要阵地。
三天后,我们来到山脚下。我发现我最好的朋友已经被杀死了。我记得那段时间我都疯掉了。在丁字山战役之前——在我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死了之前——我会一对一地和敌人战斗并且抓他们当战俘。但是在那之后……我会杀死敌人。敌人没有给我朋友机会——他们没有抓他当战俘,所以我也没这么做,不抓他们当战俘了。
当我回到家乡,我得到了一份工会的木匠工作,并且一直工作到62岁。我尽早地退休,因为我筋疲力尽了。我在晚年时结了婚,没有孩子。我知道自己有些问题。我的脾气让我在工作时陷到了麻烦中……我很难和妻子交流。
我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寻求帮助,但是程序繁琐。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参加了一场被忘记的战争而被遗忘的战士。当我在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和我一起参加过丁字山战役的士兵伙计。他说他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正在从退伍军人管理局和索德医生那里获得帮助。他说索德医生会帮助我的。我去见了索德医生,他帮我得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发给我的福利金。四年来我每个月都会去找他。
有一天,当我如约坐在索德医生办公室里的时候,他邀请我参加他的新疗法研究课题。我感到很荣幸。他给我做了心理测验,并且说我们下次再讨论那些测验。他给我讲了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妻子让我答应把我有多喜欢在每天夜里2点45分出去散步的事情告诉索德医生。我想,我喜欢出去是因为那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巡逻——值勤。我告诉索德医生我这是一石二鸟：我既可以锻炼,还能试着发现那些在我家栅栏上到处喷写脏话的小流氓。我想找到他们,给他们点教训。有天夜里,我撞见了他们,我就乱晃胳膊,跳上跳下——扮得疯疯癫癫就把他们给吓跑了。过了几个晚上,他们又回来了,又在我家栅栏上喷些脏话。
索德医生说我的行动是现在宿命论的。他说我应该做一些被称作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事情,而不是像那样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他让我考虑参加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见面会和海湾战争的退伍军人聚会。索德医生知道我喜欢在花园里养些花。有时候,我会带些花到他办公室。他说我养的花很美,我应当带它们去参加花展。这么做有双重功效：可以是现在享乐主义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还会是未来积极的,因为花展发生在未来。
在我接下来的一次时间观治疗约见中,索德医生让我告诉他一些过去关于朝鲜和我的生活的积极回忆。我过去的想法大部分都是有关朝鲜的。对我来说,要回忆我们这些战士对彼此的感觉很是容易的。我告诉索德医生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海湾战争退伍军人的见面会,和老朋友共度时光。我们聊着过去发生的积极的事情——我们所记得的美好事情——而不是过去发生的消极的事情。索德医生说我一要开始想到人肉盾牌和屠杀——过去发生的消极的事情——我就应当把它们替换掉,想想美好的友谊、愉快的时光、快乐的感觉——过去发生的积极事情。我告诉索德医生,自从我们上次约见之后,我就一直在做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事情,扩大我的花房、种植兰花。
我猜我是个自寻烦恼的人,因为在第三次时间观治疗约见时,我告诉索德医生我正处于现在宿命论中,因为我非常关注中东地区的战争。他说“胸怀全球,立足本地”是好现象。对于战争,我不能做多少,但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够做一些美好的事情,也为了我生活中的人们。我要拿一些新兰花去参加几个月后的兰花展,我开始考虑,也许我应该邀请妻子去,如果她想帮我拿兰花的话。索德医生说我的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他说以前是过去消极的和现在宿命论的,但是我正通过成为过去积极的、选择性的现在享乐主义以及规划我未来积极的生活来学习平衡我的时间观。
当我每个月去看索德医生的时候,都会发现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会把问题谈透了。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有时,妻子会和我一起来。有时,我会带兰花送给索德医生。我一周总要去几次朝鲜战争退伍军人见面会,或者是海湾战争退伍军人会面厅。当其他退伍军人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倾诉并帮助他们。索德医生告诉我这是亲社会行为。每天我都带妻子到当地的一家咖啡屋,在这里还坐着其他更老的退伍军人。见到大家的感觉真好。
通过时间观治疗,我意识到关注未来是安抚过去的最好方法。你不能改变过去,但是你可以改变未来。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来接受这个治疗。如果不是这个治疗,我会在忧郁中消沉下去。当我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寻求治疗时,他们没有帮我,然而这个治疗过程却是真正帮到了我。我要感激那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朋友,是他送我来的……就算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也决不会忘记。
迈克的认知行为治疗
像阿杰一样,迈克也是一个低估症状的人。迈克是被一个辨认出他长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退伍军人朋友带过来接受治疗的。在时间观疗法出现之前,他已经接受了四年的治疗,并且已经从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获得了100%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在迈克开始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他已经接受了包括认知行为治疗、积极心理学以及基于媒体的放松训练的76项个人疗程。
迈克的时间观治疗
在迈克时间观治疗的第一个疗程中,他同意参加试验研究,并且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验。他听了关于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的讲解,而且他很容易就掌握了这些概念。
治疗专家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他起很早(凌晨2点45分)去散步的现在宿命论做法,部分是作为一种锻炼方式,部分是希望与青少年帮派发生肢体冲突。从事涉及高度个人风险的危险活动,在许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老兵中是很常见的。专家主要关心的是,他这个年纪敌不过一个帮派。这些帮派喜欢在他家栅栏上喷涂鸦画,而他决心要“给他们点教训”(应该要点明的是,迈克没看过电影《老爷车》)。他已经有过一次“扮得疯疯癫癫”把帮派吓跑的肢体冲突行为了。
治疗专家建议迈克在白天与他的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朋友见面时,和他们一起度过亲社会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光。因为迈克喜欢园艺,治疗专家便建议他关注他的异国植物并把它们带去参加花展(一种现在享乐主义的和未来积极的活动)。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二个疗程中,治疗专家讲解说,当过去的消极回忆突然重现以及朝鲜战争的相关记忆进入他的脑海时,迈克要用过去的积极记忆将它们替换走。当被问到这些记忆可能是什么的时候,他回想起他与战友之间的友情。他说自从开始几乎天天都去朝鲜战争退伍军人会面厅之后,他记起了更多过去的积极体验。他非常享受和能与之分享经历的一群人在一起的状态。他说：“我们不太谈论不好的时光——我们讨论愉快的时光和在做的事情。”迈克正在时间观治疗中快速地进步。在同一个疗程中,他说他正通过扩大花房、养兰花来练习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三个疗程中,迈克十分关注世界大事和中东地区的战争(现在宿命论)。这提醒他应该转而去关注他所能做的,会给他的生活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事情了。他在这一疗程中把注意力放在了未来积极的体验上,他说他将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参加他的第一次兰花展。在他与妻子两个人的关系中,他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他确实提到了他会邀请妻子帮他拿兰花。当专家引领他认识到他的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的观点时,迈克明白并且理解了他朝向自己的过去消极的和现在宿命论的时间观是存在偏差的。他开始尽可能努力地将余生的时间变得丰富和愉快。
时间观治疗的第四个疗程关注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迈克的未来计划很简单：在兰花展上赢一条绶带,继续帮助退伍军人朋友。在这一疗程结束时,他已经将照顾花朵、关心朋友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和他的未来积极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迈克更美好的未来
迈克继续进行他每月一次的时间观治疗疗程。他已经开始帮助其他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朝鲜战争退伍军人,他表现得差不多像一名咨询顾问。幸运的是,他已经限制了自己那危险的现在宿命论的半夜巡逻散步。他与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朋友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联系振奋了他的心境,激发了他对未来的希望,增强了他对自己所认同的重要团体的社会归属感。
拥有一个作为残疾退伍军人的社会身份已经对迈克的自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并且在迈克已到高龄的时候,给了他更多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些钱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样并没有治愈迈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确实减轻了长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帮助他发现了生活的意义、恢复过来的快乐和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自从学习检查并且平衡自己的时间观以来,迈克的心境持续地获得了改善,正如他的心理测验结果所证实的那样。
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迈克还感觉自己像“一个参加了一场被忘记的战争而被遗忘的战士”。一旦他理解了朝向一个平衡的时间观努力的积极信息,他的症状就戏剧性地减轻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像一名光荣的美国伤残退伍军人,他已经通过设法帮助朝鲜战争退伍军人联盟中的其他退伍军人,而把他的现在宿命论、反社会退缩症状转变为亲社会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的应对行为。他对兰花的喜爱以及他对在即将到来的花展上赢得一条绶带的渴望,为他更美好的未来增添了一个艺术的维度。
迈克在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与之后的测验结果
图表解释：这是一个非凡的案例,显示了焦虑、抑郁和创伤状况的显著改善。在图4-2左边的临床图表中,迈克的抑郁、焦虑和创伤分数都从严重(抑郁)和极其严重(焦虑和创伤)水平急剧下降到正常水平范围内。
迈克后来的时间观量表得分与他在有关其时间观评价的心理健康状况上的显著提高是一致的,尽管他受的战争创伤极大。他能够保持轻度到中度的过去消极观,和非常高度的过去积极时间观。他有高度到中度的现在宿命和健康的(高度到中度的)现在享乐观念。他的未来时间观高分数显示,他的未来看起来是美好的,而且他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持续的恢复看起来也是如此。
虽然迈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治疗之前的50多年里都维持着严重水平。从心理测验以及各项测验两两间的一致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名退伍军人在克服他长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使之正常化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有杀人的冲动”
艾德,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
艾德(Ed)是一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夏威夷人,他们都向别人传授优秀的传统打猎和水上技能,这让军队觉得应该把他安排到一个特殊的兵种里,他被选入“布朗水(河岸巡逻)海军特种部队”——又称为黑色贝雷帽。在被调派到越南之前,他接受了大量的体能与心理训练,训练内容之一是学习越南语。
在越南的时候,他与海豹突击队、移动河流部队、海狼突击队一起执行隐秘任务。他们会频繁地“射击”村子或者城郊——杀死他们见到的每一个活物：男人、女人、孩子,还有家畜。艾德渐渐喜欢上了杀人(这是军事任务中比较黑暗的方面之一,一种行动中的系统性罪恶的真实形式)。
他在著名的1968新年攻势期间参加了隐秘任务,并且“准备好去牺牲”。然而在其中一次任务中,艾德的大本营被摧毁了,许多战友都在行动中被杀死了,或者是在行动中受伤了。在一次任务中,他们朝带着婴儿的老妇人开枪,杀死了他们。这件事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他。在越南期间,他的许多朋友,包括他最好的朋友,都在行动中被杀死了,很多人也在行动中受伤了,而愤怒和幸存的负罪感则留给了他。
心理诊断：与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夏威夷人,我是在充满夏威夷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上过卡美哈美哈(Kamehameha)学校,那是个大学预科。我不仅接受了大学教育,而且也掌握了很多关于如何自给自足的知识。我的祖父和父亲把他们知道的所有生活和生存的技能都传授给了我。我在水中感到舒适自如,我会潜水、叉鱼、撒网。我知道如何采集海藻和所有能吃的贝类。我受过训练,会用枪、刀和弩来打猎,知道怎样建造东西和种植作物。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成长方式。
我应征入伍到了越南,并被选定进入美国海军服役。在他们调查清楚我的生存技能后,我被选入了海军特种部队,成为一名黑色贝雷帽成员。我们受的训练是体能、心理和心智的强化。我们必须熟练掌握越南语。我们被训练将“敌人”非人化处理。他们使我们做好了承受各种折磨的准备——我们为牺牲做好了准备。当我们一到(越南)境内时,刚开始我发现很难去杀越南人……他们看着就像夏威夷人一样。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我不断地执行隐秘任务,要在河流中生存,还要在密林里生存。
“射击”村民是例行公事——杀死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以及所有的牲畜。最后,他们全部都成了敌人——是我们眼中的动物。我失去的朋友多到数不过来,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记忆突然重现,我看到他全身中弹,淌着血,死在我怀里。我的记忆还突然重现了一个在舢板(一种有两根桨的平底小船)里的老妇人……她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婴儿,婴儿在哭。她求我不要开枪杀她,但是我要执行命令。我杀了她和那个婴儿……秘密地,就夺走了一条人命。在密林和河流中生存导致的肾上腺素激增成了我的癖嗜。
回到家乡后,我成了一名消防员。我盼望着肾上腺素激增。我是一个好领导,工作做得好,并且当上了消防队长。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一直否认现实。我压抑着我对战争和自己的真实感觉。这种愤怒在我体内增长并变得难以控制。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有时会使我身体不适。每天我都要问上帝：为什么他要带走我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我?为什么他不杀了我,我杀了那么多的人。
我的消防队员中已经有两三个人去看过索德医生了,他们介绍我认识了索德医生所帮助过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他们全都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他们还告诉我,我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想听。我的妻子几年来一直在给我说这个。表面上,我拒绝相信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然而,我提早退休了,因为我再也不能应付工作的压力。我感觉自己好像《圣经》中的彼得,否认他认识耶稣……我对每个人都否认自己得了这个病。但是在内心深处,创伤后应激障碍却紧跟着我,记忆的突然重现和噩梦是对我的惩罚。
在五名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的胁迫下,我才约见了索德医生。我不相信这个(白种人模样的男人)。在我心里,我有一把隐形的M-16.我准备好要把他给毙了。这几个退伍军人都和我一起参加见面会：他们知道如果我得了机会一定会从后门跑出去。索德医生如数道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退伍军人都在点头,尤其是谈及愤怒、孤立和回避。他们不了解我每晚都做的噩梦、睡觉时的大喊、湿透的床单,我的妻子蜷缩在角落,因为她担心我会杀了她。我没有点头。我盯着索德医生看,试图吓唬他。他给了我一份问卷让我填,并且告诉我,当我准备好了,他的妻子露丝会和我面谈,并做出一份报告交给退伍军人管理局,这样我就能申请退伍军人管理局发放的福利金,还能设法获得创伤后应激障碍评定了。我走出去的时候,医生介绍我认识了露丝。他解释说,她有部分的夏威夷血统,而且她的父亲是一名职业海军,并且曾两度在越南服役。
虽然我新交的退伍军人朋友花了几周的时间才说服了我,但是我最后还是填完了表格,填完它对我来说非常难。我不想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怎么影响我所爱的人的。我和露丝进行了五次连续的非常重要的预约谈话。虽然耗时,但是把所有的毒害都从我体内拔除了。我把从来没告诉任何人的事说给她听。她把所有的话都写下来,准备完成交给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报告。她没有对我进行评判。在那几次约谈中,我意识到我在越南时就已经成了一个对肾上腺素上瘾的人,而且通过在消防部门工作,我又使它得到了巩固。我们取出了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它们尘埃落定。我对自己的感觉开始好一点了。
在索德医生和露丝找到时间观疗法之前,我已经见了他几次。在我的第一个时间观治疗疗程中,医生讲解了津巴多博士的时间理论。从津巴多博士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好人是如何做了坏事上,让我想起了他。医生重新说了时间观疗法及其如何起作用。我理解了该概念——通过用积极的来替代消极的以及为未来制订计划来寻找平衡,但是对我来说看起来太容易了,像一根魔棒。我愿意试一试。我同意加入他的时间观疗法试验性研究,并且做了一些心理测验。医生给我看了他的网站,我们观看了《时间之河》。我理应每天都要看的,可是我对电脑使用并不熟练——但是我没告诉他。
在接下来的一次约谈中,我们仔细检查了我的测验得分。我们已经了解了我受的创伤、抑郁症和焦虑症。新的信息来自津巴多博士的时间观量表,它验证了我的其他得分。我有非常高度的过去消极观和高度的现在宿命观。过去积极观、现在享乐主义观和未来时间观——快算了吧。医生想要在我过去的消极回忆上用力,他说我一开始产生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回忆重现或者消极的想法,就应该转而去想想积极的事情。每天,我的消极回忆都会突然重现,尤其是会记起在我怀里死去的朋友以及被我杀死的老妇人和婴儿……
医生问我一些过去的积极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我记得我朋友的事情,有很多。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被吓得屁滚尿流,但是我们互相开玩笑,还开心地大笑。医生告诉我用那些玩笑和欢声笑语来替换掉我朋友死去的场面。医生还讲解说当我在越南的时候,我经历的是现实中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我年轻,服从了命令。我对此很理解,但是这仍然不会带走我的痛苦。
我告诉他在工作中我是怎么使劲折腾自己的——去想那些因为我的行动不够迅速而逝去的生命。他说我是一个英雄,我在工作时拯救的生命远远多于失去的,还说我应当用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代那些过去的消极想法。我把过去的积极体验的其中一些告诉了他,像是将人们从起火的建筑物中带出来,帮助一位女士生产,用救生钳将人们从车里拖出——以及爬到山坡下将一个妇女从她那已经飞下悬崖的车里拽出来的事情。这些都是无论在何时,当我想起过去的消极体验的时候就应该要回忆的过去的积极体验。
在第三次时间观治疗约谈会中,我们讨论了我的现在宿命论的倾向。我告诉他,那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孤立自己,因为我无法再和人相处,只能待在家里,围着屋子做我能想出的让自己忙活起来的事情。医生说做亲社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缓解抑郁症,并让我走出屋子。我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件亲社会的事情,选择了现在享乐主义的事情,采取医生的建议,第一次去了战争创伤见面会。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与其他退伍军人见了面,认识了在我家周围的需要帮助的退伍军人。为了使自己做到能够享受当下的事情,我修了栅栏,砌了石墙,翻新了行车路面。在帮助我的朋友摆脱困境的同时,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赞赏,感觉真棒。
在我的第四次时间观治疗约谈时,医生帮我规划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并没有考虑过未来——它看起来是如此的渺茫无望。但是医生向我指出,通过为退伍军人朋友做一连串的事情,我已经开始制订短期的未来积极计划了。我知道他是对的。医生想让我为我和妻子的关系做出努力,对我来说,我们的关系看着还是可以的,直到他问我上一次我和她出游或者长时间相处是在什么时候。我很惭愧地告诉他,自从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去蜜月旅行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他建议我考虑制订未来积极的计划,带她到某个地方再度一次蜜月。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这些年,我可怜的妻子对我的忍耐已经够多了。她在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候爱着我,现在我感觉自己像年轻时候的艾德一样。在约谈时,我给妻子打电话,问她是否想和我一起出去,她抓住机会——拿起电话,感谢了医生。医生打开电脑,我们制定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和妻子去拉斯维加斯的旅游安排。这是我们度蜜月的地方。
当我感觉有需要见医生的时候我就去见他以接受时间观治疗,而且每两个月,我就去一次战争创伤见面会。我忙于所有给其他退伍军人帮忙的事情。这些事让我疲惫,帮我晚上入睡。我仍然因所有过去的消极回忆而苦恼——它们悄然而至,多到我不愿意全都承认。但是我努力记起过去的积极体验。我向医生承认,我确实是不太会用电脑的,所以他给了我《时间之河》的DVD,这样我就能时不时地观看了。我想妻子看得比我还多。妻子和我已经去了拉斯维加斯,现在正置身于我们更美好的未来中,我们计划延长假期——租一辆房车,参观国家公园。
艾德的认知行为治疗
在艾德离开军队之后,加入消防部门之前有两三年的时间,他都在漫无目的地晃悠。新职业中的紧张性是拯救生命(亲社会行为),而不是剥夺生命(反社会行为)。鉴于他的机智和大无畏的英雄壮举,他被提升到了消防部门一个很高的职位上。在治疗中,他认识到他已经通过做和杀人相反的事情,找到了弥补自己在越南的杀戮行径的方法;他还认识到他能够以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继续体验甲状腺素激增。
当治疗专家开始实施治疗时,艾德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已经逼得他提早退休了。他带着极大的不信任和保留过来接受的治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一直都是如此紧张、兴奋和愤怒。他的压抑和否定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的退伍军人朋友坚持让他来接受治疗,因为他们辨认出了他的极端愤怒和反应过度是从越南回来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性的清晰迹象。得用五个退伍军人组成的一支“队伍”才能把他押送到办公室;在候诊室里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是带着一把隐形的M-16.并且时刻装出一种全副武装的姿势和样子。
艾德在时间观疗法提出之前就开始接受治疗了。在这些早期的疗程中,他怀疑治疗,也不信任治疗专家。他在申请一项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赔偿时获得了帮助,用到的是认知行为疗法。
艾德的时间观治疗
时间观治疗的第一个疗程是致力于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的训练。艾德同意参与时间观疗法的试验性研究。他快速地掌握了时间理论的概念,提出了许多有关时间观疗法的问题。他看起来像是理解了目标：平衡的时间观可以改善他长期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艾德做了心理测验,测验结果将在下一个时间观治疗疗程中被讨论。艾德的过去消极的创伤性战时经历已经在之前的疗程中论及了,不用再讨论了。治疗专家给他放映了《时间之河》的放松录像,并让他每天看一次。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二个疗程中,艾德的心理测验结果得到了重新审视。测验得分揭示了艾德遭受了临界到极端的创伤、严重的抑郁症、极度的焦虑症和无端恐惧症。他最初的时间观量表测量结果显示了极高的过去消极和现在宿命论得分,与极其低的过去积极和现在享乐主义得分。
艾德被要求用过去战争中和战争后的积极回忆来替代他过去消极的越南战争记忆的突然重现和侵入性思想。当他发觉自己想起了最好朋友被杀死的时候,他就被要求回忆愉快的感觉和美好的时光——他与朋友在过去的积极回忆。他倾诉道,他们用幽默来帮着应对恐怖和极其可怕的情形,所以治疗专家让他立即用过去的积极回忆压制住他对失去的悲伤记忆。如果艾德开始卷入会使他感觉自我憎恨的那些关于在越南期间养成的杀戮爱好的黑暗过去消极想法,他就要用他的英勇之举和他在消防部门救过许多人的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代它们。他详细说出了很多过去积极的事情,例如把人从着火的废墟和压扁的车辆里拖出来,拯救他们的生命。因为艾德说过他知道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2所以,津巴多的囚犯创伤体验和艾德的创伤经历及他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之间的关联就形成了。
可惜这又使艾德重新想起了过去在消防部门的消极体验——在这些场合中,他的努力“失败”了。治疗专家在他在近期的消极回忆中走得太远之前制止了他,并将他带回到了过去的积极回忆中。艾德将被证明是一个难做的案例,因为在他心里,过去的消极回忆远远超过了过去的积极回忆。然而,他被要求努力地用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换他每天都有的过去消极回忆的突然重现。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三个疗程中,治疗专家注意到,艾德过着现在宿命论的生活,不做任何有乐趣的事：现在享乐主义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要解决这种行为问题,治疗专家让从消防部门退休之后就一直自我孤立的艾德去参加战争创伤团体见面会,从而参与到亲社会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事中。他在这个由善良退伍军人组成的团体中找到了从越南战争后就失去了的理解和友情。通过加入其他在这些见面会上的心境相似的人当中的简单举动,他扩展了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行为,亲社会行为开始增多了。他与美国残疾退伍军人组织的成员见面,并且开始加入资金筹集活动。他也帮助他家周围那些需要帮助的退伍军人朋友着手做小型的建造项目、砌石墙和翻新行车路面。
为创造一个未来积极的时间观奠定基础后,第四个时间观治疗疗程致力于让艾德能够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计划和努力。他发现他享受着帮助退伍军人朋友获得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时间观的过程。他的很多技巧都被给予了很大的肯定,他快速地列出了一长串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计划事项。他期待在今后和这些退伍军人共度时光。艾德和他的妻子从蜜月后就没有在国内度过假期。在这一疗程中,艾德为自己和妻子制订了回拉斯维加斯的计划,他们曾经在那里度蜜月。
在接下来的时间观治疗疗程中,艾德频繁退回到过去消极回忆中的问题,是通过反复地重新关注过去的积极体验的努力来解决的。因为他不会用电脑,治疗专家就给了他一张《时间之河》的DVD,这样他就能练习平息的技巧,强化他在时间观治疗中学到的东西。
艾德更美好的未来
在消防部门工作了几十年,艾德从来没有将他如何为其他每个人的未来做好规划而自己却过着现在宿命论的生活放到一起想过。他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和生活的方向。他的现在宿命论导致他把自己孤立在家里、忙于做事来转移对越南战争的注意力。当他意识到他是怎么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来使自己困于现在宿命论的时候,他开始有意地去改变。
一旦艾德明白时间观治疗专家想要帮他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就敞开了心扉。他仍然抵抗着极端的过去消极回忆,但是继续努力用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换掉它们。每周一次的创伤团体见面会所产生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让他能联络、放松、与他的退伍军人朋友共享欢乐、去实现一个更积极和更美好的未来。艾德注意到通过帮助他的朋友修理和建造东西而得到的成就感和他感觉到的欢乐,是他更美好未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妻子所度的第二次蜜月非常成功,他们现在正计划着另一次旅行。通过补充的时间观治疗,艾德能够继续去实现一个平衡的时间观。
艾德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和之后的测验结果
图表解释：在图4-3左边的临床图表中,艾德在所有三个类别中的得分都提高了。抑郁症类别有了极大的进步,从高度严重的分数降到了轻度正常的范围内。他的创伤得分显示,他从高度严重降到了轻度和正常的边界线上。尽管他最初的极端焦虑症得分已经改善了,现在处于临界的轻度到中度范围,这是他的治疗专家要继续监控的方面。
艾德后来的时间观量表测量结果反映出了他持续遇到的一些困难,尤其是焦虑症和创伤。他继续紧紧抓着过去的消极创伤不放,难以记起过去的积极体验。艾德的当下宿命论的、现在享乐主义的和未来的得分都在中等范围内。
他继续紧抓着对未来的焦虑不放,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诊断标准。他的过去消极观得分是中度到高度,而他的过去积极观得分是中度到轻度。他认为这是因为他没能救出和他在越南所杀人数一样多的人。
“它被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肖恩,参加过海湾战争的退伍军人
肖恩在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之前不久被调配到了沙特阿拉伯。他是一名司机,也是一名直升机技师。他被指派去给一位女少校当司机。当这位女少校以及他的四个朋友在一场直升机坠落事故中丧生的时候,肖恩受到极大的震惊。他加入了尸体搜寻和将尸体从现场运走的工作。他也加入了沿着被严重轰炸的科威特“死亡公路”搜寻尸体的工作。直到今天,被严重烧焦的死尸和尸块的场景和臭味还在噩梦中困扰着他：记忆的闪回,以及与这些恐怖事件有关的周期性发生的、侵扰的、令人痛苦的回忆。
39岁的肖恩非常聪明、十分体贴。他不想详细地说他所患的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应激源或触发器——这是他最初去寻求治疗的原因,但是在对时间观治疗过程的描述当中,他提及了最严重的应激源。
心理诊断：与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第一个时间观治疗疗程是令人激动的。医生讲解了津巴多博士的时间理论,我觉得它妙极了。医生继续讲解了时间观疗法。我熟悉认知行为疗法和积极心理学,已经经历了一些缓慢暴露疗法——那只是让我的情况更糟而已。这种新的疗法很有趣,它是如此简单。我问医生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这种治疗方法。医生说有时候东西就在眼皮底下,而我们却熟视无睹。
医生要求我做一些测验：创伤、抑郁症、焦虑症和津巴多博士的时间观量表。我给测验评了分,并且针对时间观量表得分绘制了图表。医生和我一起检视了测量成绩。有趣的是,时间观量表强化了我在其他测验中的成绩。我的过去消极观分数最高,现在积极观的分数其次高,而未来的时间观则几乎不存在。医生提到在今后的约谈中要努力平衡我的时间观。他打开网络,我们观看了《时间之河》的视频。它令人十分放松,而且我知道,正如医生所要求的,每天都看一次将会是很容易的。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二个疗程中,我们重点用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代过去的消极回忆的突然重现。我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回忆闪现,但是其中有一个让我特别不安：这与跟我关系密切的一位少校的死亡有关。在中东时,我是她的司机。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能够讨论任何话题,从量子物理到政治。她开启了我对那些自己从未考虑过的事情的心智,对她而言,我就像是一个聪明的小兄弟。我喜欢我们之间的谈话。当她乘坐的直升机被击落,我所有的身在异国的朋友都被杀害的时候……唉,我想不出用什么话能表达我的感觉。
我被派去找回他们的尸体。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她——它被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医生要求我拿过去我们交谈的积极回忆来替换极端的消极回忆;将注意力放到她是如何增长我的见识上来;当我想起她传授给我知识的时候,我对她是如何地敬重。我们讨论了用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代过去的消极回忆的重要性。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三个疗程中,我们致力于我的现在宿命论的倾向。多年以来,我的态度受到了过去消极回忆的影响,它们使我用宿命主义的态度思考现在——我被困在了一个深渊里。我唯一感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是当我挑战极限并且做一些极其现在享乐主义的并且危险的事情的时候。在夜里,我开着汽车或者骑着摩托车,能有两次、有时候三次,超过限速。没有什么能比处于生死线之上更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的了。医生说如果我在其中一次特技中死了,那么我将不会有孩子,世界也将是个更加可怜的地方。谁知道我的后代是不是有可能会完成什么伟大的事情呢?
我,是有尊严的。这呼唤出了我的自我价值感。医生给我推荐的克服现在宿命论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将我的注意力投到生活中最积极的存在上,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是最棒的——聪明、美丽、钟情、深情——对我来说她是完美的。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正在逐渐地忽视她。我会从早忙到晚修正我的电子项目,然后我会骑车去兜风。医生建议我把她列入健康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计划中。
我的女朋友喜欢一切和大自然有关的东西,这是她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在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事情;但是随着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增多,我的现在宿命论使我把自己孤立在家里。医生建议我通过带她到大自然中、去海边,通过徒步旅行来练习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那个周末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冒险,后面还有很多次。我们的关系又亲密了。
我喜欢一切和空气动力学有关的东西,我在家做的项目包括建造遥控直升机和飞机。我开始带着女朋友和我一起试飞它们,这是我在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之前从未考虑过的事情。我想自己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女朋友喜欢我带上她一起,而我也发现我喜欢她陪着我。
在这个疗程中,我们谈论了我用更加亲社会而非反社会的方式来处理我的现在宿命论抑郁症。亲社会行为是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的另一种形式。医生要求我过来战争创伤见面会。在第一次见面会上,我很难表达我心里发生的转变……我来到那些像我一样被笼罩在阴影里的兄弟们面前,但是他们已经走出来站到了光亮之处。我也想那样。那是非凡的。
在时间观治疗的第四个疗程中,我们讨论了我在处理常规的日常活动时怎么会遇到麻烦。我的当下宿命论会抓住我并且不放我走。我有想完成的事情,但是很容易分神。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什么也没做成。那非常令人沮丧,我会勃然大怒。医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提议：列张清单并且坚持完成。如果我分神了,就回过头来看看那张单子。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对我已经完成的事情,我感到了积极向上,而不是感到沮丧……如果我没有完成我那天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在第二天完成它。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呢?
我们继续前进,并且为我的未来积极的生活做了计划。在高中的时候,我对古董车产生了爱好。当我对医生提到这个时,他上网查了不同的网站,我看到了两三辆看着很好的古董车。我计划着在美好的未来中攒钱买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当然了,我更美好的未来里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已经两三年了,但是由于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还没有一起到过任何地方,所以我为一次假期制订了未来的积极计划。
我继续去见医生,接受时间观治疗,尤其当我的当下宿命论冒头时,但是我不再需要有风险的极端现在享乐主义。我学着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制订短期和长期的计划。我女朋友和我订婚了,后来我们结了婚——我们举办了一场大型婚礼,办婚礼需要一些未来的积极规划。我们共度了一次美妙的蜜月,我们游遍了太平洋西北部。那也需要一些未来的积极规划。我妻子怀孕了,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宝宝——那更需要一些未来的积极规划。
医生和时间观疗法给了我对未来的一个积极的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平衡我的时间观。我明白我很可能将要一直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时间观治疗会有所帮助的。
肖恩的认知行为治疗
在军队服过役之后,肖恩回到了毛伊岛,接受了一份在毛伊岛的1万英尺高的山——哈雷阿卡拉山上的天文台工作的活计。他故意将自己孤立起来,选择了一份要求他白天睡觉,晚上独自一人上班的工作。他在一次早期的(时间观治疗之前)治疗疗程中坦言,他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就是把门反锁后呆在天文台里——没有窗户,没有门,还有一个绝佳的监测系统。
孤立了十年之后,肖恩觉得是时候从山上下来了,他在当地的机场弄到了一个在飞机制造业做航空机械师的岗位。遗憾的是,不久他就不堪周围满是人和工作压力的重负。航线上所有会触发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提示都浮现了出来。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且无法在标准程序所包含的目标确定的系列行动中坚持到底。因为肖恩是一名航空机械师,所以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对其他人会造成重大的危险。他被勒令停止那项工作。幸运的是,他能够从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获得100%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评定。
肖恩的时间观治疗
肖恩已经经历过40多个治疗疗程了。在时间观疗法创立之前,他就已经在治疗专家的办公室那里得到过帮助,收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给他做的100%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评定。他同意加入时间观疗法的试验研究,并开始接受时间观治疗。
肖恩非常聪明。在时间观治疗的第一个疗程中,他热切地学习津巴多的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的概念。他做了心理测验,给自己评分,和治疗专家一起检视他的测验成绩以确保他能够正确地解读成绩。他的时间观量表测试结果显示了高分数的过去消极观、高分数的现在宿命论观、高分数的现在享乐主义观、低分数的过去积极观和低分数的未来时间观。肖恩被要求每天都观看《时间之河》的视频。
肖恩和治疗专家都从之前的治疗疗程中了解到了肖恩过去的消极回忆,治疗专家要求肖恩开始用过去的积极回忆,尤其是用他对死去朋友的积极回忆,来替代过去消极回忆的突然重现。在他脑海中反复出现次数最多的过去消极回忆的闪现,是从直升机坠落事故中找回被损坏的少校尸体。他回忆他们曾有过的具体的知性交谈,以及能和一位他可以与之交流的另一个人相识的美好感觉。治疗专家要求他用这些过去的积极回忆来替代他过去的消极记忆闪回,并要他记住,那些从她那里学到的知识将会存在于你心里。专家给了肖恩放松CD以帮助他减低自身的压力水平。
第三个疗程处理了肖恩高度的现在宿命论。治疗专家建议他关注眼前的积极事物,尤其是他与他善良、钟情的女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那任意胡为和现在享乐主义的倾向。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他持有的极端现在宿命论的自杀意念,肖恩努力地克制想让自己死于一场车祸的欲望。治疗专家提示,如果没有肖恩对基因库的延续所做贡献的善举,世界将会经受一大损失,这对肖恩来说是一个“啊哈!”的顿悟时刻。
治疗专家建议肖恩不要成为当下宿命论者,还把自己孤立在家,他应当通过带着他热爱大自然的女朋友到海边或者去徒步旅行来练习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肖恩学东西很快,并将这些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的出游变成了他和女朋友的历险和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他还爱好空气动力学,专家鼓励他在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中好好玩遥控飞机和直升机——那是由他自己装配的。专家要求肖恩参加战争创伤团体见面会,以扩展亲社会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他珍惜与退伍军人朋友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在有关人际关系的方面,他从讨论中受益良多。
肖恩的未来积极体验是时间观治疗的第四个疗程的主要关注点。然而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一开始就交代过了。他难以处理日常问题,而且会变得现在宿命论——不堪重负以致乱发脾气。治疗专家建议他能成为一个制作清单的人,每天都专心致志地完成清单所列的几个项目。专家要求肖恩集中注意力去感受已经完成的事情带来的积极感觉,而不是因没做完的事情所带来的消极感觉;还要他明白,未来他能够完成更多的任务。
关于未来积极体验,肖恩回想起自己在高中时对古董车和摩托车很感兴趣,并且在和治疗专家上网讨论了车型之后,他计划每样都买一辆。他与女朋友的关系正在发展,而且他们为两人第一次能在一起度假而做了积极计划。
肖恩更美好的未来
在随后的疗程中,肖恩的日常问题被清理出来,而且许多问题都被解决了。肖恩更美好的未来包括详细的结婚计划,这已经完美地实现了,随后他又计划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前父亲,然后成为一名优秀父亲。他现在懂得了未来积极的时间观的重要性,及平衡他过去在军队中的消极体验的方式。他已经能够寻找幸福了,并且对自己或他人而言,他也不再是危险人物了。肖恩继续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影响战斗着,并且他正学着在时间观治疗的帮助下去应对。
肖恩在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和之后的测验结果
图表解释：在图4-4左边的临床图表显示了从时间观治疗中获得的典型的改善效果,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创伤的临床分数都从严重变为临界正常。他的焦虑症分数从严重降低到了中度和轻度之间的临界值。他的创伤分数从严重和极其严重之间的临界值变为中度水平。
至于肖恩后来的时间观量表测量成绩,他的过去消极观和过去积极观分数都在中间范围内。他的当下宿命论观分数在低-中程度范围内,与他增强(高-中程度)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感一致。肖恩的未来时间观分数在中度和高度之间的临界值上,这说明了他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断裂了”
埃弗里斯特,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
埃弗里斯特是一名26岁的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当19岁被调配到伊拉克时,他是一个聪明、风趣的男孩。在那里,他领导着由四个年长的男人组成的队伍。刚开始,由于年龄太小,他很难领导他们。但是在一次任务中——两个叛乱者被杀、一个重武器贮藏处被没收,他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快速行动救了战友,从而证明了自己。这场战斗是艰难的,但是当埃弗里斯特被指派去做巴格达外阿布格莱布监狱在押囚犯的护送人员时,事情转到了更糟的地步。
心理诊断：与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弄清人们为什么在做着他们所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和许多很棒的朋友一块长大。我们过得很开心——开玩笑、大笑,很快乐。当我读高中毕业班时,我选择了应用心理学,计划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但是我的父母供不起我念大学,所以我一毕业就参加了美国陆军442军团,我知道在我退伍时就能够得到补助了。13我的一位叔叔和一个近亲都在国民警卫队而且都已派驻海外了,所以我想可能会有机会见到他们……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回家时我的精神受创状况会是怎样的。
19岁的时候,我被调配到了伊拉克的巴拉德,驻扎在水蟒基地后勤保障区的外面。我有几份工作要做。自从我有资格使用所有武器后,我成了一名武器军士,成了快速反应部队的一员。我是一名为部队和村民服务的助理医师,并且奉行人道主义使命;我是移动情报小组的成员,也是阿布格莱布的一名在押囚犯的护送人员。
我猜我在军事测验中取得了高分,因为我被安置到一个队伍领导者的位置上——那很难,因为我要管的人都比我年长。要坚持完成许多装模作样的姿势。有段时间我忍受着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侮辱和奚落。我知道年龄并不必然会增进智力、知识或者智慧。我知道我必须向队伍证明自己,从而获得他们的尊重,我也是那么做的。我想到在越南,军官和士兵接受训练——他们很强硬……而在伊拉克,部队里的人都泡在电视前玩任天堂。我强硬起来,变成了一个精明严厉的领导。
我追忆自己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开端,源于阿布格莱布的一次事件。我正押送着两名囚犯去坐直升飞机,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就在那时,其中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家伙试图逃跑。我不想开枪的,所以我一赶上他就用头顶他以制止。当时我正戴着夜视头盔——它就像件武器一样好用。他倒下了,我跑回去将另一个囚犯押到直升飞机上。然后我再跑回去押送那个试图逃跑的囚犯——他死了。除了说我感到震惊之外,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了。尸检医生知道我感觉很糟糕。她告诉我那个人一直承受着癌症晚期的痛苦,而且当她解剖他时,他体内满是肿瘤——死期将至。我知道她是想让我感觉好受点,但是我并没感觉好点。
我无法忍受恃强凌弱或者是人身虐待,尤其是当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占一个女人的便宜的时候——我就是要管……当我看见一个伊拉克平民男人在对一个女人拳打脚踢,两个年幼的孩子在那里大哭的时候,我正在巡逻而且刚好绕过一条小巷的拐角。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断裂了。我跑上前去,用阿拉伯语对那个男人大喊以制止他。可是他不听。我挥动我的M-4步枪砸向他,(而且)打得他脑袋开花。我并不打算下那么重的手打他……我只是想制止他。
很奇怪——我并没有感到悔恨。我把他拖到了一个大垃圾堆的后面。小孩子们抱着那个女人的裙子。她走向我,哭着用阿拉伯语说：“谢谢你,愿主保佑你。”她抓起我的手开始亲吻。我不停地摇头——我需要离开那里……在我走回街道继续巡逻的时候,我清理了我的武器……我知道我心里有些不对劲……
造成致命打击的是我在对连队的护卫队被袭击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得到通知,美军战士里有四个人在行动中被杀死了。我当时担任医疗兵职务。当形势安全了,我就跑到现场,看看有什么需要做的——我能帮到谁。一些人正在帮助伤员,其他人在轻手轻脚地处理四名死去的美军战士尸体。我走上前去看看他们是谁,我认识他们中的两个人……我的叔叔和表哥。我崩溃了吗?是的,那个乐天派的埃弗里斯特在那天死了。我一直哭到自己感觉麻木。很多年我都没有再哭,也没能够再哭出来。爱、悲伤、内疚——我感觉不到它们了。我只能感觉到憎恨和无法控制的愤怒。
当我回到家时,我22岁。我知道我需要帮助,所以我去找了一位本州退伍军人服务中心的官员,要求得到福利金。我想获得心理治疗或者是上学的资金。他甚至连看都没看真实情况,就把我拒绝了。这件事把我送入了更深的抑郁里。我和父母住在家里。我坚持到获得一份药剂师的工作,并且设法保持忙碌,将注意力从伊拉克移开。当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待在自己房间里不出门,密谋着远离他人。老朋友和亲人发现我回来了就打来电话,但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或者见面。
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就像一个住在身体里的怪兽,等着被激怒。我动不动就会反应过度,发泄受压抑的情绪。任何事情都能让我爆发。我曾有恐怖暴力的想法,杀人和自杀的想法。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想法,因为它们太恐怖了。最后,我去看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精神病医生,他给开了药。虽然白天的时候那些药还奏效,但是晚上的时候,它们会扭曲我的梦,带来梦魇。最近的过去会和我在伊拉克的那段时间混在一起,我不知道谁是谁,什么才是真的。有时候我认为我回到了伊拉克,还把我的家人误认成了伊拉克人。那真恐怖。我醒来时的感觉就像自己犯了心脏病一样——心砰砰直跳,气喘吁吁,还会大汗淋漓。我睡眠不足,而且紧张不安……我会不断地挑起与姐姐之间的争执,还会和父母争吵。我非常痛苦,不想再活下去了。我服用过量的药物,并且希望自己再也不会醒过来。我妈妈救了我。
唯一一个让我感觉想亲近的人是一位担任警官的叔叔,他真是一个好人。他也是联邦救灾反应队伍的一员。我知道父母在和他谈论我,那有点让我恼火。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和他说说话。他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他不评判我。我并没有告诉他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把因为官员拒绝提供退伍军人服务与福利金而生气的事告诉了他。我猜我所告诉他的足够让他建议我去看这位专攻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医生,他是在联邦救灾反应队伍里认识这位医生的。
我叔叔打电话和索德医生约好了,但那次我没露面,我还没准备好。我学过心理学——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有意不想去那里。我知道我需要帮助,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然后我妈妈打电话给我预约。当时我在家里,妈妈告诉我电话那边的人想要和我说话。这位女士说她名叫露丝,她问我是否准备好了。我想,“这个在向我发问的人是谁啊?”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她告诉我,除非我准备好去应对,否则他们提供的任何帮助都不能起作用。她说,通常当人们为某人预约的时候,某人可能并不想接受治疗——拨打电话的人想让他们过来,其实是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我想“可恶,她说话可真直接!”我告诉她,她现在就是在和我说话,而且我会过来的。我很害怕。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恶念。我不想被评判,也不想被别人发现我是个无能的人。
和索德医生的约见,我迟到了。露丝正在门口等我。她没有提任何关于我迟到的事情——只是微笑,介绍她自己,并且说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工作。她向索德医生介绍了我。他和我叔叔很熟,而且我很佩服他打破沉默的方式——聊聊家庭,确认我是442军团的军人,还有就是他是怎样治疗老二战442军团退伍军人的。
第一个疗程我记不大清了。我知道我暗示了一些应激源以及触发记忆闪回的事情。但是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是要谈论那些“疯狂”想法——关于想象杀掉惹恼我的人的方法和自杀的手法……那些想法我到后来才说了出来。我安排了每周约见索德医生以进行治疗,还有与露丝连续两次的系列预约谈话。她会对我进行访谈,将我在伊拉克的创伤经历记录在案,然后写一份索德医生将要呈递给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报告。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到这些人想要帮助我。
我和露丝的第一次访谈会是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情绪马拉松。我认为咨询者应该是铁石心肠的,但是当我开始谈到我曾经是怎么长大的,而我“现在”又是如何的时候,露丝的眼中充盈着泪水。我想,为什么她能感觉到,而我却不能?然后我把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在她把我所说的打字记录下来的时候,泪水也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我感觉我的脸颊也湿润了——我在哭。能哭出来、知道我还能哭、知道我能感受得到……令我如释重负。
在接下来的一次和索德医生的约见中,他讲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心理创伤,而不是心理疾病或者弊病。不知怎么的,这使得我感觉好些了。很明显,通过谈论我在伊拉克的创伤经历,我已经朝着治愈迈出了第一程。我们谈论了目标,我告诉他,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摆脱药物。他还给我推荐了另一个目标,对未来抱有一些希望。我认为那是个好主意,但是对我而言,未来看上去惨淡凄凉。
我和露丝开始了第二次马拉松式的访谈,但是不像第一次那样情绪化。自从之前的访谈结束以来,我已经在网上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当她问及有关我的睡眠模式、我有没有躲着别人和特定的情境或者场所、什么会让我生气、我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与家人关系如何的问题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然后她问我是否介意我父母和她或是索德医生见面,这样他们就能够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了。她说尽管我是她和索德医生的关注中心,但是他们也关心我的家庭要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我对此没有意见,所以她将见面定在了下周。
在我和索德医生的第三次约见中,他给我做了心理测验,并且解释了我遭受的创伤、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如何从严重变成极端严重的。这不奇怪。针对我的愤怒问题,他提到了A型行为。通过我的学习,我知道那是什么,并且我清楚地知道他在谈论什么。我们马上开始着手矫正我的行为,从放缓我的呼吸开始。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开始感到生气或者沮丧,我都会这么做。我会放慢我的动作,放松我的肌肉,降低我嗓音的音调、音质和音量,并且深思熟虑,而不是用我在伊拉克时所使用的方法,以军事化方式做出反应或者过度反应。这是些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你正开始要失去控制的时候,就很难做到了。但是那天,我对自己发誓要更多地注意我的行为。我已经不在军队里了。
我妈妈与露丝见面,我爸爸和姐姐则与索德医生见面。在他们见过面之后,我妈妈告诉我,她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它是如何影响家里的每个人有了很多了解。这让我感到内疚。我猜我表现出了内疚感,因为我妈妈拥抱了我,并且说：“这不是你的错。”我没有告诉她,我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认为那是她和我爸爸的错,因为我入伍、经历那些可怕事情以及我改变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付我上大学的费用。我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可我忍不住那样觉得。但是我什么也没说。
自从我回家以来,我对我姐姐的态度很差——我尖酸刻薄,我姐姐一被关心,我就怒火乱窜。我已经变成了让自己讨厌的恶棍。我让她感到如此可怕,以至她搬出去住了。但是在和索德医生见面后,她又搬回来了。她说她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举动会失去理性了。我告诉她我正在努力,她说她能看到效果。我们获得了彼此的谅解。我爸爸——他非常爱我,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他一生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但是我却搞砸了。在他见过索德医生之后,他朝我走来,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拥抱。我那疲倦的、封闭的心敞开了——完全敞开了。
索德医生已经把我们的第四次约见安排在了放假期间。当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时,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一家快餐店吃早餐,见一些特别的人。我饿了,这正合我意——尤其是因为他付账。当我们来到了店里时,有10位最早的二战442军团的退伍军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索德医生向这些已经近90岁的人宣布：“先生们,这位是埃弗里斯特,他是一名新一代的442!”这些老伙计欢呼着,跳起来,他们还都伸出手来握住我。他们咧着嘴笑,我也跟着笑。他们中有个人告诉我,我是这65年里的第一个新成员。在得知我的家人仍然爱着我并且很努力地理解我之后,我想这是我从伊拉克回来后遇到的最好的事情。
索德医生和露丝利用他们所写的心理报告帮我向退伍军人管理局提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索赔要求。他们鼓励我坚持去见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生。他们知道我不善交际,所以他们邀请我加入星期三退伍军人团体见面会。我去了几次,而且确实很喜欢和退伍军人朋友待在一起。我大概每三个月见一次退伍军人管理局给我看病的精神病医生——他会为我的药物服用把关。在我与精神病医生的一次见面中,他表明我应当被安置到一个紧急的100%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基地,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想去上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索德医生,他告诉我听取精神病专家的话,因为我还不具备上学所需要的正确心态。我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短期记忆也受损了——要记住我读过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我回到了精神病医生那里,他建议我加入在一个大型退伍军人实验室里开展的、为期八周的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计划。既然我已经进入了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过程,我认为我不妨试一试。我告诉索德医生我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出发。
当我在创伤后应激寄宿康复计划中时,我每周都给索德医生打电话。我做得很好。我无法实实在在地谈论我们做了什么,就只能说我觉得极其困难而且有时还想逃跑——但是我想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候那样觉得。
当我从康复计划回来后,我的伤残评定已经出来了。我现在能够领取福利金去上学了……索德夫妇问我是否想成为Z团队的一员。这对我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给津巴多博士从海湾地区派来的研究人员帮忙,他们是带着对退伍军人所进行的初期试点研究来的。
我的更美好的未来?我被大学录取了,正致力于获得我的医学学位,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亲身了解了战争的影响。我的意向是医治退伍军人,尤其是那些从中东战场回来的退伍军人。
埃弗里斯特的时间观治疗
埃弗里斯特从伊拉克回来后就在药业工作。这名年轻的退伍军人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学习了心理学的大学先修课程,而且他对剖析自己性格改变的原因很感兴趣。他遭受了重度到极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包括频繁的自杀和谋杀构思。
埃弗里斯特与战斗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性,使得索德夫妇认为有必要同时开展个体化治疗。埃弗里斯特和索德的第一个疗程的焦点集中在通过谈话和讨论建立密切关系上面,显然还需要修正标准的时间观疗法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设置的治疗方案。不是要遵从由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逻辑进程,而是有必要增加过去的积极回忆以及未来的积极目标,来抵消他极端的过去的消极回忆。他和露丝的第一例个人治疗疗程是一个长达三小时的强化治疗,当中埃弗里斯特向她倾诉了与军事有关的过去的消极体验。他有计划的自杀构想(用枪)以及他毫无计划的杀人构想是最受关注的内容。他同意不按照这些构想行动,并且在他对感觉自己招架不住这些想法的时候就给索德夫妇打电话。埃弗里斯特与索德的第二个疗程的焦点集中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症状上面。索德讲解了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埃弗里斯特的心理学背景使他能够快速地掌握这些概念并且认识到了放开他过去的创伤、让他的生命继续向前的重要性。
在他和露丝的第二次长达三小时的强化时间观治疗疗程之前,埃弗里斯特已经自学了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知识,并且准备好讨论他严重且往往极端的症状,他的症状导致了他现在的宿命主义观。为了帮助他康复,他的家人也被要求参加没有埃弗里斯特在场的见面谈话。
在与索德一起的第三个疗程中,索德对他实施了心理测验并且讲解了已确认的重度到极端的创伤、抑郁症和焦虑症。当埃弗里斯特正在通过消极的现在享乐主义来应付愤怒的问题时,他们讨论了A型行为。索德马上鼓励埃弗里斯特运用行为矫正法,埃弗里斯特能够凭借此法来练习呼吸和深度肌肉松弛技巧,同时放慢动作,降低他嗓音的音调、音质和音量。
在单独的约谈中,露丝与埃弗里斯特的妈妈见面,而索德则与埃弗里斯特的爸爸和姐姐见面,两人向他们解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症状、时间理论和时间观疗法。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请求用同情和理解来对待埃弗里斯特。
为了重建埃弗里斯特的自尊,帮助他靠体验现在享乐主义的滋味来应对他的现在宿命论,第四个疗程是在一家快餐店里进行的,埃弗里斯特在那里见到了一个由二战时期美国陆军442军团最早的退伍军人所组成的团体。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次见面的自发性加上他意识到家人无条件的爱,是埃弗里斯特时间观治疗中的主要转折点。这次见面后不久,通过偶尔参加战争创伤团体见面会,他扩展了自己的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时间观。他被鼓励继续每几个月见一次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精神病医生,以监控他的处方药服用。
在后面的疗程中,索德和埃弗里斯特讨论了他对未来积极体验所做的规划。尽管他想要马上上大学拿到学位,他还是被要求继续努力提高他的应对技能。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尤其是他无法集中精力这一点,仍然是很严重的。给埃弗里斯特看病的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精神病医生给他报名参加了一项在特里普勒陆军医院开展的、为期八周的强化式创伤后应激寄宿康复计划,该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周开始了。在康复计划过程中,埃弗里斯特每周向医生报告一次。
他的康复计划课程一完成,埃弗里斯特就收到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他被邀请加入Z团队,并且协助开展调查以及时间观疗法的试点研究。
埃弗里斯特更美好的未来
历经治疗的过程并且通过断断续续地参加每周都举办的战争创伤团体见面会,埃弗里斯特决定带着完成医学学业并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学术目标去上大学。尽管他将要一直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但是他的症状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现在他有了一个关注的中心：帮助遭受相似伤残痛苦的退伍军人朋友是他最大的愿望。通过时间观治疗,他能够用一个包含亲社会事业及长期人际关系的积极的未来乐观构想,来代替反复在他脑海中放映的现实生活的战争电影。
埃弗里斯特在接受时间观治疗之前和之后的测验结果
埃弗里斯特是Z团队在2009年初接收的最早一名成员,他没有参与过时间观疗法的试点研究。他很大方地同意为本书撰写并分享他的故事。我们尊重他的意愿,没有在这里给出测试图表。然而,他已经允许在此分享他的心理测验分数(见附录C)。
小结
◤从所有的战争来看,成千上万的美国退伍军人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斗争。14可以预见,经历过这些战争的退伍军人陷入了过去消极和现在宿命论的时间观里,既牺牲了现在也牺牲了未来。
◤已经发现时间观疗法能非常有效地帮助退伍军人重回到他们应有的平衡时间观中：积极的过去、选择性现在享乐主义和积极的未来时间观。
◤增强归属感和社区氛围,是减少在灾难面前的消极、暴力和自我毁灭性的应对反应的重要部分,也是增进亲社会的公民参与的重要部分。亲社会的战争创伤团体,对于那些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怀念军旅生涯的情谊和经验丰富的战友所给予的指导的退伍军人来说是格外有利的。
◤通过帮助他们改善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关系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鼓励恢复退伍军人对自己及服役的自豪感。这可以通过帮助他们做好能支持其争取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的诉求程序所必需的文书工作来实现。
◤女性退伍军人也遭受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别应将此归咎于强奸和性骚扰(被分类为军中性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