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着噩梦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的退伍军人也遭遇了几乎致命的重创。所以在帮他们获得一种平衡的时间观的同时,我们也想要恢复他们对自己以及对在当兵时为国家做出的重要贡献的自豪感。

这一治疗过程的关键步骤是鼓励与退伍军人管理局和他们在军队中曾效忠的政府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可以通过帮忙做好必要的文书工作,来支持他们向退伍军人管理局要求申请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评定来实现。当退伍军人明白了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并且因为他们有充分的书面证据从而能在与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交涉中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的自尊提高了,从消极体验转变成了积极体验。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用坏就被丢弃的退伍军人,而且当他们得到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做出的伤残评定时,他们将会成为活生生的国宝,因为国家财政将会给他们开支票。我们跟他们解释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些钱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来让他们知道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会被遗忘,仍是受感激的。这对退伍军人的自尊心和价值感来说,意味着一切。这也提醒了许多人记起他们投身战场的首要原因。

莎拉的观点：战争创伤的团体

莎拉写道：

凭我之前对退伍军人团体,尤其是那些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治疗经验,我本以为这次见到的退伍军人会是悲伤羞怯的一群人。但是,当第一次和战争创伤的团体见面时,我看到的是欢声笑语。在和他们熟悉了之后,我开始询问他们的一些经历,以及治疗专家是如何改变他们的问题。

有一个男人,作为治疗方案中的一个真实案例,他的表现很突出。这位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告诉我,在接受治疗之前,他有着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典型症状：夜惊、易激惹、情绪波动、社交退缩、逃避特定刺激等。他非常抗拒寻求帮助,竟然必须在八个他已经认识且信赖了很多年的退伍战友陪同下,才肯去治疗专家的办公室。他感到愤怒。他说：“我不想要帮助。我不想再想起那些事情。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

最终,是妻子说服他去看新的治疗专家。我问她,自从他接受这项治疗方案,都出现了哪些变化。她描述说这个过程是“能改变一生的……他现在变得快乐多了,他有自己的‘团体’、伙伴,他发现生活是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他们凭直觉知道其他人经历了什么,以及每天所要面对的斗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