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军队之后,退伍军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怀念曾经有的社交生活,那段作为集体中一员而与其他有着相似军事工作背景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的时期;他们喜欢沉浸在能够理解他们的、和他们志趣相投的人所聚集的团体中,也常常想找到其他的退伍军人连队。他们倾向于将没有军事经验的平民看成是不如自己的人,而不是像朋友那样特别令他们满意。讽刺的是,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完全逃避社会交往。这种社交回避是一种症状,而非解决问题的对策。正确的对策是社会接受,还有来自他们尊重并认同的同伴们的鼓励。

在很多其他的非军事场景中,集体疗法已经显示了其有助于减少孤立感和社会污名的效果。以前的研究和我们的临床经验是一致的：已表现出回避迹象、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或者两者兼有的病人在我们的集体治疗方案实施过程中,其临床表现都证明了改善的效果(例如与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关系的增进、症状控制的改善、情绪障碍的更少出现、社会支持的增强)。

正如文献资料所表明的,提高归属感和社区意识是减少人们在应对灾难时做出消极暴力的自杀性回应的重要组成,也是公民所参与的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公正的评定、理解以及回应对此也同样重要。杜南士(DuRant)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格洛弗(Glover)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对不公正做出回应时的目的感和行动途径既是提高社会适应力,也是减轻心理问题症状、减少青少年参与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

转诊病人的社交网络对退伍军人持续的时间观治疗方案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功通过了时间观治疗过程的退伍军人所组成的社交网络。这些退伍军人还会带来新的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他们也需要接受治疗。在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被推荐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就开始对他们进行个人治疗,包括为患者开展关于时间观以及深呼吸与放松的重要平衡技巧的训练。然后我们又为他们讲解了亲社会活动的重要性,再把其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介绍给他们认识,这些退伍军人也能理解未来积极的时间观的重要性。结果是为一种更加正面强化、更有活力的未来时间观积攒动力。反过来,这种未来时间观又产生了一个平衡的时间观,并且军人的症状随后也有了减轻。

“跟我做!”

在军队中,总是有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士兵为年轻且缺少经验的士兵“指点窍门”(在特定场合或特定活动中行事的特殊方法),并且警告他们哪里有潜在的危险。这种模式同样也适用于退伍军人。5根据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社交网络强度,他们信任其他同样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通过时间观疗法获得成功治疗的退伍军人,比去相信一个心理健康专家能够完全理解他们容易得多,更不用说相信他们能帮上忙了。那些被视为在集体中地位高的人,例如被授予一枚银星勋章、紫心勋章、步兵战斗徽章或者国会荣誉奖章的人员,在他们看来是特别值得信任的人。

研究显示(DaSilva,Sanson,SmartandToumbourou),6亲社会态度与行为是从实际的亲社会活动参与、从参与中得到的价值感、对他人的依恋、对亲社会之重要性所持的坚定信念中演变而来的。当这个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正面强化循环被激活并运行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自我强化。真正发现了更美好未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患者,会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治疗方案推荐给其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我们已经发现,当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在为自己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并且同时帮助他们的退伍同伴与自己一起走向那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们看上去非常幸福快乐。正如海军陆战队的口号“跟我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近距离接触了退伍军人的社交和文化价值与内涵。

同辈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行为的社会影响力是极为强大的。7同辈参与和积极的社交模型是用时间观疗法来治疗退伍军人不可或缺的环节。原因是同辈容易让退伍军人回忆起那段时光：要保住自己宝贵的生命需要依靠并信任那些知道如何在战争中活命的经验丰富的老兵。这种强而有力的社会联盟被证明是在一项成功的时间观治疗方案实施过程中最实用的工具之一。当这些人开始走向时间的平衡,并且能在一个支持性团体中分享他们的积极形象和策略时,个人治疗和团体治疗就得以互相强化和补充了。8

风险观：朋友的重要性

索德写道：

大约七年前,在每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会有少数的退伍军人出现在我们办公室的后阳台上,我们将其称为一个工作之余的社交聚会。这个聚会的出现并非我们刻意为之。先是一个退伍军人来我们这儿,然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朋友。当其他退伍军开车路过并且看到他们朋友的车停在门外时,他们也进来了。

我们想把办公室提供给他们用于非正式来访形式的会面,因为从文化层面来说,这些日裔夏威夷退伍军人更加不会喜欢被拘束。他们不喜欢我们在美国本土所采用的“具体开始时间”,所以工作之余的时间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有最佳的意义。我们并非是出于对他们的崇拜和尊重才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能陪伴在他们身边,为他们聚在一起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表达出我们真挚的承诺和关爱。

津巴多像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一样,总是说如果你们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那么你们就不可能拥有家庭文化。这些人喜欢在烹饪时围坐在一起聊天交谈。对我们的退伍军人而言,和他们的退伍兄弟共享家宴有益于他们创造出后天形成的家庭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大家有着相似的问题。这给了他们一种更强烈的自尊感和共同的联系,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有精神疾病,而是有和其他美国军人一样的反应类型。他们对一次常规军事经历有常规化反应——以一种可理解的极端形式。他们开始明白,创伤后应激障碍更像是一种精神损伤,而非精神疾病。自然而然地,他们就开始互相帮助,集中力量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之后他们就询问是否可以邀请其他也需要帮助的退伍朋友来参加见面会。在本书撰写之际,我们的退伍军人团体的规模从15人扩大到了25人,他们也接受非退伍军人——还有女性!——比如卡拉,成为该团体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经验的退伍军人发挥了榜样和向导的作用,帮助刚刚接受了时间观治疗的退伍军人。优质的食物、与退伍伙伴之间的积极社交互动将治疗过程变成了一次积极的社会交往和学习活动,而不是要去看“精神病医生”。许多退伍军人都说这是他们一周当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时光。

同辈力量

2009年6月,旧金山Z团队成员安东尼和莎拉在搜集时间观疗法的试验性研究数据的时候,来到毛伊岛研究我们的退伍军人团体互动。后来,他们坦言当他们来到毛伊岛研究战争退伍军人团体时,大多数的退伍军人是百分之百与执行公务有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伤残,对此,他们感到有些受惊和害怕。他们不知道将会发现什么,但是认为将会获得像《飞越疯人院》一样的结果。

然而,令他们又惊又喜的是,战争创伤团体里的退伍军人是非常善于交际的、有趣的人,他们十分享受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退伍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抑郁症的临床症状都受到了良好的控制,尤其是有一个团结一致、结构合理并且致力于帮助团体中的退伍军人实现更美好未来的组织在帮助他们。如此一来,整体就变得比部分之和更优。

时间观疗法的社交组件是其最重要以及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古语有云,“独自承受一切的人,深陷在更大的痛苦中”,这是千真万确的。当通过模仿和重现社交互动来帮他们回忆作战和服兵役时所形成的积极社交联系和目标,而非想起那期间的混乱和损失的时候,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引起的使退伍军人想要断绝与其他退伍人员或者任何会让他们回想起战争的人互相来往的回避症状就得以减轻。这些社交互动使得退伍军人变得更加开心和愉悦。他们期待能够彼此在一起,感觉好像他们与他们所认可并与之相处融洽的团体成员之间是能够互相理解的。我们后来将这一社交组件运用到了我们的平民患者身上,并且发现它在建立一个平衡的时间观上是同等重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所组成的时间观治疗团体基本上是无领导的组织。然而,极为重要的交流还是继续开展着。例如,他们讨论自己的压力和应对压力的方法,他们试图克服自己的过度反应、愤怒和社交问题;或者,他们讨论如何更好地与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群相处。较小规模的团体在院子里在后阳台周围聚集起来,还出现了围绕特定话题交流的小焦点团体,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这些团体见面会为退伍军人提供一个与他人分享下列信息的机会：关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福利金发放流程,以及他们在克服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和抑郁症时所获进展的记录。这种知识和经验的分享,以一种未来积极的聚焦的形式带给退伍军人一种情同手足的感觉,以及团体文化的认同感。

许多退伍军人已经过了四五十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了,甚至没有和其他退伍军人讨论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沉浸在巨大的受压抑的愤怒与羞愧中。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在进来后看到了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人,却甚至不知道他们和这些人还是退伍战友关系。他们可能在彼此相邻的地方工作了几十年,但却从来没有而且一次都没有讨论过他们作为退伍军人的状况。现在他们见了面,并坦然地讨论着自己身为退伍军人的状况,他们感觉到往日的自尊又回来了。

这是我们根据退伍军人的人际关系发现的一个极为重要过程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开始接受治疗时,他们认为与家人、朋友以及自身之间的关系糟糕是一种常态。甚至通常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和自己曾冒生命危险保护的国家政府间的关系也很棘手。当时间观治疗专家指出退伍军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对他们表示关心,并且以有尊严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开始回归。当他们开始去见一个退伍军人团体并与他们喜欢、钦佩、信任和尊重的人建立起友谊时并且意识到各种感情在回归,他们的自尊心再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