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会感到痛苦、愤怒和绝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行为使他们与社交圈渐渐疏远,这让他们感觉更糟。所以,患者会倾向于把自己孤立起来,这不足为奇。因此,鼓励患者的亲社会行为是让他们恢复健康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有助于他们了解当前是极其美好的。在时间观疗法中,我们鼓励患者保持健康的友谊和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亲社会行为。

同类人群对治疗的帮助尤其大。在对退伍军人的初始治疗中,我们发现,这些退伍军人与战友的友情正如在军队时一样,这是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定期参加社交聚会加强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下一章会讨论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认为伊拉克退伍军人埃弗里斯特可能就在与二战退伍军人的社交中受益无穷,尽管这些二战老兵比埃弗里斯特更老。埃弗里斯特回忆说：

索德医生把我们的第四次会面安排在了一个节假日。当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他说要带我去一家快餐店吃早餐并见一些特别的人。由于我比较饿,便欣然同意了——尤其是在索德医生买单的情况下。我们抵达快餐店时,有10位原二战442军团的退伍老兵正围着一张餐桌坐着。索德医生向这群接近90岁高龄的老兵宣布：“先生们,这位是埃弗里斯特,他是442军团的新人!”这些老兵立即欢呼起来。大家纷纷站起来,与我握手。大家全都笑得合不拢嘴,我也是。其中一位老兵告诉我,我是他们65年来的首位新成员。在了解到我的家人仍然很爱我并且努力尝试理解我之后,我觉得这是我从伊拉克回来后最好的时光。

我们也让一小组参与时间观疗法治疗的孀妇进行了互相介绍,并且发现她们是对其未来规划最优秀的宣传家。但是,小组成员不必完全匹配,也不必持有在进行“小组治疗”的想法。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小组会面是为了让治疗者有亲社会经历。例如,在退伍军人组的例子中,他们只是一起简单地交谈、欢笑、享受美食。几乎完全没有老兵经历的卡拉也从社交会谈中受益匪浅：

在我接受治疗大约一个月后,索德机构的工作人员问我周三下午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在他们机构举行的退伍军人群组聚会——主要由越南战争老兵、海湾战争老兵和伊拉克战争老兵组成。他们担心我除了进行物理治疗和来办公室接受时间观疗法治疗以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自从巴德离开后,如果不是进行治疗,我很可能会待在家里看电视。他们知道我主要与男性一起工作,认为与一群男人待在一起可能会让我振作起来。

嗯,我可以肯定地说,第一次聚会,我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那些老兵纷纷与我拥抱,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女士们——她们还能做饭!我参加了几次老兵聚会,离开前,我想为这些出色的老兵做些事情,于是,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印第安捉梦饰圈——一种在圆环上编织的网状物,意在阻挡噩梦、留住美梦。当我把其中一个捉梦饰圈递给一位越战老兵时,他说,“现在,我可能不会再做那么多噩梦了!”他的话让我不禁悲喜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