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这场事故完全改变生活之前,卡拉能够享受当下时刻的各种快乐,这些快乐来自过去那些美好记忆的支撑。她和丈夫巴德喜欢各种活动,钓鱼、打猎、骑自行车……他们经常一起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也经历过糟糕的日子,经历过痛苦伤心;但是,她都能克服它们,而且可以继续看到过去经历中那些积极的方面。和当下一样,未来也是光明的,不需要过多的筹划什么。但是,接下来的事故,把她猛推进了一种黑暗而痛苦不堪的现实,一种欲逃无门的现实。

在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最坏时光里,卡拉深陷在一个时间循环中,这个环路里充满了强迫性的观念,包括那场事故、遭受的伤害、还有死亡的年轻妈妈——她感觉自己被这个女人诅咒了一样。而当她暂时不再固执于这场事故和可怕后果时,她又会反复体验到幸存者的负罪感,体验到生活发生了如此糟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强迫性的意念,将她多年来形成的美好记忆和积极体验一扫而空,清除的一干二净。卡拉觉得自己再也不值得拥有任何一种生之乐趣了。

回忆以往,卡拉充满了恐惧和负罪感。她正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感到毫无希望。她对未来也不抱任何期望,感觉时间已经停滞了。在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行为和将来的计划之间,她不能获得平衡。她对时间的理解已经局限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那里容不下任何希望和改变。

从卡拉的案例来看,一个人对时间的理解会强有力地影响到他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不管在现实世界中时间意味着什么,在心理意义上,我们生活在三个主观的心理时间区里：过去(曾经是什么)、现在(当下是什么)和未来(将来是什么)。每个时间区都被很多因素影响着：文化偏见、精神信仰、希望梦想、记忆和生活经历。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心灵中,每个人对时间的认识都有些不太一样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不管我们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个人的时间带[6]以上进行的。

时间理论被用来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帮助他们从各种情绪创伤中恢复,对这些人的生活、家庭成员和人际圈子产生了巨大且持续的影响。

时间理论的历史简介

20世纪70年代初期,菲利普·津巴多开始对时间观的各方面进行探索。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第一项研究是通过使用催眠的方式,把一个人的时间观从未来导向转变为现在导向。在这些实验中,经过预测被界定为“可被催眠的”、并且可能是未来导向的(毫无疑问,大多数斯坦福的学生对于未来的思考都是认真和持续的)斯坦福学生,接受了用以改变其时间带的催眠后暗示。他们被告知他们的过去和未来是久远而遥不可及的,同时,现在将开始充斥他们的头脑并且会随着实验过程而持续扩张。这个实验的对照组则在催眠和未催眠状态下,均被告知只去思考他们生活中的时间。接下来,所有这些学生被置于各种测试情境中,来确定新的时间焦点(timefocus)的内化是否改变了他们的时间观。

的确,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扩张的现在条件”下的那些学生立刻开始表现得像个孩子——更多地大笑、搞笑、喜欢玩耍,变得完全沉浸于捏泥团的游戏,并且丧失了时间轨迹(timetrack)。这些可测量的变化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的不同。后者并不是生活在那种扩张的现在条件的时间里。

他们的时间知觉(timeperception)的改变是否是持续的呢?较之于过去,他们是否更加倾向现在取向呢?这些基本的问题还不能够得到回答,因为还没有一个可以评估各种转变的测量来研究各种时间观的差异。津巴多研究了相关的测量学文献,但是希望破灭了。现有的所有测度既不足以信赖——没有一致地生成相同的分值,也并不足以有效——同其他测量与时间相关的测验、指标间表现出相关。

津巴多开始着手通过一个长期的历程去发展一个新的量表,用来测量时间观的各种个体差异,这个量表将是有效的、可信的,并且容易施测和评分。经过多次尝试和试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决定编制一个新的量表,这个量表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取向的各种维度上给出精确评分。最后,一个因素分析的量表产生了,经过测量,这个量表与数十个标准化心理量表存在显著相关,并且能够在新的实验中预测各种行为结果。

就这样,经过一个大象生产一般艰难的妊娠过程,在津巴多的研究生助理约翰·博伊德——作为助产士——的协助下,津巴多时间观量表(ZTPI)在1999年诞生了。接下来这个团队开始高速运转,将ZTPI应用为许多相关性和实验性调查的测量工具。他们做的所有工作都取得了实效。

很快,津巴多从全世界的同行以及毕业生们那里获得反馈。他们以ZTPI为主题进行的各种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研究范围涵盖了从能量的物理守恒到学校和工作绩效问题,从戒烟、毒品成瘾到其他更多问题等诸多领域。时至今日,众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学者们组成了一个跨文化的研究团队,通过标准化量表的应用,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对量表进行各种必要的修订,极大地促进了ZTPI作为研究工具的进展。

[6]更准确地讲,应该是心理时间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