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变态心理学解释

一种对自杀式爆炸的常见解释是:这些使用炸弹的人一定是疯了,比如奥马尔就是如此。参议员约翰·沃纳(JohnWarner)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他们通过自杀对正常社会进行攻击是不理智的,也是理性的社会原则难以接受的。”他把自杀式爆炸解释为“一种精神失常下的行为”,这让我们在感情上不认同这些行为并重新确认自己与那些恐怖袭击者截然不同。我们精神正常,自杀式爆炸者却不是。我们永远做不出这种恐怖的事情。按照西方某些思维定势,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杀式爆炸者的犯罪行为。毕竟,如果他们精神失常,他们就不可能作出正常的决定。从理论上讲,精神失常的人确实会想些、做些在我们这些正常人看来是不正常的事情。

这种定义为“疯狂”的解释并不预示谁将成为下一个爆炸自杀者,而是把他们的行为划归到常态心理学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以外。如果这些自杀的人真的精神有问题,那么我们就能预测谁将成为自杀者,就像我们现在能通过临床预测谁将患抑郁症、精神紊乱症或精神分裂症等。但是对这些反常的精神状态,我们也只是偶尔能预测,要想阻止它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些精神紊乱者跟暴力行为有关。其中,抑郁是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精神紊乱和精神分裂与泰德·邦迪(TedBundy)、杰弗里·达默(JeffreyDahmer)和泰德·钦斯基(TedKaczynski)策划的暴力甚至凶杀事件都有联系。除了他们的恶名之外,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都违反常规。很显然,精神紊乱者没必要跟自己和他人过不去,事实上,很多精神紊乱者从不伤人。

据已获得的统计,自杀式爆炸者是在正常情况下才会作出异常行动的,大部分自杀式爆炸者都没有精神问题。联合国情报局理事纳斯拉·哈桑(NasraHassan)从她对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者的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

这些自杀式爆炸者,他们的年龄从18岁到38岁不等,但无一例外地都不符合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典型特征。他们当中,没有人是未受过教育、没有非常贫穷的、没有头脑简单或者抑郁者。除非是逃亡者,他们中很多是中产阶级,拥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当中半数以上是从以色列来的难民,其中有两个还是百万富翁之子。在家庭中,他们是完全正常的一员。他们彬彬有礼、严肃认真,是社区公认的模范青年。

根据最近一项由司法精神病学家马克·萨基曼(MarcSageman)进行的针对400名恐怖组织人员的调查研究,他们有3/4来自上层或中层社会。这项研究还找到了这些精神正常甚至是非常有智慧的青年转变为自杀式爆炸者的原因。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说90%来自幸福美满的家庭,上过大学,结过婚,并且大部分人有孩子,从事着体面的科研工作。萨基曼得出结论说：“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所在社会的精英。尽管这会让我们感到惊恐,到底什么算是正常呢?更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这些研究数据如此真切。自杀式爆炸者并不比我们中的任何人疯狂,因此,自杀式爆炸者并非‘精神异常’者,他们比这个社会平均的精神异常的比率要低得多。”

2.洗脑性解释

关于自杀式爆炸者的第二种常见解释是：他们精神正常,但是由于不幸的外界环境和自身的脆弱使他们成了被狂热的宗教头目洗脑的受害者。威廉姆·萨芬(WilliamSafire)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作出如下解释。

此种疯狂的教义灌输,要花费时间并单独进行,需要恐怖教唆者能非常熟练地唤起他们的殉难思想,需要有来自极易被激怒的家庭里的新成员参与。官方发布的影片描述了一个死去的小男孩诱惑着潜在的自杀式爆炸者和他一起升入天堂,“洗脑”被强化了。

这种“洗脑”的解释会被认为是免除了自杀者的罪责,而把罪责全加诸了宗教头目。然而,宗教头目似的训练并不符合传统的洗脑定义。“洗脑”就是强行灌输,通常是一些政治或宗教思想,目的在于摧毁一个人本来的信仰和宗教,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杂的信仰。它包括把一个人与家人或朋友隔离,“洗去”他们现有的信仰代之以新的理念。洗脑的典型案例包括帕蒂·赫斯特(PattyHearst)被共生解放军劫持和吉姆·琼斯(JimJones)胁迫900多名信徒的人民圣殿自杀事件。这些组织系统地改变了战俘或内部成员的传统观念,并给他们灌输全新的思想。而对于自杀式爆炸者来说,根本用不着用全新的思想取代原来的信仰,社会已经在一个人正常的发展中反复灌输过一些这样的思想了。自杀式爆炸者坚持他们组织所持有的极端思想,“洗脑”的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

尽管接受他们的暴力信仰可能需要文化上的准备,但除此之外,当一个被激怒者下定决心要炸掉自己和他人以实施报复时,一些必要的训练还是不可少的。以色列心理学家阿里尔·米拉利(ArielMerari)对此现象已做过多年研究,并概括出在以色列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步骤。通常情况下,组织中极端主义者的老成员会从公共集会上反对以色列的言论中或支持巴勒斯坦的动机与行为中,辨别出哪个新成员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接着,有自杀倾向的新成员会被邀请参与“热爱并保卫自己的国家、憎恨以色列”的讨论,然后,会有人邀请他们参加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就成为由3～5名年轻人组成的秘密组织中的一员。他们师从老成员学习技术,比如制造爆炸、伪装、锁定爆炸目标、控制爆炸时间等。

最后,通过录像公开他们的秘密任务,并宣称自己是殉道者。他们一手持经文,一手持步枪,束发带上的徽章宣告着他们的新身份。录像更使他们遵守自己的承诺去完成最后使命,因为这是要送给其家人的。这些新成员被告知：不仅他们自己来生可以侍奉在神灵左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会因其殉道而进入天堂的上流社会。他们的家人有时会领到大笔钱财或月抚恤金作为回报。

一完成使命,这些自杀者的照片便会印在海报上,张贴在各个社区的每个角落,这更激发了下一轮的自杀者的热情。为消除对自杀带来的疼痛的顾虑,组织者会告诉自杀者,在他们第一滴血落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去往天堂,只会感受到愉悦。他们已经为作出完全不可思议的举动做好了严密的心理准备。

通过这些系统的训练步骤,一大批原本正常的青年男女成了为其信仰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的自杀式爆炸行为使其成为自我牺牲的英雄与榜样。这一信息又被大肆宣扬并传递给下一批准备自杀的年轻骨干。

3.不能承受现实解释

第三个常见的解释是他们没有任何希望,于是除了带走自己的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些人,他们是典型的宿命论者,对于未来没有信心,极其缺少享受当下的心情。他们对现状不满同时对未来也没有美好的憧憬。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很没有信心,认为自己不能改变未来。由于对充满愤怒、被害及仇恨的过去念念不忘,他们极有可能选择暴力手段得以解脱。

对美国与中东地区经济的对比可以证实这一解释。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的人们生活状态极差。并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文化上经常会感觉被西方侵蚀。在西方人看来,物质上的贫乏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人们的愤怒,因为西方人眼中财富与快乐是同等的。然而中东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用金钱来衡量幸福。

对于自杀爆炸者的研究证实了中东地区的人们的观念,他们并非是由于对现在的生活无望和无助才加入组织。新加坡政府发表的一个白皮书中有与这一类恐怖分子的采访记录,其结论是：他们既不会流露出对敌人的恐惧,也不会表达所谓的绝望感,也不会表现出因为缺乏其他生活选择而产生反正也没有什么会丧失的感觉,而缺乏生活的其他选择是同其经济理由相一致的。哈桑采访了其中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位自杀爆炸者——在引爆之前,以色列的安全武装力量就逮捕了他。哈桑询问他为何采取自杀式爆炸时,他回答：“精神力量会使我们进步,而物质力量只会让我们退步,自杀的人就可以不受物质力量的影响了。”

与美国相比,中东地区相对贫困,但是贫困并不会妨碍人们怀有希望。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随着全球性经济的繁荣,自杀式爆炸应该相对减少。我们只想澄清一点：贫困不会导致自杀式爆炸。现在自杀式爆炸的发源地的贫困程度降低了,但自杀式爆炸事件并未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因此,贫困不是导致自杀式爆炸的唯一因素。自杀者精神正常,身体健康,生活在正直的群体中,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很正直的人。他们并不贫困,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没有太疯狂——至少跟他周围的人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群体与美国相比相对贫困些。

我们要澄清的事实是,消灭贫困并不能阻止自杀式爆炸的发生。成为自杀式爆炸者的人一般并不看重金钱,尽管和同伴相比也不是很穷。自杀式爆炸是个复杂的问题,必然需要复杂的解决方式,其中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对超越生命的来世“未来”的信念所产生的动机作用。

4.宗教信仰说

宗教信仰说坚持自杀式爆炸者是宗教狂热者,他们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自杀者有宗教信仰,但研究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虔诚。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Pape)分析了从1980年至2003年发生的315件自爆事件。主要结论是自杀式爆炸并非宗教事件,但常被宗教说辞搞得模糊。他这样写道。

“专家把基地组织描绘成一个被宗教仇恨驱使的无所畏惧的敌人。在末日来临的预期中,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杀式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而非一个敌人,而且,它是伴随着宗教说辞发生的,但在宗教说辞之下,它大多是为了非宗教目的而发生的。”

也许,最知名的自杀式爆炸者可能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突击队。二战时期俄罗斯及德国的飞行员同样肩负着自杀式爆炸的使命,尽管程度上比日本人差多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参与到那次袭击中。如果想找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实例,我们可以追溯到圣殿骑士来探究这种有组织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而这些例子至今还是有意义的。自杀式爆炸成为当代社会恐怖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实施有效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技术是相对时新的一项发明。

5.理性策略说

理性策略说认为自杀式爆炸事件是很容易实现的,可以使自杀式爆炸组织的发起者得到最大的刺激。这个解释的倡导者指出,自杀式爆炸是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不需要有逃跑的计划。下面是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对一次成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所必需的物品的描述。

“除了一位年轻的志愿者之外,还需要一些钉子、火药、一个电池、一个电灯开关、一根短电线、水银(温度计中有)、丙酮,还要花钱去缝制一个能放下6~8个口袋炸药的宽腰带,而最昂贵的是到一个遥远的以色列城镇的路费。整个事件花费大概是150美元。”

这个单子上充满着冷酷的逻辑。当你处理数字时,这种理性策略的解释行得通,但是却与世界上大部分人所持有的人的生命最高价值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