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记忆是我3岁的时候,和爸爸坐在旧沙发上一起看电视剧《警察和小偷》。有一个追赶场面,一个坏家伙被逼到一个铁皮仓库的房顶上。他拒不投降,于是跳到了一条小巷的一堆纸板箱和垃圾上。一个优雅的坠落后,他从纸板箱堆里滚了出来,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一看到这个坏家伙的特技表演,我就站到沙发的坐垫上,向空中一个猛跃,以肚子先着地的一个完美动作坠落到坚硬的地板上。落地时(我身体受到)的突然震击,并不像电视中看起来那么有趣,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想：这一跳没有像我想象中跳得那样好。爸爸证实了我的这个记忆,他还记得当时正等着听我跳后的大哭呢。相反,(他看着)我带着迷惑而惊讶的表情,从地板上爬起来,静静地爬回沙发上,又继续看电视。自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一直不断地验证我丰富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现实性。

——约翰·博伊德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记忆真实地记录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这些记忆是永久的。不幸的是,记忆确实是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但它们并不像储存在硬盘中的录像一样,是对过去的客观记录。相反,记忆是可以重构的,而这种记忆重构受到当前的态度、信仰和可以得到的信息的影响。这种可以重构的特性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思想和感受将影响我们如何看待昨天。甚至某些微妙的影响,比如就过去“发生了什么”的提问方式,都会严重地改变我们对“确实发生了什么”的记忆。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Loftus)通过一个著名研究,展示了记忆的重构特性。实验参与者被分为两组,观察一段两辆小汽车相碰撞的交通事故录像。研究者在向参与者询问两车速度时采取了不同的措词。向第一组人提问时说:“两车撞毁时,它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该组的回答是平均为每小时65公里。向另一组人提问时说：“两车相碰时,它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这组人和第一组人所看到的明明是同一段场景,但他们的回答却是平均每小时51公里。随后,参与者们被问及是否看见了由于碰撞而产生的碎玻璃。尽管事实上不存在玻璃碎片,但问及“撞毁”的一组中回答“存在”的人数是问及“相碰”一组人的3倍。

很明显,该研究的参与者们对事故未能储存录像带式的记忆以供他们随意重放,他们只储存了事故的大致印象,并且,在要求他们回忆具体情节时,他们就会根据现场提供的信息填补细节。例如,问及“撞毁”的一组人要以符合猛烈碰撞的方式重构他们的记忆,车子行驶较快,有此类碰撞常出现的玻璃碎片。相反,问及“相碰”的一组人则记得车开得很慢,与车速慢相一致的则应是没有玻璃碎片。有经验的律师们几乎天天使用这种诱导性的问题。

1.迪士尼的兔八哥：没有发生过的记忆

在前面介绍的研究中,尽管自始至终录像中都没有出现过玻璃破碎的场景,但“撞毁”组和“相碰”组中某些参加者记得看到了碰撞后的破碎玻璃。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一再证实了产生如此“错误的想法”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向参加者展示了一幅迪士尼乐园的宣传海报,请他们据此回忆早年在迪士尼乐园的美好经历,比如唱“小小世界”、骑旋转木马、开碰碰车、在各种游玩项目中穿梭不停以及和兔八哥握手。这些描述是如此温馨炽热,以至于许多参加者在实验之后会毫不犹豫地去迪士尼乐园游玩。

但是在广告中有一段故意插入的错误,而调查者正是对这个错误在参加者身上产生的影响感兴趣。兔八哥是华纳兄弟的动画形象,而不是迪士尼的,而且兔八哥从未到访过迪士尼乐园。之后当参与者被问到有关在迪士尼的记忆时,大约16%的人记得曾经与兔八哥握过手,尽管这件事实际上不可能发生。

记得一些从未发生的积极事件会有什么坏处呢?也许不会有,除非你打算重回迪士尼乐园把兔八哥介绍给你的孩子。但那些消极事件又会怎样呢?人们能否记得那些未曾发生过的消极事件呢?在洛夫特斯和其他心理学家的后续研究中,答案是肯定的。

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参加者描述四段不同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是由参加者的一个亲人当着他的面讲给研究者的。其中三段是真实的而且是由这位亲人所参与的,第四段关于参加者约5岁时丢失在购物中心的经历是未曾发生的,但由亲人做证其真实性。结果,在后续会谈中,参加者记得大部分发生过的事,但也足足有25%的人鲜明地记得在购物中心跑丢了,还号啕大哭起来,最终被一位老太太发现了。25%的参加者记得一个并未曾发生的创伤性事件。公平地说,参加者对于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能记得更多细节,并且记忆更清晰。尽管如此,许多人记得那些虚构的错误记忆,就好像他们曾亲身经历过一样。

2.二战伤疤：被压抑的记忆

在洛夫特斯开展研究的那个年代,很多治疗师认为记忆可以在压抑多年以后恢复,这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相信它是对的。受到压抑的记忆是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过程本质的理论核心,从他的时代起没有人怀疑过它们存在的真实性。随着错误记忆导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记忆压抑理论的拥护者,比如那些投身于“记忆恢复项目”中的人们,开始收集证据来证明那些受压抑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可以恢复的。研究者们甚至在大脑记忆压抑的系统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记忆中有关从前的信息一直在那里。

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经常有老兵们忘记了给自己造成巨大创伤的战役。现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老兵正在遭受的就是那种遗忘创伤的综合症,它在美国内战中被称做怀乡病,在一战中被称做炮弹休克,在二战中被称做战争神经症,现在则被称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在最成功的记忆恢复研究中,通过医疗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的档案,确定了129名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妇女。在采访一组平均在17年前受到性虐待的人当中,38%的人没能恢复曾受到虐待的记忆。这种方法主要依靠档案确认那些已知的受过性虐待的妇女,然后询问她们是否记得这些事。还有研究者采取相反的方法。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Schooler)和其他研究者鉴定那些还没有恢复关于童年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的妇女,然后找出了确凿的虐待证据。迄今为止,“记忆恢复项目”的研究者已经整理了100多份关于记忆在多年后从自我意识压抑中复苏的案例。

3.没有真相：让人受伤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有关记忆真实性的讨论从心理学界发展到传媒界。就在有些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正忙于恢复病人的童年期遭虐待和受创伤的记忆的同时,洛夫特斯和其他人却在论证错误记忆的导入。那些恢复了记忆的病人和引导这种恢复的治疗师相信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恢复的记忆是被愚蠢的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们导入的。不久,这场“讨论”逐步升级为激烈的“战争”,参战双方的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们互相指责对方对数据资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像《勇于治疗》(TheCouragetoHeal)这类的畅销书鼓励读者去唤醒沉睡的关于儿时性虐待的记忆。这些书(错误地)认为与这种记忆相关的情绪越强烈,这种记忆越可能确实存在着。被指控有这些犯罪行为的亲属非常震惊,一旦被公之于众,他们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参战的一方,即记忆恢复治疗的拥护者们认定人们恢复的记忆是真实可靠的,可以用做法庭上的证据。在一个经典的案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商人乔治·富兰克林(GeorgeFranklin)被指控在20年前谋杀了他女儿的朋友,指控大部分基于他女儿关于谋杀和乱伦的记忆。他的女儿艾琳在谋杀案发生时仅有8岁,她声称关于这段谋杀案和虐待的记忆在她内心深处埋藏了20多年。她声称在她女儿长到和她被杀的朋友差不多年龄时,她突然恢复了那段记忆,是她女儿帮助她想起了她自己童年时的伙伴。富兰克林在监狱中度过了6个年头,最终他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事业被彻底毁了。

参战的另一方,就是被成年后的孩子控告有童年性虐待的家庭成员,建立了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他们强烈抗议,并认为恢复的记忆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导入的。和那些恢复了错误记忆的人一样,被控虐待的家人感到痛苦和羞耻。想象这是一封你孩子的来信：

爸爸妈妈：

嗨!想象我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问候!我最近一直很忙,我忘记了向你们表达我有多么爱你们,你们俩为我做了那么多……一直以来,你们一直支持我,爱我并帮助我解决众多难题和惊险……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我很少谈过你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你们的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

想象这又是孩子给你的来信：

×××(你的姓名全称)：

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封信：让我来陈述这样的事实——爸爸我记得你对我做过的任何事情。不管你记得与否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记得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是一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小孩,我尖叫、哭泣、歇斯底里,我害怕你会过来带我走并且折磨我。那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的性虐待——最坏的折磨……我需要你的保护、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憎恶、暴力、耻辱和虐待。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再也不会承认你是我的爸爸。

×××

一个女人写上述的信显然是受到极大的痛苦吧,不管她的记忆是不是真的。那么一个无罪的父母会被彻底诋毁。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同情那些涉及此事的人,但是同情谁呢?是被父亲虐待的女儿,还是被错误控告的父亲?研究表明,那可能是仅仅通过问几个关于过去的诱导性问题而导入的错误记忆。因此,某些“恢复了的记忆”很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他研究清楚地表明,记忆可以被压抑和恢复。也许你会问：恢复的记忆有多少是错误的呢?但没人会知道。无论哪一方是对的,在这场记忆的战争中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过于热情的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流行作家和律师卷入争斗的人们。消极的记忆使人受伤,无论它们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