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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类的问题给我们制造了不必要的苦难和暴力,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文化历史学家兼进化哲学家理安·艾斯勒在她的著作《圣杯与剑》和新近出版的《伙伴关系的力量》中,阐明了几千年来伙伴模式和权威/控制模式间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理安·艾斯勒在幼年时亲历了逃离纳粹的恐怖,并在研究中揭示了人类三万多年来的演化过程中,随着早期的伙伴关系文化被史前控制关系文化所压制和征服,人类的种种问题也随之产生。

作家兼神学家沃尔特·温克(WalterWink)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大约一万年来,人类大部分的组织以“控制型组织”模式运作,控制我们的精神、社会架构、教育和人性发展(《当权者》,ThePowersThatBe,1999)。温克所定义的控制型组织的特征,即资源和特权的不平等分配、层级权力关系以及使用暴力维持秩序——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体系。

像艾斯勒一样,温克进一步指出,这种体系构建在一种人性的本质是自私与暴力的精神之上。以此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最不邪恶的人,用控制体制管理他人。千百年来,有关谁该占据这个名单的首位就引发了无数纷争。

这些人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惩罚和奖励——支配他人。他们惩罚那些不顺从的人。教育人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自己一无是处而且活该受罚。这就是人们合理化自称优越者控制和支配他人的说辞。

当温克提及控制体系时,他显然不仅仅指如纳粹德国之类的集权政府。即使在美国,这种例子也数不胜数：特权集团身居高位,做最好的工作,住在最好的社区,也当然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而使机会均等看似谎言。

一旦我们意识到控制体系的力量,就更容易看到向丰盈生命体系的转化会更有可能让人民大众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我希望教育这一代以及未来世世代代的儿童,去创造以满足人们需要为目标的组织,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可以把对孩子的教育作为转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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