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杰出教师比尔·佩吉(BillPage),是他在三十多年前让我有机会想清楚我理想中师生互动的样子。

感谢乔安妮·安德森(JoAnneAnderson)和汤姆·沙欣(TomShaheen),是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担任学校管理人员时,让我有机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跟他们一起创立与我价值观相符的学校。

这些经验加上约翰·霍尔特(JohnHolt)、伊凡·伊里奇(IvanIllich)、约翰·加托(JohnGatto)和阿尔菲·科恩(AlfieKohn)的著作,加深了我对教育政治学的认识,让我更渴望为彻底改变教育做出贡献。近来,理安·艾斯勒(RianeEisler)关于伙伴式教育和控制式教育的著作也对我产生了影响。

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以色列的美里·夏皮罗(MiriShapiro),塞尔维亚的娜达·伊格纳托维奇(NadaIgnjatovic),意大利的威尔玛·科斯泰蒂(VilmaCostetti),还有美国的丽塔·赫尔佐克(RitaHerzog),他们让我知道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来将控制体制学校转化为提供丰盈生命教育机会的学校。

最后,我想对凯西·史密斯(KathySmith)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她在丽塔·赫尔佐克和盖理·巴兰(GaryBaran)的协助下编辑我的手稿,并把学术性的文字改写成易于理解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