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之前,一种名为“登门拜访”(calling)的社交方式风靡一时,颇受中上层社会欢迎。在那个年代,家里的女主人往往掌管着整个家庭的社交生活,她们会安排合适的时间接待访客,并将待客的一切事宜安排得妥帖周到。和约会一样,登门拜访也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包括何时对拜访者发出邀请(提前两周或更短),会客时间多久,为客人提供什么茶点,席间安排哪些娱乐活动(通常是家里的女儿为客人演奏钢琴)等。在那个年代,即使是中下层的家庭也雇得起女佣,女佣会去应门,通知访客女主人是否在家。《妇女家庭杂志》是美国最受认可的女性杂志,它曾经以赞许的态度报道了一群工厂女工如何聚在一起,租下当地一位寡妇的会客厅,这样她们就有了一位安排会客的女主人,同时也拥有了认识异性的场合。
后来,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分化,这种社交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多数工薪阶层家庭的居住条件单调而拥挤,所以热恋中的男女不得不跑到街上谈恋爱。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上层社会的女性也会跑到外面和男性约会,目的是反抗干涉自己谈恋爱的母亲。比如,在爱尔兰剧作家王尔德的讽刺喜剧《不可儿戏》中,布拉克内尔夫人就曾经告诫她的女儿:“婚姻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许多社会创新一样,“约会”一词也来自美国。美国人引领了这种新风尚,并且制定了许多规矩和流程。虽然登门拜访是私密的,男女双方可以在家里见面,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家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而约会作为一种全新的恋爱方式,可以让恋人们尽情地在外面的世界享受甜蜜时光,并且不必在公开场合透露自己的姓名。因此,约会不仅改变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权力的分配,也改变了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权利分配。家庭领域属于女性,公共领域属于男性,所以男性向女性发出约会邀请,实际上是想邀请女性进入他的世界。在“登门拜访”中,女主人发出邀请后,客人才会前来,而在约会中,女性则需要等待对方的邀请。
1914年,“约会”一词竟然出现在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女性家庭杂志》上,这是美国单身女性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而在1907年时,未婚女性还被警告不要在公共餐厅与男性一起用餐,就连亲戚都不可以,因为这会让她们被在场的陌生人视为名声不好的女性。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萨诸塞州常青藤盟校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允许女生在学校批准的餐厅与男生共进晚餐,即便如此,某些餐厅在晚上7点半之前就不再接待学生。
渐渐地,约会开始变成一种娱乐活动,年轻情侣可以出去逛街、消费购物,不必再像登门拜访那样,只是耗在一起消磨时间。新锐派年轻女性杂志的评论员也经常用犀利的文字批判和警告那些只想到女性家里闲逛的男人。然而,恋爱活动的重点变成了消费,这让买单的年轻男人得到了很大的权力。与此同时,汽车的兴起不仅方便了年轻人出行,也保护了他们的隐私,还进一步抵制了母亲对女儿恋爱的管控。
虽然我们曾经将约会视为一种融洽的邂逅异性的方式,但约会也曾经有过有两段颇具争议的历史。而这些被质疑的约会形式都尤其符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第一种约会叫“竞争型约会”。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对男性来说尤为如此,年轻男性更是把约会视为竞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对美国大学的研究报告《男性与女性》(1949)中曾经提到“约会排名”一词:约会人数越多的人,在圈子里越受欢迎。交际舞是那时异性之间的主要社交方式,但邀请舞伴的规则十分复杂。舞会上互换舞伴的行为被戏称为“插队”,即当男性与女性共舞时,会有其他男性去轻拍他的肩膀,并带走他的舞伴,这样这名男性就可以去邀请其他舞伴继续跳舞。舞会上最大的恐惧是整晚都和同一个舞伴待在一起。如果一名男性没有遇到插队的人邀请他的舞伴,那他只有两个选择:将舞伴送回到她的朋友中间,或者继续和这位舞伴一直跳舞,因为他不能把舞伴丢在舞池一角独自离开。而对于女性来说,整个晚上只和一个舞伴跳舞会被视为极大的耻辱,以至于许多女性会假装头痛,并要求舞伴护送自己回家。贝丝·贝利在《从陌生到亲密》一书中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年轻男子被一个不受欢迎的舞伴缠住了,于是他便在舞伴背后挥舞一张1美元的钞票,贿赂他的朋友们插队。那位年轻的女士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于是展示了自己的刚烈性格,她告诉对方:只要增加到5美元,她就会自己回家。而在当年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有一群女孩子被称为“约会寡妇”,她们都对自己家乡的某一位男子心有所属。这些女孩子会在周六晚上聚会,把心仪男子的来信读给大家听,并炫耀自己的定情信物。这些女孩子有些确定了恋爱关系,有的则是处于暧昧阶段。确立恋爱关系的女孩子会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因为她们至少还有一个男人可以约会。在竞争型约会的文化下,无论男女,拥有多位约会对象就会被看作是成功的,并且还会被别人羡慕。因此在一些学校里,女生一旦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今晚没有约会,她便可以拒绝男孩子的邀请,安心学习。最后,竞争型约会让约会本身变了味,这种约会不是为了谈恋爱,甚至也不是享受某个女孩或男孩的陪伴,而是向别人炫耀自己有很多约会对象。
第二种约会被称为“稳定型约会”。1929年华尔街崩盘后,繁荣时期结束了,评论家们抱怨适婚男性的短缺。在他们看来,适婚男性指的是在经济上有足够的保障、有能力养家的男人。从前的虚假繁荣仿佛一种幻觉。家庭主妇们不得不努力生男孩。而引领年轻人潮流的高等学府,招男生的人数总是多于女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凸显了稳定型约会的优势。年轻人几乎人人都崇尚一夫一妻制,即便是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少有人愿意在结婚前谈太多次恋爱。在这之前,最受欢迎的年轻人或许会经历上百次不同的约会。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约会的态度完全变了。威斯康星大学195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6%的人说,他们高中受欢迎的学生都有稳定的恋爱关系,33.4%的人说,受欢迎的学生经常和同一个人约会,只有8.7%的人说,受欢迎的学生是感情不专一的人。
在稳定型约会盛行的年代,男生必须在“确立恋爱关系”的过程中每周打几次电话,并且定期约女友出去。至于男生多久打一次电话、哪天晚上出去约会,取决于当地的习惯。此外,确立恋爱关系还要有交换纪念戒指和定情信物等一系列复杂的仪式。稳定的恋爱关系带来的益处要远远大于“约会排名”,因为在经历了几周的拘谨相处后,男女双方都能渐渐放松,并且以情侣的身份出席特殊场合。然而,在如此稳定的恋爱关系中,那些错过了学校年度联谊会的学生们基本上就不要指望在这个学年里有约会了。而对于那些有约会对象的青年男女来说,虽然他们可以在没有约会时和同性朋友出去,但仍然需要告知恋爱对象。这种“保持稳定”的恋爱关系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会让人窒息。那时的年轻人对这种“择一人终老”的恋爱方式情有独钟,但他们的父母对这种新型的恋爱方式并不感兴趣。这些经历了“约会排名”的一辈人认为子女的情感经历太过单纯。如果年轻时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如此有限,怎么能做出好的长期选择呢?然而,父母的反对往往还出于更深层的忧虑,他们更担心“狂热的一夫一妻观念”会鼓励情侣间亲吻、爱抚和更出格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频繁更换约会对象会让孩子没有时间进行亲密行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女儿的贞操——这与现在父母所担心的截然不同。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看待约会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历史发展证明了没有哪个年代是适合恋爱的黄金时代,每种约会类型都有利有弊,即使时光倒流,我们也做不来他们那样。其次,历史推翻了生物社会学的刻板理论,不再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事实上,婚恋这件事一直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