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说他错了,你以为他会同意你吗?绝对不会!即使你搬用所有柏拉图或康德式的逻辑与他辩论,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

永远不要这样说：“我要给你证明这样……”那就会把事情搞砸了。因为那等于在说：“我比你聪明。我要告诉你怎样怎样,使你改变看法。”那是一种挑战,只会引起争端和反抗,使对方甚至根本不听你下面的话就和你争论起来。

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时,他就承认如果能有75%的时候不出错,就达到了他的最高期望标准。如果这位20世纪最杰出人物的最高希望也只是这样,那何况你我呢?如果你确信有55%的正确率,你大可以去华尔街,一天赚个100万美元。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把握,你又凭什么说别人错了?

1863年7月3日开始的葛底斯堡战役是内战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战役。7月4日,李将军率领他的军队开始向南方撤离。他带着败兵逃到了波多马克河边,他的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河,身后是乘胜追击的政府军。对北方军队而言,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完全可以一举歼灭李将军的部队,从而很快地结束内战。林肯命令米地将军果断出击,告诉他不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为了确保命令的下达,他不仅用了电报下令,另外还派了专门人员传达口信给米地将军。结果呢?米地将军并没有遵照林肯的命令行事,而是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他借故拖延时间,甚至拒绝攻打李将军。最后,李将军和他的军队顺利地渡过了波多马克河,保存了实力。

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林肯勃然大怒——他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失望之余,他写了一封信给米地将军。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米地将军：

“我不相信,你也会对李将军逃走一事感到不幸。那时候,他就在我们眼前,胜利也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战争势必继续进行。既然在那时候你不能擒住李将军,如今,他已经到了波多马克河的南边,你怎么取得胜利?我已经不期待你会成功,而且也不期待你会做得多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对此深感遗憾。”

信写完了,林肯并没有急于寄出去,他望着窗外,心里思绪万千,“慢着,也许我不该这么性急。坐在安静的白宫里发号施令很容易,如果我身在葛底斯堡,像米地一样每天看见许多人流血,听到许多伤兵哀嚎,也许就不会急着要攻打敌人了,如果我的个性像米地一样畏缩,大概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吧!无论如何,现在木已成舟,把这封信寄出,除了让我一时觉得痛快以外,没有别的用处。米地会为自己辩解,会反过来攻击我,这只会使大家都不痛快,甚至损及他的前途,或逼他离开军队而已。”

于是,林肯把信搁到一边,惨痛的经验告诉他：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的效果都等于零。相反,努力去理解对方的用意,结局会好一些。

林肯总统从以前总爱指出别人的错误到后来如此宽容的巨大转变,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指责他人的错误。

当然,如果一个人说了一句你认为肯定错误的话,而且指出来对你们的交流会有好处的话,你当然可以指出来。但是,你应该这么说：“噢,原来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当然,我可能不对——我总是出错。如果我错了,请你务必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让我们看看问题所在。”

如果你确定某人错了,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事例,因为事例可能更有说服力。

海顿先生是纽约的一位青年律师,最近参加了一个重要案件的辩论。这个案件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在辩论中,一位法官问海顿先生：“《海事法》的追诉期限是6年,是吗?”

海顿先生有些吃惊,他看了法官一会儿,然后直率地说：“审判长,《海事法》里没有关于追诉期限的条文。”

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法庭中的温度似乎降到了零度。海顿先生是对的,法官是错的,海顿先生如实地告诉了法官。但是结果如何呢?尽管法律可以作为海顿先生的后盾,而且他的辩论也很精彩,可是他并没有说服法官。

海顿先生犯了一个大错,他当众指出了一位学识渊博、极有声望的人的错误,所以他失败了。他这样做有益于事情的解决吗?事实证明,一点也没有。

即使在温和的情况下,也不容易改变一个人的主意,更何况在其他情况下呢?当你想要证明什么时,你大可不必大声声张。你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你的观点。你可以用这类话,比如“我也许不对”、“我有另外的想法”等等,这样确实会收到神奇的效果。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会有人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让我们看看问题所在”。

讲说话的方式并不是提倡大家一团和气,不能开展任何形式的批评,而是讲不能不注意方法方式,随心所欲地指责人。当我们自己有了错误时,一般来说我们会对自己承认;如果别人以温和的方法来处理,采取适当的方式向我们指出,我们亦会对他们认错,甚至觉得爽直坦白是光荣的;但别人若硬将不能吃的食物往我们口中塞,随意地对我们过分地指责,我们也是绝不会接纳的。我们自己是这样,难道人家就不如此?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位说话高手,请记住第一项修炼：尊重别人的意见,千万不要指责别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