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高考时节,就会出现高校招生改革的争论热潮。

越来越多的人对现行的“一考定终身”和按地区确定招生人数原则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招生制度既无效率,又不公平。“一张考卷”不足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地区歧视”又使许多优秀青年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看来改革是势在必行了。

在当前的争论中,更多的人关注高校招生的公平问题。如何让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子女进入高校成为改革的主导思想。所以,当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按地区人数决定招收名额时,得到了媒体几乎一致的称赞。自高校扩招之后,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进入平民化,人们关注公平是正常的。但与任何一件事情一样,高校招生无论如何平民化,都存在效率与公平问题。改革也应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高校的效率应该是用既定的资源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应该注意,我对效率的解释不包括“更多”两个字,因为我反对高校扩招。我认为高校扩招引起高校教育质量下降,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我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类的能力呈正态分布,能成为优秀人才者永远是少数。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平等,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精英。高校的效率就在于培养精英——如果高校真的是培养“普通劳动者”,我们还要大学做什么呢?

这样说,是不是大学又要回到精英教育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任何一个没有能力成为精英的人同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只要按照现实条件发展,高校扩招并非坏事。但是,无论大学教育多普及,它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精英。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精英,精英的质量决定了社会的进步。当然,在培养精英之外,提高更多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也是高校的重要任务。

在许多国家,适应高等教育的这两个目的,高校就有不同层次。一般来说,名牌大学更注重精英教育,普通院校更注重平民教育。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名牌大学培养出的普通人不少,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未上过大学的,成为精英者也有。用平民化来抹杀精英教育是错误的。高校教育的效率就在于既要培养精英,又要使其他人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更高。

保证高等教育的效率,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不仅取决于学校的物质条件、历史传统和师资,等等,而且取决于如何选择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在大学招生中实现了公平才有大学的效率,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实际上是缺乏公平的。大学的招生人数有限,想上大学,尤其是想上名牌大学的人很多。公平就是让所有的人竞争上不同的大学。具体来说就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按成绩进行录取。现行的按地区确定招生人数的确是不公平。这种做法被称为“地区歧视”,歧视当然是不平等。近年来,“高考移民”愈演愈烈,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平等的规定。制度有漏洞,人们钻空子,错不在钻空子的人,而在于制度本身。

那么,按所在地区人数确定招生人数是否就保证公平了呢?这种做法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地区歧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基础教育等原因,人口数量与人才数量并不是同比例的。按地区人数确定招生人数,那些人口基数小但人才较为集中的地区的考生就遇到了另一种“地区歧视”——谁让他们那个地区的人不多生孩子?其实这个原则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据报道,尽管提出这个做法的中国政法大学扩大了在一些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但北京的招生人数仍多于人口大省河南。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被认为是公平的,从来没有实行过按省分配进士名额。招生中的不公平在于不同地区同样的成绩上不了同样的大学。公平还是要做到不同地区的考生,成绩面前人人平等。

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还在于这种“一张卷子定终身”的考试无法准确地反映出考生的能力。而且,这种考试方法引导中学教育走向应试教育的邪路。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最受批评的也是这一点。我们的高考制度失去了科举制度公平的优点,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缺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现代悲剧。

实现高等教育中的效率与公平——既能招到能力强的考生,又保证能力相同的考生上相同的学校——在于改革考试的内容。考试是判断一个人能力或潜在能力的方式。要能达到这个目的,考什么,如何考,都十分重要。世界上像我们这样“一张卷子定终身”的国家并不多。我们可以学习人家的好经验。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用口试的方法自主招生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考试内容的改变会对中学教育产生重要影响。高考是指挥棒,不改变这根“指挥棒”的方向,害人的应试教育还会“万寿无疆”。

仅仅关注高校招生中的公平往往既无公平又无效率。高等教育不是“扶贫工程”,是培养精英和其他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