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人什么话都说,但什么都说不清楚;普通人说话留三分,但说得清楚明白;聪明的人不是把心里的话都抖出来,而是把该说的说到嘴上,不该说的换一种方法含糊地去说。

“含糊法”是指运用不确定的或不精确的语言进行交际的妙法。在公关语言中运用适当的含糊,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交际需要语词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词的模糊性,那么,我们的语言就会变得非常贫乏,而其结果就是：人们的交际很难进行,因为我们用以交流的工具——语言遭到了损害。

例如,你要求别人到办公室找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你只需要用模糊语言说明那个人的特征：矮个儿、瘦瘦的、高鼻梁、大耳朵,便不难找到了。倘若你具体地说出他的身高、腰围的精确尺寸,他反而很难找到这个人。因此,我们必须至少在日常交际的说话时放弃“越准确越好”的观念。

即使在严肃的对外关系中,也需要使用到含糊语言,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受欢迎的人”等等。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受欢迎、其具体内容、不受欢迎的程度,均是模糊的。

为了让我们在语言交际中能够更加得心应手,下面,介绍几种交际语言含糊法——

一、“痴言傻语”幽默法

在人际交往中,幽默法是高度机智的产物,尽管对方和自己都知道其中的“痴”和“傻”,但客观上会因“痴言傻语”的俏皮味而引发幽默谐趣。

一位年轻人骑自行车时和迎面一位老人骑来的自行车相撞。年轻人火冒三丈,张嘴就嚷：“你学过交通规则没有?骑车为什么不靠右走?”面对年轻人的盛怒,老人借用韩复渠的一句话笑着答复对方：“如果所有的人都靠右行,那么左边的路不就都空着了吗!”

这句违背常情的“痴言傻语”,引得对方“噗哧”一笑,满肚子的火气在笑声中消散了。

二、宽泛式含糊法

宽泛式含糊法,是用含义宽泛、富有弹性的语言传递主要信息的方法。

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是个自甘寂寞的人。居家读书,闭门谢客,最怕被人宣传,尤其不愿在报刊、电视中扬名露面。他的《围城》再版以后,又拍成了电视,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不少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想约见采访他,均被钱老执意谢绝了。一天,一位英国女士好不容易打通了他家的电话,恳请让她登门拜见钱老。钱老一再婉言谢绝没有效果,他就妙语惊人地对她说：“假如你吃了一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洋女士就被说服了。

钱先生的回话虽是借喻,但从语言效果上看,却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奇效：其一,是属于语义宽泛,富有弹性的模糊语言,给听话人以深思领悟的伸缩余地;其二,与外宾女士谈话,更不宜直接明拒,采用宽泛含蓄的语言,尤显得有礼有节;其三,更反映了钱先生超脱盛誉之累、自比“母鸡”的这种谦逊淳朴的人格之美。一言既出,不仅无懈可击,且又让人回味无穷,而且由此格外令人敬仰钱老的大家风范。

三、回避转移法

在许多交际场合中,成功的狡辩所产生的幽默效果也非常好。用适当的含糊,可以使你在表面上显得又痴又傻,可实际的机智又非常人能比,分明是大智若愚。这样,有过的冲突会冰释前嫌,得罪了人,别人一般也不会再和你计较了。

一次,乾隆皇帝突然问刘墉：“京城共有多少人?”刘墉猝不及防,却非常冷静地回了一句：“只有两人。”乾隆问：“此话何意?”刘墉答曰：“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两种,岂不是只有两人?”皇帝又问：“今年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几人去世?”刘墉回答：“只有一人出生,却有十二人去世。”乾隆问：“此话怎讲?”刘墉答曰：“今年出生的人再多,也都是一个属相,岂不是出生一人;死去的人再多,也都分属十二个属相,岂不是死去十二人?”乾隆听了大笑,深以为然。

确实,刘墉回答极妙——皇上发问,不回答显然不妥;答吧,心中无数又不能乱侃,这才急中生智,转眼间以含糊的回避转移法趣对皇上。

总之,含糊其辞可以避免把话说死,给自己留一个较大的回旋空间。这样说话既不得罪人,又可保全自身,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