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社会把“亲”与“子”绑得太紧了?
在怪兽家长的背后,不过是站着一个胆怯的、害怕犯错的人啊。
这篇并不存在于原先设定的大纲中,然而,许多友人看完草稿,一致的回应是：你该着手写你自己了。其中一位朋友的说法很美：“你必须跟你教过的小孩一起站在舞台上,这是对他们的交代,也是一种公平,因为你们一起站在舞台上。”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
要说我的故事,得先从我的母亲说起,否则这个故事就是残缺的。
我的母亲,生于澎湖一个家徒四壁的渔夫之家,她是七个小孩中的长女。“七个小孩”“长女”,基本上这两个关键词已充分交代了她之后的命运：她得为这个家牺牲奉献。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是一位典型的渔夫,成天与变幻莫测的海浪争斗。渔村中很常听到一句话：“谁昨天去捕鱼,再也没有回来。”母亲说过,外公每一次补破网,同时也在补他的勇气。至于不下海也不补破网的日子,外公则纵情于酒国——一个没有海浪、没有生死的国度。
母亲的学习能力极强,即使因为家境困厄而颠沛流离,她还是在前后换了三所学校之际,稳定维持第一名。她小学毕业之时,老师亲自前往祖父家为母亲说情,请外公让她继续升学。外公告诉那位天真的老师：“她是长女,她得出去工作赚钱。”躲在门后的母亲听了,无声地掉下眼泪,拔腿奔去家附近的小坡大吼。回家时,她面无表情,认了身为长女的责任。
第一份工作在罐头加工厂,里头冷气很强,母亲被冻得发育不良,快十七岁了才来初经。工作几个月,母亲偷偷报名夜校,拜托同事代班,摸黑去上课。没上几堂课,被外公发现了,责怪母亲不认真工作,把母亲痛打一顿。母亲自此断了读书的念头,卖命工作。
十五岁那年,母亲独自来高雄工作,一口澎湖腔让她饱尝不友善的对待,母亲不介意,白日赚钱,夜晚拜托一个友人教她说台湾话。几年下来,母亲把澎湖老家的人,一个接一个牵来台湾本岛,在她能说出一口漂亮且“正确”的台湾话后,母亲开始习字。每天,结束八九个小时的工作后,用餐、盥洗完毕,母亲就着微弱的烛光,拿起报纸,左边摆着一本辞典,一个字一个字开始认,并在报纸余白处写满她新习得的字。
现在,母亲的识字能力非常强,完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水平。
为了原生家庭,母亲不停地工作,直到年岁大了,才仓促嫁给了父亲——一个完全不适合走入婚姻的人。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感悟,有些人就是不适合走入婚姻,或者为人父母。但在二三十年前,一般人不会想得这么远,他们觉得只要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带来人世间的男女自然能胜任父母的角色,这实在是很天真的幻想。
母亲在怀我的十个月中,已差不多做足了为人母亲的心理准备;而我的父亲,他或许直至今日仍未意识到身为父亲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爱我像爱一个玩具,兴致一来就抓过去说几句话,兴致走了便径自逍遥去,把我搁在后头。我升小学四年级那年,有一回父亲结束午睡,他那天心情不错,叫我过去陪他聊天。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现在在二年级几班啊?”我瞪大眼,像有一枚锤子掉入心的最深处,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我升四年级了。”
父亲之所以生子,纯粹是出于社会的规范,一个男子到了三十岁理应有个孩子,于是有了我与弟弟。可是他始终没有想过,“父亲”两个字不过是个骨架,要想方设法填入血肉,甚至赋予精魄,这个角色才能活过来。是以,父亲之于我的人生,存在,但也不存在。他虽到场,可是永远不参与讨论,只是双手抱胸,悠闲地等着母亲把我们加工成干净懂事的小孩,唯有如此,他方有可能跟我们说上一段话,共度一段时光。
母亲说,父亲是“成了婚的单身贵族”,这个譬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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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活像个单亲妈妈,一人经手我与弟弟的大小杂事。难能可贵的是,她做得非常理想。
母亲的童年很短,教育又匮乏,成婚之后,她不用汲汲营营于挣钱,一有余裕,就带两个儿女去书店转转。母亲会先挑一本书,凝神读起来,她一陷进去,那就完了,至少三十分钟起跳,我和弟弟只得在茫茫书海中,拣选一两个可以共度半小时的对象。
我和弟弟一开始挑的是图画书,文字很少,图片很多,两个三四岁的小孩一起看,一起天马行空地讨论。母亲有时会放下手上的书,走过来为我们念上一段,念的时候她的指尖会跟着字走。一个字出现了五次、十次、更多次,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懂它了。母亲很少停在一个字上,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个字是“小”,那个字是“大”。没有,她只是为我们讲故事,没有强迫,也不计较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她只是为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偶尔读到一半,书店要打烊了,我和弟弟就央求母亲让我们买下手上正在阅读的书。母亲的魔法便开始了,她会把那本书接过去,用一种鉴赏珍品的眼光细心打量,沉吟半晌,很正经地问我们：“你们很确定,要带这本书回家?”待我和弟弟点头,她会不厌其烦地再问一次：“你们非常确定,带这本书回家,你们真的会读?”这时,我和弟弟多少会面露犹豫,把那本书取过来,模仿母亲,以鉴赏珍品的心态细心打量。有时我们会放弃,说这本书没那么重要,有时我们会坚持到底,请母亲买下这本书。母亲结账后,会慎重地把那本书交付给我们,同时告诉我们：“知识是很宝贵的。”我们接过那本书,仿佛打了一场胜仗,书是我们的战利品。
这是我自幼误打误撞习得的深刻道理：知识是很宝贵的。
母亲无心插柳地培养了我和弟弟的阅读能力,她想读书,想学字,她把我和弟弟牵到书店去。她捧书细读的姿态是如此优雅。小孩有个阶段喜欢模仿大人,我和弟弟极想模仿母亲阅读的优雅。那时,没有谁在乎阅读对于我们的人生有多少帮助。母亲拜访书店的次数很频繁,我和弟弟捧的书日益增厚。
很多年后,我听到“身教”这个词,对母亲的作为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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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上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语文对我而言有些太容易。一日,老师把五年级的语文课本忘在讲台上,要我拿到她的休息室。我边走边读了起来,走到老师面前舍不得放手,老师很惊异,要我念给她听。我念了一小段,有几个字不认识,我跳过去,算是念完了。
当晚,老师打电话给母亲,问母亲有没有栽培我日后参加跳级考试的心意,母亲很委婉地拒绝了。这通电话的存在,我到高中才知道,知情的当下很埋怨母亲,怎么不让我跳级?这样我的升学进程会比一般人快。母亲骂我：“童年已经很短了,只有笨蛋才急着快跳。”
这是母亲心底的痛处,她的求学时光太短了,小学六年不足以消化她满脑子的求知欲。
对于才艺,母亲的见解也很独树一帜,她问我：“对音乐有兴趣吗?”我摇头。“对资优数学有兴趣吗?”我又摇头。母亲问我：“对什么有兴趣?”我说：“画画。”母亲把我送去学画画,上课前我往往很期待。绘画没有成为我的专长,倒是成了我纾压的管道。
母亲从不因成绩而赞美我,倒是常常因为我的日常行止而把我痛揍一顿。我上小学时是个脾气乖张、跋扈的小孩,老是欺侮老师和同侪,母亲时常为此处罚我,她很生气地告诉我：“一个人成绩好但品行恶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大脑有东西的人,做起坏事来会更可恶。”
每一次我带回考卷,母亲看也不看上头的分数,只问我：“里面的概念你都厘清了吗?”我点头,考得再糟她也处之泰然,我若犹豫半晌,再好的成绩她也不高兴。她认为,考试的意义在于检验你的学习情况,考好考坏都是珍贵的信息,目的是要我们清楚自己的知与不知。母亲也不逼我们写多余的习题。她很明白,逼急了我们就会抄答案,这不仅浪费了出题者的苦心,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在此,容我说两个插曲。我初三念重点班,一晚我念得睡着了,醒来时理化作业尚未完成,到了学校,心中很挣扎,要不要抄邻座同学的答案,想到母亲的话,我又不敢。老师看我题目没写完,数我少写了五个大题,狠打了我五个大板。返家时,左手疼痛肿胀——这是重点班的潜规则,不打右手,右手是要写题目的。母亲看到我发紫的左手,很难过,问我缘由,我据实以告,母亲一时间也乱了分寸,叹了一口气,难过得挑不到话说,我猜她心中有些埋怨重点班的作风,但她最后选择不说。
我读高中时,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又念到睡着了,醒来时数学考卷尚未订正好,我硬着头皮去跟数学老师商量,再宽限一天。我告诉她：“你要我早交,我只能抄。但我尊重你的题目,我不想抄。”数学老师答应了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了。
六七年后,我和这位数学老师联络上,她告诉我,我们那次的“商量”,对她的教学生涯影响重大。这是她在明星高中任教的第一年,心中忐忑。她起初很挣扎,怕给我开了一道方便门,会对其他同学有失公允,好在我只迟交过这么一次。
不过,我的前例令她反思了一下制定规矩的意义,到底是要学生达成“定期交作业”的目标呢,还是要参酌一下学生各个不同的状态?闻言,我很难为情,想不到我的要求原来造成老师如此大的心理负担;我也很感激,教育说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一个班级四十几个人,这么悬殊的师生比之中,那位老师努力做到了这点,某个瞬间,教育成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这并不容易。
在“她是老师,我是学生”的架构之下,她跨越了这条界线,化作学生,化作我,理解我的出发点,又回去站在老师的立场上,允许了我的决定。许多老师认为此举是降低格调,我倒觉得这样的举动升华了教育的本质,我很感谢数学老师的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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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特殊的一点,在于她对“玩乐”“放松”很重视。我初二、初三喜欢打一款战略游戏《星海争霸》,一天玩一到两个小时不等。久违的父亲再次出场,他砸烂我的键盘,转头和母亲大吵一架,怪她纵容小孩：“瞧,现在她不再是前十名了。”
母亲立场不变,她告诉父亲：“在学校上了整天的课,回家放松一个小时能有多坏?”
不过,她事后跟我约法三章：“你可以玩计算机,我不阻挠你,只要完成学习就可以玩。你打游戏时千万要尽兴,可是你读书时一定要专心,不要再想游戏的事情。”
台湾家长普遍有个不安,觉得自己的小孩玩太多了,坐在书桌边的时间太短了。他们鼓励小孩读书,不鼓励读书以外的事项。造成的后果是：小孩读书的时候想着玩,是以书读得七零八落,等到该玩的时候,又想起未完成的作业、未备妥的考试,玩起来又充满罪恶感。
我只要观察到学生的读书计划安排得太紧张,就会鼓励他们插入一些休闲娱乐。学生们起初很质疑,他们觉得要读好书,就得延长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哪有缩短的道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半信半疑地进行短程的出走,做什么都好,总之就是离开书桌,给自己半天的假。回来的时候,他们神清气爽,念起书来特别甘愿。
平衡“玩”与“读书”的界限很难,很多家长不愿做这课题,就想了一个很取巧的方式：尽量压缩小孩玩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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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强调自由、尊重的方针之下,我的求学之路非常顺遂,在没有补习的情况下,考上了很好的高中,三年后又考出很漂亮的成绩。可惜的是,我考大学的成绩太理想了,母亲第一次放弃了她的原则,干预我的选择。她不要我填外文系,要我填法律系。我们家因为不谙法律吃过亏,我的母亲第一次,把她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对于某些职业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这成了我们亲子关系最大的伤口。
我认真读书就是为了进外文系,没想到却进了法律系。第一年进去,我就后悔了。我读得很痛苦,众多专有名词,众多来自不同国度的衡量标准,我完全被挡在个案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每一次上完课,回到宿舍,我坐在椅子上,眼前一片灰暗。我的法科成绩不坏,但叫我读法律书籍很痛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的选修科目,诸如历史、女性主义、西洋文学与艺术,等等,读起来很愉快,成绩的反馈亦很可观。
我跟母亲说：“这场比赛,在我奋力跑到终点时,才发现尽头一片荒芜。”
母亲很懊悔,不停地表示,倘若时光倒流,她绝不干预我的决定。
我跟母亲之间有个裂缝,“法律系”这三个字成了咒语,不能在我面前提起。
大学毕业后,我做出一个决定：我不要参与律师考试。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归属感,黑白袍子里头没有我的尺寸。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当下最直观的念头是：我的人生毁了,一百多个学分泡汤了。我注定要被人瞧不起了。
念法律系又不参加司法考试,在这圈子内,不是太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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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即有担任家教的经验,这几年下来,或许运气好,手上的工作没断过,学生一个接一个,不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背后有不同的故事。随手拿一个案例来说,这案例很有趣,我没写出来。那个学生每堂课都巴着我,要我听他千疮百孔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多么喜欢音乐。下课后,他把我拉到钢琴面前,要我听他弹钢琴,我的音乐素养不太足,辨认不出他的技巧好坏,但我听得出来他与钢琴所创造出来的空间,是很和谐的。
第十堂课,我在地铁上,突然惊觉这一切太不对劲了。我步出地铁站,往学生家走。学生已在房间等我,我走进客厅,跟他的母亲说：“阿姨,对不起,我不能教了。我认为把音乐学好,是他的真正需要,他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那位母亲很镇定,没有停顿太久,她开口说：“我早知道该送他去学音乐,可是我还是想试试他学普通科的可能,你才来几次,就可以告诉我这些,可见事情真的很明显,我会去说服我丈夫的。”之后,她进房去找学生,母子俩很慎重地跟我说再见。
我忘不了那位母亲的反应,她在说话时,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对儿子的爱意。那个学生是独子,父亲经商,学生说过,父亲希望他读商科,做个商人。
对于大部分的案例,我不能理解这些家长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小孩,在前几个案例中,我认定这些家长很“奇怪”,随着我的学生人数增多,见识到越来越多光怪陆离的景象,我才转头认定是我的母亲很“异常”,她让我以为,小孩被视为独立个体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我所生长的这块土地上,常情并不是这样子的,家长们更倾向把孩子视为所有物。
我突然很好奇,什么是教育的本质?我对这有了兴趣。
在大学担任家教,多半是打工性质,遇到跟学生、家长三方之间的冲突时,我不会积极去处理,有几次索性辞职了事。在思索“不考司法考试的下一步”这段空窗期,我决定先回去做我擅长的事：家教。从兼职转为专职,心境上转变很大。这三年,除了教法的改进,我花了更多心力观察冲突的形成与发生、记录我与学生的对话、检讨与家长沟通的措辞,等等。
更多时候,我了解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很多人问我：“你教过这么多学生,为什么挑这些学生写故事?”
我想,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种“典型”。
例如巧艺,她让我看见同侪之间竞逐家境的心态,以及一对学历上吃过苦头的父母,梭哈自己的人生,只为子女换取一个“可能”更有前景的未来;譬如若娃,我为了她,翻找不少多动症的资料,想厘清他者急于撕除的标签,为什么成了若娃母亲的定心丸,这背后是怎样的生命经验;或者眼镜仔的母亲,或者茉莉,她们让我思索多重角色的冲突,在妻子、母亲甚至媳妇的折冲之中,她们最终为了取得什么而舍掉了什么,又是为什么。
我对茉莉印象尤其深刻。明玉不是个擅长爱人的母亲,明玉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受到的创伤,或多或少借着女儿茉莉的人生还魂了,茉莉却没有让这样的创伤在女儿小叶身上重演,她走出了一条新路。我们常说,父母对小孩的爱是与生俱来的,我不这样认为,至少在茉莉的例子上,我清楚地看见一个母亲,一步一步地学习爱自己的女儿。
还有我不太想提的蔡汉伟。蔡汉伟非常聪明,想法也很偏激,我认识他的头一个月,他动辄把“好想死”“我的父母是恶魔”挂在嘴边。我在他身上投注的心力远超过其他学生,想方设法消解他心中对父母长期累积的恨。我认为,他必须和他的父母和解,从仇恨中走出来,回归自己的人生,去正视他在学校这一社群的处境。在我努力朝这个方向行进的同一时刻,蔡汉伟的父母犹不肯放弃他们的理念：小孩是我的,我知道怎么做对他最好。两种想法一再碰撞,蔡汉伟最终的结局是我最不能承受的,他的父母花钱与人和解,他被送出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恶化了。
也或者是贾宝玉,我凝视他的痛苦长达半年。儿子喜欢男生,是贾宝玉的母亲所恐惧的。她是天生这么恐惧吗?倘若我们的社会能接受多元的爱与被爱的可能,她还会这么恐惧吗?
对于女友以及分手的真正原因,贾宝玉多是避重就轻,我也想过,在学姐心中,这段半年的感情,她有没有受到伤害?是谁令她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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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是缺席的。我很期盼,有一天我进入一个家庭,在那个家庭里,父亲不只是经济上的角色,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我很想书写一位父亲,知悉他的儿女,一如母亲知悉她的孩子。很遗憾的是,或许是华人的定位使然,我走入这么多个家庭,没有遇见一位这样的父亲。大部分的中生代父亲,仍把家庭教育视为母亲的专职。
我只能希冀,这样的父亲已经存在了,并且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会遇见的。
草稿出来后,许多人看了只问：“那么,依你看来,父母的角色是什么?”
我思索良久,有一点浅见,或许就类似牛顿的宇宙观吧。牛顿认为世界好像一个钟表,师傅完成装配之后,上紧发条,钟表即开始自行走动,也就是说,上帝完成创造之后,即退居幕后,而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去发觉这世界的运行。
每一个小孩,或者该说每一个人,有其存在的独特性。有太多父母执意要小孩去临摹其他人的行为,复制类似的成功经验,去追求他们眼中的理想人生,圆满他们年轻时未竟的梦,甚至驱策小孩成为“第二个自己”。仿佛一个生命的诞生,是为了满足、成就另一个生命。
就小孩的立场来说,“为了达成某个目的,自己才被生下来”,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先前,我向一位年纪略长的朋友诉苦,他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一针见血地指出：“选读法律系,与你母亲有关,但最关键的是你自己,当年可没人拿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是有选择余地的,选择余地虽然不大,但你还是有选择余地的。可是你没有挣扎,你放弃了,为什么?答案很简单,我们都怕人生会出差错,但我们更怕人生出差错时,没人给我们担责任。大学要念四年,这么关键的决定,你让出来,让母亲来为你做决定,你让自己成为可怜的受害者,你之后的不顺遂、你的不满,可以全往你母亲的身上扔。你也怕选了外文系后,凡此种种都要自己扛了。”
家长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小孩子不照我的心意填志愿,该怎么说服他?”
先前,我从不正面回应这个问题,怕答得不好得罪家长。如今,我有了一些勇气回答这个问题：“家长可以给意见,提供给小孩你的观点,与小孩讨论,但是,做出最终决定的人最好是小孩,这不是理想,更不是溺爱或纵容,而是一种事实,这是他的人生,他得学会肩负起做决定后所产生的责任。相反地,你若执意替他做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溺爱,因为他始终学不会如何掌理自己的人生。今日发生车祸,我们绝对先找握方向盘的人而不是车主。这是他的人生,你却紧握着方向盘,日后出事了,他会说：‘找我父母吧,你不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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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二十五岁,距离大学毕业已有三年,走入这么多家庭,像是旅行,沿途有不同的人文风景,也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养料。随着这本书的尘埃落定,我又回头去想我的求学路,以及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跟母亲的关系该怎么修复?
念法律系四年,我与母亲变得很疏离。太多恶意缠绕在我心头：“你到最后还是想控制我的人生啊。”“所有的开明、民主都是假的,你想过我辛苦读书考取高分,是为了让自己进入一个毫无兴趣的系吗?”
母亲道歉过好几次,我却置若罔闻。
在我梳理故事中的角色,思考每一位母亲背后的为难时,我也看见了母亲的缩影。母亲是爱我的,她要我念法律系,不是为了名声,我考上中女中、台大,她没有一次主动跟他人提起我的学校,这代表她生我养我,“名声”二字没有放上心头。母亲只是把她童年对于贫穷的畏惧,投射在我身上。世人告诉她,律师是赚钱的职业,她就要我往这个方向走,无非是怕我穷。可是,见到我念书时的挣扎,她也流着泪,诚挚地向我道歉。
我突然很想跟她忏悔。
母亲一职,她做得很好了,我抛诸她的怨言,有很大一部分是言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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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尾声,终于可以来说说我对于家教此一职业的想法。我很感谢我的第一位学生,我们年纪只差两岁,她经历过的,我也才经历不久。每回我们课程结束,她会把我留下来,诉说她的心事,那些心事有的很轻,有的很重,有些是不好和父母讨论的。我起初很别扭,不懂聆听这些心事的必要,也害怕逾越了师生的分际。
许多前辈说我这样是不对的,老师要建立起权威,要“恩威并行”,要让学生“怕”你。我感到很纳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我们更崭新的生命,他为何应该怕我?
我于是偷偷做实验,让自己与学生之间没有高低,没有尊卑。我听他们倾诉,一起感受生命的失落,有些问题很棘手,我也无法提供意见,但我会想办法让学生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应付这些问题。奇异的是,之后上课,他们会更认真地听我讲解,学生也在乎我,这成了一套互惠的模式,我们相互照顾彼此的心情,学生变得比从前更自动自发,成绩自然而然就好转了。
我一度迷失在这种“非典型”的互动方式里,感到不安,怕自己是在误人子弟。近来,我读到《慢疗》一书,作者维多利亚·史薇特(VictoriaSweet)是个医生,她在美国一家源自中世纪的医疗院所(也曾经是美国的最后一家救济院)中,学习到崭新的医疗方式,那就是,以“人性”款待病人。有个故事我很喜欢,作者描述一位护士长喜欢坐在病人的身边打毛衣。在医院评鉴时,这位护士长遭遇了很大的抨击,说她不务正业,利用上班时间从事个人嗜好。然而,评鉴人员没有注意到,这位护士长打的毛衣,最终是给病人穿的。作者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她认为,这种看似毫无效率的医疗行为,说不定是最有效的医疗行为。试想,在你遭逢极大的身心病痛时,有个人坐在你身边,安静地穿针引线,没有给你止痛药或抗生素,她只是坐在那里陪伴你,并且在几天后送给你一条小毛毯。我这才懂了,聆听学生的心事,这种行为看似毫无效率,其实也可能是最有效率的教育行为。教育未必得在全部时间里塞满学科知识,一定也有其他值得言说的,例如学生自己的事。
我观察了好几年,发现在学生“无心读书”的背后,实则藏着很多心事,可能是在学校被欺负了,跟挚友闹翻了,或者觉得老师对自己不太友善,等等。他们不敢提出来,怕被说是借口。
对孩子而言,是三角函数、古文三十篇或虚拟语气的语法重要,还是明天去学校可能又要因为身材被嘲笑这件事重要?
两小时的课,我会超时至少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是留给学生的。我会让他们说一下近况,大事小事不限。这十五分钟,我不是老师,他们不是学生。他们说,我认真听,他们若不想说,我也不勉强,但后一种情形非常罕见。每个人,都在等待谁来倾听。唯有他的言论得到倾听、得到尊重,我们才得以反过来要求他也倾听我们,尊重我们的言论。
这不只在谈教与学,也适用于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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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门关上之后,在旁人看不到的空间之中,家庭成员要怎么相待,会影响到这些成员的思维,门一打开,这些成员走了出去,也可能以类似的逻辑与社会上其他成员互动,之后他们又各自与其他成员互动……环环相扣,有如核分裂一般,最终产生极大的能量。
可是,问题不仅在于父母,写下这些故事,不是为了抨击父母的是非,或者把所有乱象打包成一团归因在父母身上。在我与家长接触的经验中,很多时候可以看见他们的无助,他们被众多舆论干扰到无法做出决定,四面八方的压力在敦促他们成为“更积极”的父母。
今日,多一道声音鼓励父母教养出成功完美的小孩,就有一对父母可能走上压迫自己小孩的道路;多一则新闻把小孩的成败完全归于父母教养的好坏,同时也可能诞生一个以极端方式管控子女的家长。我们常言,小孩是独立的个体,有时,我会想,反过来,父母可以说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吗?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社会把“亲”与“子”绑得太紧了?在怪兽家长的背后,不过是站着一个胆怯的、害怕犯错的人啊。
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是期待我们去凝视一个初衷,静下来,好好想想,把小孩带到这世界上的初衷。如《一脉不相承》中的茉莉所言,事情的最初,我们要的只是孩子健康、快乐,最后我们的期待却无限制地扩张开来,于是伤害就无可避免,我们也失去了凝视孩子的初衷,曾经在某个时刻,我们光是触摸小孩柔软的掌心就满足不已。
我们可以不再复制这些伤害。
一位好友看完这些故事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以前我想过,我一路走来拿这么高的学历,要是我的小孩不像我,不是很丢脸吗?现在,我只希望他快乐就好。”
这一反馈令我泪光闪闪,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