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友人结怨：

我倾诉宣泄,怨怒便告止息。

我与敌人结怨：

我沉默不语,怨怒便暗暗生长。

——《毒树》(PoisonTree),

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

现在,我们进入撒旦的巢穴,即被宾斯菲尔德主教指派去犯下暴怒之罪的地狱王子的巢穴。他的王国充满了过度的愤怒、侵略和暴力。当涉及把人分开而不是把人聚在一起的潜在伤害时,暴怒肯定是“无与伦比”的。毕竟,死亡是将一个人与他所爱的人分开的终极力量,在所有致命的罪行中,暴怒是使人们最快走向死亡的。

伤害他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冲动,另一种是冷漠。它们造成的伤害可以是身体上的伤害,也可以是心理上的伤害。撒旦很少单独行动,其他致命之罪总是乐于插手并伸出援手。嫉妒和色欲合谋在被恋人抛弃的人的大脑中触发暴力幻想。在争夺抢手资源的战斗中,嫉妒和贪婪激起了愤怒。冲突发生在很多方面：个人之间、几代人之间的家族血仇、邻居之间的花园篱笆,以及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所有这些背后的动机通常都可以归结为受伤的自尊心。借用拿破仑·波拿巴的话说,即使是贯穿历史直至今日的宗教战争,也不过是不同群体为了争夺最好的假想朋友而斗争而已。

与死亡有关的危害不仅限于生命的丧失。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付出了最大的情感代价,留下来哀悼他们的逝去,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应付生活。愤怒造成的伤害也不限于死亡,它们可以使人们的整个生活成为一场活生生的噩梦。家庭暴力会让伴侣和孩子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在学校和当地社区遭受欺凌的受害者可能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最终留下可能会持续一生的心理创伤。

在对恶行的探索过程中,基于熟悉的逻辑节奏,你可能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有所了解。对于这些可怕的、恶意的行为,总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可说,这也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个方面。它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某种生存优势,并在许多代人的遗传过程中一直延续到今天。考虑到愤怒的冲动可以迫使我们直接进入他人侵略的前线,尽管这对我们的生存前景构成明显的危险,但如果没有任何好处,它肯定早就从人类基因库中消失了。

人类是出了名的好战。鉴于人类这种物种在短期内积累的资源远远多于我们所需的(第六章,此处),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具有特别高的成本效益比。潜在的成本可能高得离谱,但潜在的好处也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杀死人类对手就能控制剩余的食物、工具、衣服、武器,从而控制权力,更不用说庇护所、土地和与被入侵家园的女性们一起创造后代的可能性,那么可以说潜在的好处可能超过了巨大的风险。重伤和极有可能的死亡是为失败付出的高昂代价,但当一场胜利的征服所产生的意外之财有可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从而赋予许多后代生存优势时,从长远来看,这仍然是值得的。当群体的财富和权力得到充分的提升,甚至可以增加他们的曾孙成功遗传自己基因的机会时,这种冒险策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只要考虑一下它对成吉思汗的DNA生存前景有何影响(参见第四章,此处)即可。

由于在“文明之前”的历史中,它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红利,因此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明显存在的暴力冲突倾向被保留为人类本性的核心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侵略性冲动行事来实现自我发展。现代社会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技巧来减少攻击性对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功。但我们仍然将这些冲动保留在我们的行为中,它们仍然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有着重大影响。

这是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广阔的主题领域,因此有必要在关于愤怒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训,因为愤怒与当前问题最相关。在探索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些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侵略性的事情时,我们将努力解决愤怒的表达在社会上是否合适以及何时不合适。我们将努力理解攻击性行为在帮助我们界定可接受行为和鼓起勇气直面我们的恐惧中所起的作用。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愤怒从大脑的哪里来,以及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任何一致性差异。这些差异能够抑制其攻击性,而其他则不能。

暴怒

你上次生气是什么时候?今天早上?昨天?上个月?还是不记得了?对我而言,是前天。

我当时正坐火车去英格兰南海岸的布莱顿拍摄《大脑的秘密》[1],在途中我碰巧一直在写这一章,所以当我们到达终点站时,我的桌子上满是科学论文和书籍,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收拾好。最终,我成为最后一个下火车的乘客。由于我到站的时候有很多空闲时间,所以我一直在磨蹭——首先我要承认这一点。

站台服务员走进车厢,沿着过道朝我走来,在我收拾东西时匆匆瞥了我一眼,然后迅速从车厢里退了出去,消失了。几分钟后,我收拾好开始向出口走去,但当我按下开门按钮时,门纹丝不动。我很快就想到锁上车厢所有门的机械装置可能已经被激活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有两个原因：没有宣布列车将停止服务;月台乘务员看到我时什么也没说。所以我觉得还好,假设我有足够的时间,在火车可以重新装满乘客并再次启动返程之前,我感到很自在。我感到迷惑不解,但并没有感到惊慌,因此我走到下一节车厢,并按了该车厢第一个“开门”的按钮,又一次没有用。我想尽了所有的其他可能性来解释我的困境,现在我相当确信火车可能正在停止服务,我开始跑动起来。我冲向第三节车厢,恐惧和愤怒不断上升,我终于走在站台服务员的前面,在他关闭那些门之前,我设法按下了“开门”按钮。当我匆匆走在过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愚蠢。当我终于设法走下火车的时候,我完全被激怒了。

我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似乎故意把我困在火车上。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他怎么能简单地看着我的眼睛,对几分钟后他将要做的事不作任何警告,然后沿着火车走,一节又一节地锁上车厢的门,而且他完全清楚这会使我陷入困境?正是“他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想法激起了我的愤怒。但我忍住了,提醒自己,你永远不会知道真相,这可能只是一个无意冒犯的错误。意外确实会发生。

我走到他的身边,从我的角度描述了发生的事情,并尽可能平静地要求他做出解释。他咕哝了几句,大意是：“好吧,先生,旅客们有三分钟的时间下火车……”没有道歉,只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没有合理的解释来平息我的愤怒,我毫不含糊地向他发泄了一顿。

我通常不会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大骂一通。事实上,我讨厌对抗,并尽可能避免对抗。那么,为什么我在这个特别的场合会彻底失去冷静呢?考虑到当时我碰巧正在写这一章,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是什么让我勃然大怒。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愤怒的生物学起源以及它在划定社会界限方面所起的作用。

愤怒的益处

愤怒在每一个健康、神志健全的人的情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大卫·休谟(DavidHume)甚至说过,“愤怒和仇恨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缺乏它们有时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

愤怒是感觉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典型的情绪反应。在这方面,它可以被看作一种防御机制。攻击性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并在受到他人虐待时为自己挺身而出,而不是温顺地容忍这种不良行为。愤怒也能提供反对道德越轨的动机,甚至在当事人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引发干预。它可以激励人们追究他人的反社会行为的责任,给自己画上一条底线,防止此类行为在未来重演。愤怒在规范社会行为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当它不能消除人们对对抗的自然恐惧时,就会导致持续的沉默。如果没有人能够鼓起勇气站出来对抗反社会行为,那么尽管遭到广泛反对,伤害和压迫还是可能会蔓延。因此,愤怒可以用于个人和群体层面的亲社会目的。它在儿童发育的早期就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愤怒是七种普遍的基本情绪[2]之一,最早出现在4～6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它们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婴儿身上,无论他们出生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是在这个年龄出现的,这可以从伴随每种情绪的不同面部表情看出。愤怒通常是在婴儿遇到阻碍而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表达的。它被认为提供额外的能量来帮助婴儿克服障碍,有时还能在克服障碍时获得外部援助。从6个月到12个月,这些愤怒的表达不再转瞬即逝,而是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并在更广泛的情况下触发。

通过约束孩子的手臂或拿走一个有趣的玩具,可以引发愤怒。事实上,这个玩具甚至不需要拿出孩子的视线范围。当孩子按下按钮时发出噪音的玩具突然停止工作,通常也会引起愤怒的反应。从本质上讲,当对环境的控制被剥夺时,愤怒是一种典型的反应。表达愤怒的一个目的是影响他人,使控制得以重新建立。

愤怒在养育子女方面也会带来好处,只要在适当的场合谨慎使用它。当被用来阻止孩子们进入危险的环境时,攻击性的表现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朝着快速行驶的车流方向走去,父母的情绪会迅速发生变化,从温和的哄骗到愤怒的喊叫,再到“停!”这种愤怒也许仅仅是为了避免灾难,让一个走错路的孩子从马路上捡回一条命。愤怒的表达可以是一种界定可接受行为和不可接受行为的有效方式。

据我所知,我爸爸很少生气。在过去四十年里,我罕见地目睹了他的愤怒,这个独特的“表情”体现在他的脸上：他的上唇只在脸的一侧抽搐着,露出一颗犬齿,警告他的怒火正在逼近。这是在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当他为了保护一个家庭成员时出现的表情,我目睹他恐吓一个比他高出一个头,像一堵砖墙一样的袭击者,并使他屈服,使用的就是他这个愤怒的表情,他甚至不用提高声音。

当这个经典的哺乳动物威胁信号——食肉动物的咆哮——闪现在他脸上时,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越过了界限。我们总是会立即停止我们正在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威慑,因为看到这种原始愤怒的表情闪现在一个典型的冷静、随和、耐心的人的脸上,与其平时的表情形成了一个强烈而有效的对比。他从不需要采取攻击性的行为,因为当我们特别不守规矩和特别不听话的时候,光是他脸上的威胁,就足以让他得到想要的回应。

有鉴于此,我自己在布莱顿车站的愤怒爆发更有道理。当我在一节又一节车厢里按下开门的按钮时,我已经失去了控制。我感到被困、无助和脆弱。一旦我确认了这不是一起不幸的意外,我陷入这种困境的原因很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我几乎肯定是受到了一种欲望的驱使,那就是我认为自己能代表车站惩罚乘务员的不端行为,我想让他知道他已经越界了;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责骂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我想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这样他就可以在将来对别人做同样的事情之前三思而后行。

说实话,他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为我看出他在无缘无故地愚弄我。我想伤害他的感情,就像他伤害我的感情一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知道这很幼稚,但也许幼稚是有充分理由的。回想起来,当我跑过车厢时,我的恐慌程度不断上升,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我从小学起就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当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学校操场,在一个特别的冬天的几个星期里,一年级以上的卑鄙的孩子们每天都以我为攻击目标[3]。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五六个人用雪球砸我,雪球的中心嵌着坚硬的冰块而已。这发生在大约一个星期里的每次休息时间,在寒流流经期间。诚然,以许多人遭受欺凌的经历来衡量,这是相当温和的,但对我来说,这仍然是可怕的。那天在布莱顿的火车上,我的喉咙和胸口被那些故意伤害的遥远记忆的触须缠绕得透不过气来。

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个人无疑是令人满意的。这释放了我压抑的情绪,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在沙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将来可能会对他人有益。它给我一种感觉,我所遭受的轻微不公正已经被消除了。然而,惩罚不公正行为的愿望,可能会导致比口头斥责严重得多的后果。渴望得到甚至可以激发真正可怕的身体暴力行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玛丽·科尼耶的案例。而且,我们都非常清楚,愤怒有时甚至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去杀人。

描绘一个杀人犯

当你想到一个典型的杀人犯时,你会想到什么?一个男人吗?狡猾的眼睛?不整洁?也许是胡茬?蓬乱的头发?衣着邋遢?也许是一些文身,一两个面部伤疤,不寻常的穿孔……诸如此类。通常的耻辱徽章,如就智力而言,你可能会想到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有些人可能因为学习困难、家庭生活困难、纪律问题、逃课以及不可避免地与错误的人混在一起而在学校里苦苦挣扎。不管你突然想到什么,大学教授肯定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2016年,曾任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前助理教授的赵恒军(音译)从家乡乌卡霍开车前往位于美国纽约州查帕奎市中心。他把车停在兰格的熟食小店[4]外,掏出一枝猎枪,指向门口扣动了扳机。他击中了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和他的目标——西奈山医学院院长丹尼斯·查尼教授。查尼教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他的出版记录包括许多详细介绍他对情绪和焦虑症研究的论文。该犯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呢?七年前,赵恒军因伪造科学数据被查尼教授解僱。幸运的是,查尼教授完全康复了;另一位阿拉巴马大学的艾米·毕晓普博士的受害者则没有这么幸运。

2010年,在毕晓普博士经常参加的生物系全体会议开始50分钟后,她平静地掏出手枪,开枪打死了三名同事。研究生院院长黛布拉·莫里亚蒂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寻找掩护时意识到自己离毕晓普很近,便试图抓住她的腿把她摔倒在地。毕晓普闪开了,用枪指着莫里亚蒂的头,扣了三下扳机：咔嚓,咔嚓,咔嚓。幸运的是,枪卡住了,这是莫里亚蒂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唯一原因。除了毕晓普杀害的人(包括她的老板戈皮·波迪拉),其他三名同事也在枪被卡住前受伤。2012年9月24日,毕晓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为什么一个拥有哈佛医学院学位的聪明人,会在许多认识她的目击者面前犯下明显有预谋的三重谋杀?她的动机非常明确：几个月前,她被终身教职拒之门外,现在正在制订自己的提前一年离职通知期。终身教职是一份渴望终生从事的学术工作,而谁应该获得这些稀有而令人垂涎的职位的决定,是由其他教员做出的。这是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永恒的不确定性之后,少数幸运儿得到的最终奖赏。《今日心理学》的一名博主也经历过同样的惨痛经历,他表示,这实际上是“被同事炒了鱿鱼”。

世界各地的监狱里挤满了那些在疯狂的时刻实施暴力的人,他们对后果毫不在意。我们都熟悉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在愤怒中突然爆发时,不会考虑长期结果。但当一个看起来聪明的人精心策划了一个计划,在许多目击者的眼皮底下进行冷血谋杀时,这就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悲剧故事中最让人惊讶的部分是,为什么有人会犯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逃脱惩罚的罪行。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因为毕晓普的例子,我们并不认为女性不容易有攻击性,而是女性的愤怒通常以一种比身体暴力更微妙的方式表达出来。调查攻击性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男性倾向于直接暴力,而女性倾向于间接和非暴力的表达。然而,当沉溺于愤怒的罪恶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激发出可怕的暴力行为,无论他们的性别或智力如何。

愤怒的起源

男性实施暴力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事实上,90%的谋杀都是男人干的。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对暴力倾向的明显差异,在寻找可能的生物学罪魁祸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睪丸激素(睪酮)。在妊娠中期,男性胎儿的睪丸确实会产生大量睪丸激素,这会引导大脑沿着更倾向于攻击性行为的轨迹发展。事实上,来源不同的睪丸激素的激增也可能发生在女性胎儿身上,结果也类似。一种被称为“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疾病涉及肾上腺分泌大量睪丸激素,推动女性神经系统沿着男性化的道路发展。这些女性在成年后往往比同龄女性更具攻击性。此外,男性性激素的激增发生在青少年时期,这往往与攻击性水平的上升同步。但是,尽管睪丸激素在增加男性的身高、体重和肌肉组织方面确实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在成年后引发攻击性行为的过程中,它的参与却不是那么明显。

试图降低具有暴力倾向成年男性睪酮水平的干预,似乎从未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睪酮对攻击性水平的主要影响发生在大脑发育的早期。一旦一个好斗的大脑被建立起来,降低睪丸激素水平对一个人的暴力倾向几乎没有影响。当一个人完全成年时,睪酮在形成攻击性气质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完成,因此在那个时候抑制它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虽然试图用抗睪酮药物减少暴力行为的尝试往往是无效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哈佛医学院的哈里森·波普(HarrisonPop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给100名男性服用睪丸激素促进剂或安慰剂,以确定这是否会增加他们的攻击性水平。令人担忧的是,滥用类固醇导致的睪酮水平过高,可能会导致健美运动员和运动员产生失控的攻击性行为。尽管睪酮水平升高的影响有些偶然,但在50名服用真正的激素的男性中,有8人的攻击性水平明显或适度上升。

再看大脑中与攻击性有关的区域,杏仁核某些子区域的完整性似乎至关重要。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结构,其背景是对威胁产生恐惧和焦虑的感觉。在两个人类病例中,肿瘤压迫杏仁核与极端暴力行为有关。第一个是乌尔里克·梅霍夫,她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作为联邦德国恐怖主义团伙“巴德尔-梅霍夫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参与了数起武装抢劫和爆炸事件。另一位是查尔斯·惠特曼,1966年,他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开枪,造成16人死亡;当天早些时候,他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我们稍后会看到,当我们研究一些精神疾病时,这些疾病通常与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不相称程度有关,杏仁核经常被牵涉其中,但很少是孤立相关的。

另一个对愤怒情绪和攻击性表达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是ACC。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知道,电流刺激杏仁核或ACC可以在实验动物中引发愤怒的发声。相反,切除这些结构——通过手术故意破坏它们——通常会减少愤怒的表达。最近,这些相当粗糙的研究得到了许多非侵入性脑成像实验的补充。

为了在实验室里研究攻击性,研究人员发明了几种巧妙的方法来实现志愿者的愤怒。这些方法总是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增加一个人的挫折感最终会将他们推向强烈的愤怒情绪(即暴怒)。这些方法从直接侮辱他们,到用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挫败他们,再到让他们互相电击对方。令人抓狂的“点减法任务”也非常流行;让志愿者解决没有正确解决方案的、不可能猜出的字谜,似乎也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方法。但泰勒攻击范式(TAP)无疑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它能引发最类似于愤怒的情绪。

泰勒攻击范式的任务是让两名志愿者互相给予不同强度的痛苦电击。当一个人感到他刚刚受到的打击比他之前给对方的打击更严重时,愤怒的程度就会增加。与前一轮相比,每个人选择施加给对方的电击强度的差异,被用来代表他们当前的报复欲望[5]。

在参与泰勒攻击范式任务时,使用fMRI监测整个大脑的活动水平,可靠地观察到在参与者感到有攻击性时,产生了ACC的激活。最重要的是,ACC的活跃程度似乎反映了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有动机增加下一次惩罚的力度。这是特别有趣的,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宗教而言,是什么使愤怒变得如此邪恶,把复仇的问题看得非常严肃。ACC似乎是这些强烈报复欲望的主要来源。请注意,这些特定的激活区域并不在前几章中反覆出现的ACC中,而是在它的下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愤怒

总的来说,当愤怒来临时,众神并不是总能树立最好的榜样,因为他们明显倾向于表现出攻击性。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当然不反对通过残酷的暴力行为来表达不满。希腊诸神——其中最糟糕的是阿波罗——似乎永远都在对任何反对或仅仅是惹恼他们的人施以暴力惩罚。在印度教的圣书《薄伽梵歌》中,我们发现化身为奎师那的毗溼奴向阿诸那王子解释,作为战士和国王,杀死敌人是他的宗教职责。在宗教中,侵略显然并不总是令人不悦的。

《旧约》中提到的“以眼还眼”的概念,乍一看似乎认可暴力。事实上,现代犹太教将这些经文解释为指导人们如何补偿损失。这是关于将赔偿范围限制在损失的价值之内,确保所寻求的赔偿不超过损失的价值。耶稣自己更进一步,他认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应该寻求报复,而应该学会容忍。这种方法肯定有助于避免针锋相对的报复升级,这通常是在泰勒攻击范式任务中观察到的。

教皇格里高利对善之怒与恶之怒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发表了如下判断：“有一种愤怒是由恶引起的,而有一种愤怒是由善产生的。急躁是邪恶的原因,神圣的原则是善的起因。”这种对愤怒的道德定义显然是自私的。仅基于此,人们就很容易把它全盘否定。也就是说,急躁可能有助于解释愤怒的阴暗面,这一点更值得关注。愤怒成为一种罪的阈值,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对攻击行为是否深思熟虑;这一暗示可能值得深思。这将表明,短期的、冲动的、仓促的决定是邪恶的,但如果仔细考虑,就不会那么邪恶了。

亚里士多德把愤怒描述为“一种想要别人偿还痛苦的强烈愿望”。一个世纪后,塞涅卡将愤怒定义为“所有情绪中最可怕和最疯狂的”,并将那些在无法控制的愤怒中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解释为“短暂的精神错乱”。这似乎再次表明,愤怒的缺点在其冲动的表现。他接着列举了很多愤怒影响我们判断的行为,我们会“不顾体面,不理会人际关系;对任何事情的执着和专注一旦开始,就不接受推理或劝告而固执己见;在毫无根据的借口上激动,无法辨别公平或真相”。

与其去追寻塞涅卡和教皇格里高利的推理路线,不如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可抗拒的冲动的概念的含义。圣托马斯·阿奎那在他对愤怒之罪的描述中明确谴责了复仇的冲动：“如果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与理性相反的方式进行报复,例如想要惩罚一个不该受罚的人,或者超越他应受罚的范围,或者再次违反法律规定的秩序,或者不是为了应有的目的。那么他就会明白这一点,即如果报复不是基于维护正义、纠正过失的话,那么愤怒的欲望就是罪恶的,这就是罪恶的愤怒。”

这将使暴怒之罪成为一种寻求报复的欲望,而这种报复与激起愤怒的行为不成比例。虽然“以牙还牙”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但超过这一点就是侵入了犯罪行为的领域。让我们将这种思想应用于我们之前考虑过的侵略行为的例子。我承认,我对车站服务员的发泄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愿望,所以它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我的行为很可能会被旁观者贴上“短暂的精神错乱,不顾体面”的标签,因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不公正激起了我头脑发热、情绪化的反应。我的行为当然有一点搞笑,但我对我的愤怒感到内疚,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我是否犯了暴怒之罪的问题,我认为圣托马斯会让我脱身。我的回答可以说既不是“超越他应受惩罚的范围”,也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秩序”。另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助理教授可能会遇到麻烦。想一想他们想要的报复是否与感知到的不公正成正比,显然是不成正比的。如果按照但丁的规范,有撒旦这样的恶魔在地狱等待惩罚触犯愤怒之罪的人,那么艾米·毕晓普和赵恒军很可能会发现他们是永远的罪人。

鉴于我们从宗教和哲学方面得到的信息是混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进一步深入研究愤怒的完全可接受的表达在哪里转向邪恶这一问题。对一种被感知的不公正做出某种侵略性的反应在道义上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个学科所关心的。刑事司法系统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调查。因此,我们现在将简要看看法律界对愤怒的看法。

如何确定受罚范围?

1999年,英国农民托尼·马丁在不经意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在英国保护财产权的巨大争论。他开枪打死了一名16岁的男孩,因为这名男孩闯入了他在诺福克的家,意图实施入室盗窃。当这起案件在法庭上审理时,他最初[6]被判过度使用武力,并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三年后,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叫弗雷德·海姆斯托克的男子向一辆可疑地潜伏在他位于林肯郡的与世隔绝的农场上的汽车开枪,用猎枪子弹填满了其中一名坐在车里的男子[7]的肚子,需要几个小时的手术才能取出。当海姆斯托克先生的案件被审理时,他被判无罪;陪审团认定他在所有指控中都是无辜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枪射击,导致一个人的身体充满了子弹。在一个案例中有人死亡,在另一个案例中仅仅是受了伤。当侵略者在法庭上受审时,这就是造成关键区别的原因吗?

法律允许我们在保护自己、保护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的财产的情况下实施潜在的致命暴力行为。一定程度的暴力是被制裁的,但它必须与对我们犯下的罪行相称。在托尼·马丁的案件中,他近距离射杀了一个孩子,因此被认为他的意图是杀人;这是对企图入室盗窃的不成比例的回应。在弗雷德·海姆斯托克的案例中,他枪击的是一辆静止不动的车,车内漆黑一片,所以他不能确定车是否有人。他的行为不被认为是意图杀人,并且被认为与他所面临的情况相称,所以他被宣告无罪。

根据具体情况,法律对类似的暴力行为有不同的处理。法官慎重考虑合适的判决时,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是意图。如果一个人打算开枪杀死就站在他面前的人,而不是盲目地朝一辆意图不太明确的车开枪,那么前者的犯罪就被认为程度更加严重。如上文所讨论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对情况的反应是成比例的还是过度的。还有一个考虑因素涉及行为人在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法律区分了冲动的暴力行为、冷血和预先计划的暴力行为。与圣格里高利的观点相反,人们对头脑发热的冲动的看法并不那么严厉,而是更温和。

这样做的逻辑是围绕着被判刑的人是否可能在未来构成威胁。任何人在因愤怒或恐惧而失去理智时都有可能做出暴力行为。如果犯罪发生在异常情况下,导致“短暂的精神错乱”,完全不符合平时的性格,那么这个人通常被认为不太可能再次做出类似的事情,通常会被判比有长期暴力行为历史的人更轻的刑期。然而,如果同样的罪行是在类似的情况下犯下的,但是以冷静的计划和精心策划的暴力行为为背景,判决将会重得多,因此艾米·毕晓普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评估犯罪严重程度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被告的长期心理健康状况。一些成年人被认为,相比其他人,他们更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种精神疾病与过度的攻击行为有关,因此我们接下来转向这些问题性攻击行为的神经学原因。

核磁共振成像

艾米·毕晓普没有在一时冲动下掏出她的枪,也没有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向她的同事开枪。法庭出示了证据,证明她在实施报复之前已经在射击场练习了几个星期。同样,赵恒军在那一天开车去查帕奎时,也不只是碰巧把猎枪放在车里。当他因为伪造数据而被解僱时,他已经用了多年的时间来反覆思考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在丹尼斯·查尼解僱他的那天,他没有在“短暂的疯狂”的瞬间拔出枪;枪击是在他被解僱七年后发生的。在这两个案例中,暴力行为都是以一种冷静的、精心策划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方面,他们与心理变态的暴力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而不是类似酒吧斗殴、足球流氓和街头斗殴的冲动性、爆炸性的行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据我所知,毕晓普或赵恒军都没有精神病。尽管如此,观察精神病变大脑的运作方式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了解一种有助于实施冷血和有预谋的犯罪的精神状态。

因暴力行为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中,有很高比例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态[8]。在美国监狱系统,精神病态的比率估计在25%到45%之间。这为一系列极其雄心勃勃的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提供了一些奇妙的主题,以了解暴力的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有什么不同。肯特·基尔(KentKiehl)在罗伯特·黑尔(RobertHare)的指导下接受培训,发明了目前世界各地都在使用的衡量精神病态的官方系统,并在之后接受了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个职位。他们同意资助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即扫描暴力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基尔教授委托西门子按照他在德国的规格制造了一台核磁共振扫描仪,将其运至美国,并用卡车将其拖入新墨西哥州西部惩教机构。在我们了解他们在精神病态患者大脑中发现的东西之前,重要的是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并不是每个精神病态患者都注定会犯下暴力罪行。

精神病态并不总是与不受控制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尽管凶残的精神病态患者在电影、犯罪剧和备受关注的新闻故事中很受欢迎,但实际上许多人都是完全守法的公民。在警察、军队、法律甚至外科领域中,有很高比例的人表现出了精神病态的独特特征,但从来没有犯过精神病态患者臭名昭著的犯罪行为。虽然普通公众的精神病态比率徘徊在1%的关口,使得他们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但许多人都是负责任和富有成效的社会成员。精神病态患者,无论是暴力与否,都具有深刻的情感超脱的特征。缺乏自我意识的情感使他们不受可怕的暴力和痛苦场景的影响,即使这些场景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安。无论是精神病态患者犯罪还是遭受打击,即使是最可怕的经历,他们在情感上也能保持不受影响。

在理想的世界里,一项寻找产生精神病变的暴力倾向的关键大脑区域的实验将暴力精神病态患者与非暴力精神病态患者进行比较。不幸的是,通常只有暴力的人才会被识别出来,因为他们通常被刑事司法系统所抓获。由于精神病态患者中非暴力者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或者至少没有被发现犯下任何罪行,所以往往不会受到科学的审视。可悲的是,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利用已知的东西进行工作。

在过去的十年中,基尔教授和他的同事使用他们的便携式fMRI扫描仪来识别暴力精神病态患者与精神病态患者对照受试者的大脑中的几个重要差异。他们发现,ACC和杏仁核对令人不安的视觉和声音的反应存在功能差异。两种结构在精神病态患者中产生的反应都比非精神变态患者的反应弱。另一项研究确定,精神病态大脑中的杏仁核在体积上较小,而且在触发通常的生理级联的能力方面似乎存在功能障碍,而正是这种生理级联使人准备好应对令人厌恶的刺激。难怪精神病态患者似乎无所畏惧,他们协调恐惧反应的大脑系统在生理和功能上都存在缺陷。推测赵和毕晓普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们的杏仁核可能发生了什么,这是很有趣的。当他们做出报复行为时,他们是不是像精神病态患者一样冷静?抑或是他们的杏仁核对这种情况产生了正常反应,使他们的手掌出汗,他们的心脏像其他人一样疯狂地跳动,意识到自己处于可怕的境地?

在结构差异方面,通常发现精神病态患者在不同的OFC区域的组织体积较小。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它可以作为部分原因来解释他们做出合理决定的能力失调。从人类和动物研究的最新结论是,OFC的侧面部分——更靠近大脑的一边而不是中线——包含神经元网络,代表每个可能的行动过程的预测值。如前一章中所讨论的(参见第五章,此处),mOFC将这一点与其他重要的背景因素结合起来,例如最近类似决定的结果、当前的情绪状态和可能的长期后果,以便做出最终的选择。精神病态患者大脑OFC中组织体积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计算能力的降低,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决定似乎没有考虑到一些重要因素,比如他们的选择的长期后果。

在精神病态患者的大脑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首先,精神病态患者在情感同理心方面是缺损严重的,所以他们在考虑可能造成他人伤害的行为时,不会感到情感上的沮丧。其次,他们似乎不关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最喜欢的理论是,这些缺陷从根本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对未来的自己没有任何同理心。

我们认为同理心是我们感受他人感受的能力。我们都努力像关心现在的自己一样关心未来的自己。但在很多方面,未来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几乎和另一个人一样,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过度吃不健康的食物,尽管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以后会变得更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不是我们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尽管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背叛信任往往是无法克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去锻鍊身体的原因,即使我们知道缺乏锻鍊会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有可能患上心脏病。当我们发现自己胖了、离婚了或者配置了起搏器时,我们非精神病态患者可能会后悔我们过去的行为,但精神病态患者不是这样的。他们重度缺乏的同理心不仅适用于他们未来的自己,也适用于其他人。在犯罪之前,或者在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惩罚的时候,他们也不关心未来自己的命运。毕竟,缺乏自责是精神病变的一个关键特征。

和一般的精神病态患者罪犯一样,赵和毕晓普显然不关心他们计划的暴力行为的后果。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他们打算做的事情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肯定知道这会让他们入狱,但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未来的自我。他们在学术界的职业梦想的破灭会不会在不起作用的mOFC中得到体现?会不会变得如此不安,以至于他们“强烈的报复的欲望”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与实施报复相关的预期回报似乎值得付出在监狱里度过余生的惩罚?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只是纯粹的猜测;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可能。

从冷酷到暴躁

我们对可能有助于解释愤怒行为的神经学薄弱环节的搜索,将我们从以冷酷、精心策划的暴力为特征的精神疾病领域,带入了那些涉及炽热、冲动和爆炸性愤怒的领域。在寻找过度攻击性倾向是如何产生的线索时,我们将考虑如何准确检测他人情绪的能力对愤怒水平的影响,即攻击永远处于触发式状态,并搜索可能参与帮助我们每天调节愤怒的大脑区域。

在精神病学中,通常在精神病态患者中看到的“冷酷且经过计算的”攻击风格被描述为“积极主动”或“工具性”攻击,因为暴力被用作达到目的一种手段。“头脑发热”的攻击方式被称为“反应性”攻击,因为暴力行为通常没有明显的目标。

经常遭受身体、心理或性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沿着神经发育的道路走向被动攻击。反覆暴露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现实威胁中,他们的大脑会逐渐重新连接,努力适应环境的要求。这导致他们对威胁变得高度警惕,换句话说,时刻保持警惕。这与精神病态患者大脑中反应迟钝的杏仁核完全相反,精神病态患者即使看到可怕的场景,杏仁核也会让他们平静下来。

一旦杏仁核发生了适应性变化,这个人就很难准确地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在正常情况下,杏仁核会对愤怒或害怕的面孔产生可靠的反应。这是十分有用的,因为一个人脸上的愤怒表明他们可能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而一个人的脸上的恐惧表明他们可能在附近发现了某种危险。无论哪种方式,它都有助于杏仁核触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为行动做好准备。问题是,在那些杏仁核反应过度的人中,即使是中性的面部表情也会触发强烈的反应,将身体和大脑转换为行动状态。当那个人感觉到他们身体的生理变化为对抗做好准备时,比如他们的心率加快、呼吸加快、高度警觉等,他们经常得出结论,觉得自己一定是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的攻击性水平开始上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都是以这样的指责开始的：“看什么看?”

间歇性爆发性精神障碍(IntermittentExplosiveDisorder,IED)是一种反覆发作的突发、冲动的攻击和暴力行为,对极微小的挑衅做出往往与当前的情况完全不相称的反应。IED患者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容易发生路怒及家庭暴力事件。这种情况与高情绪唤起有关——IED患者也经常误解前面描述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同时,当他们的攻击性开始上升时,很难抑制他们的攻击性。

最近的一项脑成像研究调查了三组不同的年轻男性的冲动控制：第一组是IED患者,第二组是可卡因成瘾者,第三组是健康的对照组。研究发现,与其他两组相比,当IED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反应时,他们的dlPFC的两个子区域更为活跃。有趣的是,这两个子区域中的一个区域的反应与一个人在所有群体中的攻击性反应倾向呈正相关[9]。换句话说,不管这个人是IED患者、可卡因成瘾者还是健康人,dlPFC的这个“与愤怒有关”的子区域在日常生活中越活跃,就越有攻击性。这表明,当一个人失去冷静时,无论他们是否有精神疾病、可卡因成瘾或者十分健康,这一区域都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精神病学领域声名狼藉、难以控制自己攻击性发作的另一人群是老年人,他们正在应对额颞叶痴呆(FrontotemporalLobarDementia,FTLD)影响。然而,并非所有FTLD患者都容易出现这种特殊症状,出现该问题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研究扫描了大量FTLD患者的大脑,发现只有当dmPFC[10]的某些部分受损时,这些爆发的愤怒才会发生。这表明,dmPFC可能含有神经回路,这些区域正常运作的任何人都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攻击性。这是一个有趣的区域,可以用来评估人们试图提高他们的愤怒管理能力。

愤怒管理

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需要我们有能力表达愤怒来维护自己,但要继续成为群体中受欢迎的一员,我们还需要拥有控制我们的攻击性的能力,除非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可以表现出来。这种特殊的技能和表达愤怒的能力同样重要,如果有什么更重要的话,那就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愤怒的能力。考虑到在我们远古祖先的时代被逐出群体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进化选择的压力非常明显,这种压力刺激了大脑区域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咬住舌头”,除非爆发是有战略意义的。

任何一个选择与更大、更有侵略性、资源更好的人打架的人都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从基因库中抹去。即使他们最终不会卷入暴力行为,但屈服于进行愤怒对抗的诱惑也有可能毁掉他们的声誉。声誉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来建立,但只需一次错误判断的爆发,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当表现出的攻击性具有威胁性时,它们往往会激活杏仁核。这使得攻击性的爆发比其他社交活动更令人难忘,所以人们不会很快忘记它们。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对侵略者怀恨在心。恰当地管理攻击性的能力对于让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分开是至关重要的。

前额叶皮质的区域似乎在我们的愤怒管理技能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区域包括但不限于dmPFC,是大脑最后一个完全成熟的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过程直到25岁左右才能真正完成。在某些人身上,不良的生活经历阻止了这些大脑区域的完全发育。对侵略行为的不良管理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然而不可取的暴力对抗的威胁并不侷限于头脑发热或心胸冷漠的个人本身,有时它可能会对整个群体产生影响,甚至对尚未出生的后代也是如此。

历史上到处充斥着血仇的例子,家族成员不得不为一场在时间的迷雾中祖先之间发生的不明智、自发的对抗付出代价。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杏仁核,将中性的面部表情误解为威胁,再加上受损的dmPFC/dlPFC回路使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对对手的报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13世纪,意大利贵族家族之间的血腥竞争可以持续数年,14世纪,苏格兰宗族参与了这类斗争;17世纪日本武士的敌对派系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末,美国还有像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伊这样交战的家族。与我们在泰勒攻击范式实验中看到的针锋相对的电刑不同,这些争执涉及一个家族、氏族或武士派别的成员实施谋杀以报复之前的谋杀。

即使在当今相对和平的西方世界,这些部落本能仍然通过足球狂热表现出来。英国足球在20世纪后期义的代名词,当时对手球队的球迷会在事先安排好的地点碰面,在街上和看台上打斗。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些人有效地训练了他们的杏仁核,使其对敌人的颜色高度敏感。看到对手球队的足球条幅,足以引发一场强大的“战或逃”反应,导致一周又一周的暴力事件。尽管近年来与足球流氓有关的问题有所缓解,但这些本能仍然存在于铁杆球迷中。

2017年6月,在伦敦桥发生的恐怖袭击中,一名名叫罗伊·拉纳的男子与四名武装分子对峙,这四名武装分子冲进博罗市场,用绑在他们手腕上的大刀随意刺伤无辜的市民。那天晚上,他赤手空拳同时对付四名袭击者,分散了袭击者对其他人的注意力,为武装警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11]。是什么触发了罗伊·拉纳的攻击性行为,让他克服了恐惧,并提供了难以置信的勇气来对付四个愤怒的人?要知道他们拿着巨大的猎刀,而他自己却手无寸铁。可能的原因是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穿着阿森纳的足球衫,这促使罗伊站起来大喊：“该死的,我是米尔沃尔!”他一头扎进战壕,与昔日的敌人[12]作战。

愤怒和攻击性有好有坏。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用来表示违反可接受行为的界限,而不必诉诸身体攻击。即使是暴力行为也可以为社会和法律所接受,但只有在防止犯罪行为的范围内,而且只有在与当前情况相称的情况下才可接受。这有时是一个灰色地带,对这些条件已经满足或尚未满足的地方做出判断,会让法院每天都感到头疼。

当攻击性构成了不成比例的复仇欲望时,侵略就可以被明确地贴上恶魔的标签。正如我们在泰勒攻击范式研究中看到的,大脑中产生复仇冲动区域的最佳候选区域位于ACC：激活越强,报复的程度就越大。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当这个区域的活动水平上升时,它开始支配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对所感知到的不公正进行愤怒的反思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最终演变为复仇行为,而复仇行为往往是完全过火的。正如俗话说“锅里的水烧开了”,我们发现自己非常有动力去复仇,让他们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复仇的欲望是极其短视的,它很少考虑可能出现的长期后果。撒旦的控制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进行报复。在这方面,这种工具性攻击似乎与暴力精神病态患者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他们在同理心方面的困难和杏仁核受损,精神病态患者可以平静地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他们不具备通常的情绪,而正是这些情绪会阻止我们对他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功能失调的决策回路也让精神病态患者倾向于忽视他们最终将不得不承受的不可避免的惩罚。另一方面,最可怕的是像艾米·毕晓普和赵恒军这样的人也会做出同样短视的决定和冷血的暴力行为,尽管他们表面上头脑正常。

[1]我在InsightTV主持的一个科学系列节目。

[2]其他的几种,如果你还没记住的话,是快乐、兴趣、惊喜、恐惧、悲伤和厌恶。

[3]在他们的狡辩中,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因为我总有一张大嘴巴。

[4]碰巧是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最喜欢的地方。

[5]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我曾经在假期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玩。我们只有一双拳击手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戴一只拳击手套,用它轮流轻轻地打对方的脸。这真的是一场信任游戏。你别打我太狠,我也不会打你太狠。但它总是会升级。我们每个人似乎总是觉得对方使用了更多的力量。我们似乎偶然发现了我们自己版本的泰勒攻击范式!难怪它总是以眼泪告终。

[6]在上诉后,控罪减为过失杀人罪,并相应地调整了他的监禁刑期。实际上,他最终在女王陛下的允许下只服刑了三年。

[7]后被证实为职业窃贼。

[8]这不能与精神病混淆,后者涉及偏执妄想和听觉幻觉。精神病患者(患有精神病)很难准确理解现实。精神病态(心理变态)的人对现实有很好的把握,但他们很难理解别人的感受。

[9]根据标准化的侵略标准。

[10]你会记得mPFC位于大脑的内表面,在前额后面左右半球相互摩擦。dmPFC就是靠近头部顶部的mPFC。基于这些患者研究,dmPFC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攻击抑制源的主要候选者。

[11]袭击开始后不到10分钟,袭击者全部被击毙。

[12]米尔沃尔和阿森纳都是伦敦的足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