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大胆而语气确凿的副标题“我们为何要停下来”[1]回避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停下来做什么?我们总是把“停”看作及物动词,这意味着“停”只能与特定的活动或实在的对象联系起来——比如吸烟、脱欧、在新年立下的目标或是政治议程。

但是“停”也可以被视为不及物动词,没有作为对象的直接宾语。这样一来,它的意思就有了转变。“停”不再意味着中止我们不喜欢或明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而是一种选择。

在我们的文化中,日常生活被“不停奔命”和“不停分心”这两种强烈的欲望主导。时间的空当必须被某些东西填满,随便做点什么都好。即使是决定停止吸烟或停止减肥,也会将我们的目标从“不做某事”变成“必须要做某事”(事实上,我们还会停不下来、焦虑不安地做)。被视作及物动词的“停”(“我必须停止周末一觉睡到10点的习惯,早点去健身房”)只不过是一种不断添加待办事项的方式罢了。

而作为不及物动词的“停”(不是对“做这件或那件事”说不,而是纯粹停下来),是一份独立自主的宣言,一种默默反抗着“行动”霸权的行为。但这样说又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停”怎么可能是一种行为呢?要怎么解释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做事?

“停”是一切有意义行动的必要条件。我们对此心知肚明,才会将那些不经大脑、机械和盲目的行为(或言论)描述为“停不下来的”。正如我试图表明的那样,“漫无目的”可以帮助我们停下来,问问自己想要去哪里、想要做什么,这在无意中培养了我们创作的自由。盲目的行动则带有纯粹贬义的“漫无目的”,它只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将新意或惊喜挡在外面。金霸王电池广告中的兔子是我们文化的象征,因为无论是它自己还是我们,都无法想象它会停下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想象它会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们要停下来”应该同时被当作一种描述和一种命令。作为一种描述,它指向了我们精神和生理结构的基本事实。作为一个生物体,人类既会说“是”,也会说“不”;既愿意休息,也喜欢运动;既能够单纯地存在,也能够成为行动的生物。当我们感到疲劳、痛苦和冷漠时,身心就会设法提醒我们这一点。

美国文化评论家马克·格雷夫(MarkGreif)曾写过一篇关于我们超负荷神经系统的论文,这种超负荷,正是他所谓当代文化中“无处不在的戏剧”所压迫的结果——不仅限于午夜新闻报道中的种种人间惨剧,还有我们疯狂追看的电视剧,这些行为不禁让我们想到饮食失调症患者的暴饮暴食。这种“强烈刺激”的泛滥,非但没有锐化我们的感受力,反而带来了格雷夫所说的“无感”：“观看太多‘强烈的体验’,就会进入一种放松休闲的状态,在这种极其放松柔软的氛围中,人会在电视机前‘化为植物’。”[2]

这就引出了“停”的第二重意思——一种命令。盲目的行动和分心会使我们的人生贫瘠枯竭,将其变成一场试图终结刺激与情绪狂轰滥炸的永恒征途。这些刺激训练我们,教我们该怎样通过让自己的一部分死去而活着。而“停”是我们感受到自己活着的关键。

然而,停止很困难,甚至很危险。蛰居族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他们来说,“停”就是目的本身,令他们困于虽生犹死的境地。而另一种极端则是公司高管安排在忙碌工作日午休时段的正念课程和减压池体验活动,似乎“停”只是确保工作机器长期高效运转的一种方式。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都在提醒我们,“停”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培养内心自由。蛰居族把自己封闭在卧室,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离开房间的路通向的都是其他或许更难逃脱的牢笼。公司高管在减压池中度过午休时段,因为这能让他暂时抛开白天的重重压力。一个是长期退缩,一个是短暂的逃避,但二者都带有一种孤注一掷、再无他法的绝望。

在这种选择受限的语境之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便应运而生。这种由政府不经审查、无条件提供的维生津贴,可以让“停”不仅仅只是一种抵抗社会和经济压力的被动姿态。它解除了生存基本需求的束缚,因而成为我们迈向自由的一步。如果基本的生存需求可以松绑,我们就可以不再只是因为害怕得不敢动,或是累得动不了而停下;我们停下,是为了发掘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并不排除我们最后还是想要选择努力工作,为了自己和他人去追求世俗的成就和欲望;但即使是努力工作的人生,如果知道自己可以在需要暂停时停下来,我们过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

我写这本书并非为了宣扬某些政策。想要打破我们文化对强制劳动的控制,光是提供给民众一份基本收入保障可远远不够。全民基本收入是个看起来不错的概念,因为它面对工作稀缺、大规模机械化的具体问题,给了我们一种跳脱出科技主义的解决方案,并要求我们着手处理更根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生何为?这些都是盲目工作、终日奔忙的人永远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的问题。

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理应是帮我们问出这些问题的地方,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被“量化成就”的焦虑绑架,抹消了任何反思的空间。近年来,甚至有人提议,对读写和算术能力的考量应从儿童两岁时就开始。而在教育体系的另一端,社会又鼓励那些背负着巨大贷款压力的学生将文凭看作获取多种技能的途径,以便在日渐萎缩的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则是对“核心学科”没完没了的考核测验,同时将文学艺术边缘化,甚至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事实上,是排除了所有让我们不仅仅将生活看作获取成就和维持温饱的学科(哲学、神学、政治)。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诉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个人欲望的追求永远不可能与集体法律及公约的执行相协调。这种冲突的结果就是一个被普遍的自我憎恨所淹没的社会,迫使我们对自己的愿望和冲动越来越苛刻自责。弗洛伊德这番发表于法西斯主义崛起之时的言论,最终在冷酷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

这场针对自我的战争延续到了今天,体现为我们总是对自己想要“停下来”的需求感到内疚。要挑战“将人生视为连续工作”的观念,我们就需要想象一种被弗洛伊德忽略的可能性：集体需求和个人欲望有时可能会趋同。

鲜少有政治文章比奥斯卡·王尔德和19世纪伟大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政论更能引起我的共鸣。他俩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什么正经的政治理论家。事实上,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最好的生活就是政治最少介入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社会正义的首要及唯一目标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自己。王尔德的俏皮话中往往潜藏着严肃的观点,他有句著名的妙语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它占用了太多的晚上。”如果把法律正义、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的目标从“什么让人生更有意义”这个问题中分离出来,那么这些目标也不过只是冗长无趣清单上的待办事项罢了。

1862年,梭罗在他著名的文章《没有原则的生活》中,哀叹他的美国同胞往往将人的价值等同于物质生产力。“我看到广告说要招聘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写道,“就好像‘朝气蓬勃’是年轻人全部的资本。”[3]年轻人更容易为了几个钱去做苦差,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将自己朝气蓬勃的那部分看成自我的全部。

梭罗鼓励我们去想象,如果打破了“将自己视为工作的生物,将世界视为‘生意场’”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甚至是犯罪,比永无休止地工作更与诗歌、哲学,唉,还有生活背道而驰。”[4]面对这种工作上的棘手压力,漫无目的的游荡、对行动和目标的偏离、“摆脱所有世俗的束缚”(对梭罗而言,就是花上半天时间在树林里散步)就成了紧迫的政治和生存要务,一种保全“生存本身”的方式。梭罗写道：“如果做事只是为了赚钱,这只会使自己活得空虚甚至更糟。”[5]

我在这本书中屡次提及艺术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将种种在我们看来没有目标的生活过得那么有趣,但我希望自己也已经证明,这种状态并非艺术家的专利,它可以在散步时、在窗前凝望时、在谈话间抑或在沉默中体会。这种漫无目的,与潜藏在我们灵魂深处、未被我们体认的“不工作”的需求,是如此契合。

认识到了这份需求,我们就能从如今过劳人生常常陷入的无尽循环中瞥到出路,进入一种我们未曾认识的人生和世界。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停下来,我们或许就会立刻发现,我们想要的也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