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总会定期前往心心念念的卡纳贝街,偷看那些穿着怪异的朋克青年,翻找我挚爱乐队的唱片和藏品。有一次,一张海报引得我停下脚步：那是一个女孩懒洋洋地朝左倾卧着,从一床漆黑的被褥里探出头来,白皙的双肩暗示她一丝不挂,但她就好像睡美人一样,对自己可能唤起的欲望浑然不觉。她的身体像是一份性爱解约书,散发着冷漠。盯着她那头浓密的秀发,你很快就会陷入夜晚黑暗的无尽虚空之中,它吞噬着睡眠之外的一切。
这张被钉在墙上的海报,顶端与底端都印有文字,字体边角锐利,诉说着忏悔、命令和引诱：“我今天没去上班……”“……我想我明天也不会去/让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去追求快乐而非痛苦吧。”
这张海报让我陷入了悲伤和恐慌之中,就好像一枚无形的导弹正中我青春期生活的要害,玷污了我对人生意义和目标的看法。这个女孩暗示,在长久躺卧的乐趣之中,可能隐藏着我们想要舍弃床外世界的愿望。
回家的路上,我心中的忧郁渐渐消散。那句原本读来像是在抗拒人生的话,此时却给了我一丝奇特的希望：你不必遵照这个世界或者你自己的期望而活。你不必遵照父母、学校、老板或自己制订的日程行事。如果你不喜欢别人强加给你的安排,那就从头来过,选择你喜欢的生活。
“去追求快乐而非痛苦吧”——这句令人难忘的实践哲学名言,于我而言是一种鞭策,让我去做那些我一辈子都被人告知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让我好好爽一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深藏于内心的秘密：我真正渴望的自由其实是什么也不做的自由,是摆脱了责任和义务重担的自由。终日赖床似乎是一种抑郁沮丧的退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想象力的释放、恢复元气的方式。清空一天的工作与任务,让日程表如同一块诱人的空白画布,随便做什么都行。当然,“随便做什么”也包括在床上躺一天,但与上学或工作不同：昨天上班就意味着今天也要去上班,今天上班就意味着明天也要去上班,但重新躺倒睡下会让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什么都不用做。工作会扼杀一天的开放性,睡眠则会保全这种开放性。
海报上的女孩被定格在似睡非睡之间,在这样的时刻,坚不可摧的现实世界便沦为了晃动屏幕上的投影。也许,她更爱睡眠而不是工作日那份刻板的清醒,并不是虚无主义的体现,而是对人类可能性的肯定。将每天的日程计划看作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就会驱散那种令人窒息的逼迫感,放松现实世界对我们年轻身心的束缚。
倦怠者也更情愿选择睡觉和退缩,而非投入工作和社交生活——但是说“选择”也并不准确。倦怠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承受不了义务的重担,却也适应不了放松的状态。如果说去工作是坠入了西西弗斯式的苦刑地狱,待在床上也绝非栖身宁静愉快的乐土。对倦怠者来说,那些可以自由安排的日子,带来的更像是折磨而非自由。每一种选择,如果它确实是有意义的,都需要一个推动它的欲望,而欲望正是倦怠者所缺乏的。女孩之所以躺在床上,是因为她不知道该去哪儿、做些什么。
相比之下,懒虫会享受凌乱床铺上的诱人怠惰,而白日梦想家则会躲进美妙的幻想之中,飘浮在床铺上方。然而殊途同归,他们都会表现出一动不动的姿态。精疲力竭、倦怠懒散、耽于幻想确保我们不会牺牲掉任何一种选择,只不过要以放弃行动作为代价。困在人生岔路口的倦怠者、懒虫和白日梦想家不敢选择方向,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选择其他道路的机会。
他们的害怕不无道理,几乎每个有固定工作、日复一日必须在固定时间上班的人,都深谙这一点。当你为公司打官司、清理垃圾、打字计数、治疗病人而累得昏天黑地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梦想着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大可决定今天或明天要不要去上班,去追求快乐而非痛苦。然而这些白日梦最终只能碰壁,你不得不为家人、雇主、客户、病人以及自己担起种种重担。
于是你放弃了稳定的工资,成为长期的自由职业者——去写小说、搞发明、炒股赌博、开个小众博客。如今的你一觉醒来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却渴望着固定工时和明确任务(这些可都是被你愚蠢抛弃的)带来的踏实安心。你感觉自己渐渐失去了紧迫感、方向感和明确的目标,而这些都是过去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该做些什么时,再寻常不过的东西。
当我们的时间不属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想将它夺过来;但是一旦夺回了时间,我们就又想把它还回去了。它变成了一份不断被推来推去的礼物,不在我们手里时令人心向往之,拥有它的时候却又承受不起。
于是就有了“不工作”的第四种方式,这或许也是最让我有共鸣的一种方式：游手好闲。
在看到那张海报的7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从未像此刻这样,如此理解这个昏昏欲睡的女孩的精神状态。我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获得了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这意味着我不用为生计奔忙,可以一门心思好好读书了。不过,这份特权带来的后果,却和我预期的有很大出入。尽管已是博士生,我仍需要参加英文系的大课和研讨课,但我那时已经不归属任何机构或个人管辖,没有人会硬性要求我做什么事情或待在什么地方。我可以逃课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会被人发现。
学年开始的几周后,我一睡醒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即使我一页书不读、一个字不写,对其他人来说也没差,这种想法让我既侥幸又忧惧。即使在最为焦虑不安的时刻,我也能体会到一种不受任何东西、任何人束缚的放纵快感。我就像海报里那个昏昏欲睡的女孩一样,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从床铺外面那个令人窒息的纷扰世界中消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起初因为无所事事而带来的提心吊胆的愉悦感就被焦虑吞噬了。我经常一觉睡到快中午,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或是神情恍惚地盯着墙上的阴影,直到一列火车从厨房的窗外隆隆驶过,我才如梦初醒。我会洗个澡,吃点东西,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尼斯登灰沉沉的街道上,内心翻腾出一片毫无意义的迷雾,掩盖了我十分清楚的一件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念博士的4年前,那个年轻而憔悴的法律抄写员巴托比的故事,竟然让我意外摆脱了自己的惰性。而这一次,则是电影院抛来了救命稻草。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Linklater)的《都市浪人》是那种少有的、你刚看了一眼就知道自己再也忘不了的电影,就像初次见到恋人的脸庞一样叫你屏息凝神。我花了2.5英镑——当时的票价要比现在便宜大约10英镑,只不过要坐在一张没有在黏腻地板上焊结实的破椅子上。但对于这部电影,跳蚤窝似的破旧环境倒像是影院精心打造的沉浸式氛围。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林克莱特的电影映照出了我漫无目的的生活。它描绘了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亚文化,几段故事古怪而随机地拼凑在一起,出场人物之中不乏伪玄学家和疯子,阴谋论者和街头小贩,修补匠和小混混,无政府主义者和装腔作势的人。他们之所以串联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彻彻底底地放弃了“谋生所必需的工作”。
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直勾勾地看着开场镜头：一个看起来友善亲切的年轻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导演本人)背着背包,来到公交车站,漫步走向一辆出租车。不出几秒钟,他就开始了一场独白,在一个长镜头中,摄影机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轮流在他和司机脸上聚焦。这个家伙慢吞吞倾吐的梦境与司机茫然的沉默凑到了一起,这彻头彻尾的不搭调仿佛成了一种独特的联结。他们虽共处一方狭小的空间,却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宇宙里。
这个年轻人谈到了自己做的梦、幻想以及日复一日的人生选择。就像现在,他可能还会在公交车站逗留,搭上一个漂亮的陌生女孩的车,被她送回家——这就是当下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可能会展开的一段情节。他下车后,镜头就从他身上移开,对准下一段场景,几分钟后再一次随意摇走,对准另一段场景,每一段情节都像这样被随意串联在一起,却又与前一段巧妙挂钩。故事开始、中断、重新开始,循环往复,但这一连串支离破碎的故事似乎都是在重复着同一个故事。
镜头掠过奥斯汀的草地和水泥景观,遇到了岔路,选择一边就意味着要放弃另一边的场景,而我正在看的这部电影似乎也被其他很多我没有去看的电影纠缠着。这并不是一种负面体验;相反,那些在幕布后若隐若现的场景给了我一种极度亢奋的感觉：好像每一刻都会孕育出其他时刻。对于我这样一个毫无目的、“一天到晚都像在做梦似的”(借用哈姆雷特的话)人来说,这种想法蕴含着疯狂的活力,而这部电影里的人无精打采、倦怠萎靡的体态和语调反而更加强化了这种氛围。
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电影里那些飘荡闲逛的角色,也不是说我向往他们漫无目的的可笑人生。我并不像那些角色,打算加入一支名为“终极失败者”的乐队,也不会写一本名为《阴谋阿戈戈》的书,更不是那种会用“你创作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的死因之一”这样的话贬损女友的人。
真正启发我的,更多是镜头本身的那种特质,它散发着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好奇尚异、自由自在的光芒。我被镜头在各个松散画面之间的移动轨迹迷住了,它游移、迟缓地从一个角色离去的背影转到下一个角色的冷脸上,仿佛只是勉为其难地挪移着。这部电影的片名与其说是对片中人物的形容,不如说是在描述电影本身[1]。它与自身的主题若即若离,这既让人着迷,又让人烦心,既充满活力,又洋溢着懒洋洋的氛围。
“游手好闲”一词,最初是“二战”期间用来贬斥那些逃脱兵役的人的,后来逐渐用来形容各种对生活和工作的冷漠淡然。游手好闲者看上去是个典型的反对者,是个“拒绝高手”——工作、活动、情绪波动、选择和信仰都被他冷漠的黑洞吞噬了。可是,这样懒散颓废的电影片段,怎么会如此强烈地启发了我?
观看《都市浪人》开启了我看待人生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人生不必被外界强加的目标成就衡量和评价。这让我们得以一窥罗兰·巴特所谓的“僧侣式行为”,也就是“每个主体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2]。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要拒绝工作和休闲的非人性化力量对我们时间和空间的严格约束,沉浸在自己特有的冲动、好奇和欲望的节奏之中。这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能并存于世,互不打扰。
在一个社会里,工作的目的与实现道德、社会和经济理想相协调——如果说我们所谓的乌托邦指的是这样的社会,那么《都市浪人》所呈现的情境就不算是乌托邦。不过,它让我们了解到,当我们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地共存于世,完全不需要遵从统一至上的节奏步调时,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它鼓励我去寻找自己的僧侣式生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需要这种内在节奏。
我过去一直深陷在强烈的羞耻感中无法自拔。我会自责没有专心读书写作,不知不觉间浪费了时间和金钱。《都市浪人》令我茅塞顿开,我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的好奇心与平日固定的工作安排并不协调。博士生开放自主的日程,其实按照我头脑中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来安排最好。
如果我每天早上定时坐下来看书,不出几分钟,我就会眼神涣散,或者一遍遍地读着同一个段落。反而在晚上洗碗的时候,我可能会灵光一闪,豁然开朗。
后来的这些年中,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效率并不是靠自律的鞭策,而是由一种稳定的无纪律激发出来的。我读书、思考、写作,有时是心血来潮,有时是通宵达旦,有时是利用一刻钟的茶歇时间,有时是放空一周后自然而然的成果。我所做的,就是7年前从卡纳贝街回家时梦寐以求的事情——让自己好好爽一把。我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如果我遵循着自己的内在节奏,顺着那些随意闪现的灵光,我就不会迷失在无所事事的虚空之中;事实上,如果被迫工作,我迷失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当然,有时你的内在节奏会无法与他人的区别开来：你必须遵从外部(比如工作,或是情人、孩子、宠物)强加的节奏,但也许恰恰在这种时刻,我们才最应该保持僧侣式生活的无纪律性和拒绝精神,以及它不按任何目标方向活动(或者不活动)的特质。如果任由自己被他人的要求和议程包围,你将很快失去人生最值得享受的一面。
回想一下,古希腊时代怀疑主义的鼻祖皮浪为了逃避义务的劝诱和信念的吸引而做的荒谬努力吧。他游荡在悬崖边,暴露在猛兽面前,冒着生命危险反抗自然法则而不愿承认现实。皮浪的怀疑主义是从根本上削弱心智,因为它刻意回避所有确切行为,将自我置于对自身命运的“不动心”,即漠不关心的状态之中。
皮浪主义有个关键前提——经验告诉我们,自然或道德真理没有可靠的衡量标准：年轻人觉得微风柔和拂面,老年人却可能感到寒冷;一个人认为的邪恶行径,在另一个人眼中则可能是美德。皮浪从普世的不确定性推断,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积极的行动或存在状态比另外的更好,就连活着本身也是如此,那么不妨任凭自己受机运的摆布。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不能被称为一种生活方式。大约500年后,医生、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Emppiicus)在将怀疑主义定义为一种思想流派时,将皮浪的思想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尽管塞克斯都也希望通过暂停所有判断、拒绝一切确切的“真理”来实现“不动心”的目标,但他认识到这套思想在实践中必须遵循“天性的引导、情感的需要、法律习俗的传承,以及智者的教诲”[3]。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应该遵从哪些真理,至少也要有据可依。
对我们来说,何为真、何为善也许是不可知的,但是习俗和情感能够让我们活得和知道真与善没什么两样。我们无法确定天气是否真的很冷,但是可以确定自己是否觉得冷,而这就为我们穿上外套提供了充分依据。因此,塞克斯都在不反驳皮浪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方法来缓和它对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极端影响。他就像个好医生一样指出,“我们不能完全不行动”[4],推而广之,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陷入对自身完全漠不关心的境地。
林克莱特电影中的游手好闲者将不确定性视为生活的基础,这种怀疑主义思想如同他们不着边际的想法和计划一样,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然而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成为论据,至少从我们自以为优越的反思视角(举个例子,这种视角让我们能够采用科学的方法和仪器测量气温)来看,它显得荒谬可笑。在当今鼓励个人偏好和抒发己见的自恋式文化中,怀疑主义的吸引力反而在于它缄默不语的立场——它对“夸夸其谈”谨小慎微的态度。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意见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货币和自我的本质。宣扬立场,已然成为一种证明我们确实存在于世的方式。我嚷嚷故我在。
塞克斯都讲了一个故事,阐明了怀疑主义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一种较为温和的关系。画家阿佩利斯要画一匹马,想精准描绘出马嘴边唾沫飞溅的画面。屡次失败后,他沮丧地把湿海绵往画上一甩,“当海绵击中画布的时候……马嘴边的泡沫立刻显现”[5]。
只要我们试图通过做决定或解决问题等积极方式寻求“不动心”的状态,就只能加剧自己的紧张和挫败感;但如果放下自以为是的狂热,“不动心”就会不请自来,“不期而至,如影随形”[6]。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再怎么精密盘算,我们最想说的话、最想做的事都可能变为徒劳,这与精神分析如出一辙。但这个故事同样暗示了怀疑主义和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塞克斯都告诉我们,获得最令我们向往、最不可能把我们束缚在急躁不满中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摒弃“我们是真理的主人”这份幻想。
正是怀疑主义的这一面启发了罗兰·巴特,令他发现怀疑主义之中包含了一种所谓“中性”的状态：“中性就是……毫无价值,当然也不服务于任何一种立场或身份。”[7]这种中性并非政治或道德极端之间某个平庸的中点,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人生信仰,暗示我们身上有一种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E.M.Cioran)所说的“冷漠官能”。
萧沆认为,当人类将曾经给予诸神的狂热加诸思想中时,那些致命的意识形态和举动也就应运而生了：“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他冷漠的官能,他就会成为一个潜在的凶手。”[8]冷漠不仅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态度,还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它努力不让我们被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狂潮淹没。
对于萧沆来说,没有比“多疑和懒惰”这样的“恶习”更高尚的美德了,因为这些恶习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狂热的恐吓和真理的欺凌。“只有怀疑主义者(或游手好闲者,以及唯美主义者)才能逃脱”狂热的传染,“因为他们从不提倡任何事,因为这些真正造福人类的恩主破坏了狂热信仰的密谋大计……我觉得和皮浪在一起比和圣保罗在一起更安全,因为幽默的智者要比义无反顾的圣人更温和”[9]。
怀疑主义的立场,至少在萧沆的解释下,是对“将人类视作功能性动物”的无声反抗,拒绝承认人是一种由自身主张的信念和公开的行动所定义的存在。承认冷漠的官能或中性,就是坚决抗拒人类被简化成这些身份象征。游手好闲者同时具备的多疑和懒惰,使我们免受义无反顾的圣人恐吓。
游手好闲者挑战的是“行动”和“目标”这两个在我们看重积累和竞争的文化中毋庸置疑的特权。他们直面问题的本源：什么让人生值得活下去?例如,我们要拿什么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创造并加剧的社会分化、经济不平等、人性丧失和混乱局势?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有价值的目标和政策来应对这些罪行：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重新分配税收、发放低保等等。这些政策可能的确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而制订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指出,我们的生活想要追求什么意义。社会政策和提案强调了人作为“一种行动的生物,一种特定联结和身份的产物”的需要。“从不提倡任何事”有个不为人注意的好处：它鼓励我们思考和体会自身,不要将自我视为“行为”和“想法”的简单总和,而是超越了任何行动与成就的、仅仅因存在而存在的生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游手好闲者懒惰多疑的生活不是针对某种观念的反抗,而是单纯体现了“存在”的权利,为了活在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格霍(FrédéricGros)所说的“悬而未决的自由”[10]中,不受个人、职业或任何其他身份的束缚。在当代,这一权利受到了威胁。资本主义热火朝天的生产、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和渴望,以及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节奏,都把个体带入一种永远处于焦虑和服从之中的状态。
近代历史的每个阶段都会涌现出所谓的“反文化”,也就是为了反抗这些异化的机械节奏而形成的生活模式。18世纪后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唯美主义和颓废派,20世纪的“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和朋克青年,都构想了社会、创作与性爱生活的全新模式,涵盖了集体生活、吸食鸦片、艺术形式和日常时尚方面的僧侣式生活实验。
浪漫主义是这条反文化长链的源头。浪漫主义者反对强制行动,反对服从工业社会及其不停生产的制度。在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散文中,这种抗议常常以遐想的形式出现,作者超脱于外部世界的负累,被崇高的风景带入自我内心深处。在这一刻,现实世界的紧张不安消失了,作者沉浸于美好却转瞬即逝的宁静之中。
虽然浪漫主义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遐想片段,但很少有哪一段比卢梭1776年未竟的杰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第五次漫步”更恰如其分、直击人心。那时的卢梭已近生命尾声,他在漫步中思索着自己孤独流放的境况,这是他一生所遭受的阴谋和背叛重创最理想的解药。
第五次漫步之际,卢梭在瑞士比尔湖中小小的圣皮埃尔岛上避难,一群来自附近莫蒂艾斯村的暴徒刚刚投掷石块砸了他家的房子。岛上的静谧孤独正是饱受迫害的他所需要的理想慰藉。他陶醉于“难得的无所事事”[11]中,过着无所作为的日常生活——懒洋洋地采集植物标本,坐在湖畔或乘小船漂流到湖心。这种将活动降至最低限度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完美的内在状态：
但是,在一种状态下,灵魂可以获得足够踏实的依靠,完全地放松休息,并凝聚起自己全部的生命气息,不必回忆过去,也不用跳跃到未来;在这种状态下,时间对于灵魂没有任何意义,此时此刻就是持续的永恒,既不会让人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也没有任何时刻接续更替的痕迹。既没有失去,也没有享受;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既没有欲望,也没有恐惧,除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有这种感觉能够将灵魂完全填满。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身处其中的人就可以说自己是幸福的。不是那种不完满的、贫瘠可怜的、在生活的享受中获得的相对的幸福,而是充分的、完美的、圆满的幸福,且不会在灵魂中留下任何有待填满的空白[12]。[13]
在这幸福的时刻里存在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尽管这一刻可能是完美而接近永恒的,却不能持久。那种涅槃极乐,那种永远摆脱日常生活起伏跌宕的感觉,只是当下的稍纵即逝。这个纯粹的自我,只有当一个人被封闭其中,对外部世界不动摇、不关心的时候,才会保持它永恒的完美。但正如塞克斯都在1500多年前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完全不行动”。太阳一落山,湖面上的微风一吹,提醒我们船要靠岸了,我们就得返回到时光流逝、挫折涌动的平凡世界中。
不过尽管这一时刻终究要逝去,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那艘湖上小船里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漂泊在水上的卢梭发现了一个蕴藏在自我之中的极致自由领域,用当代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的话来定义,就是“一无是处的狂喜”[14]。想想这个为了物尽其用而榨干个人体力与创意的功利世界,我们就会明白这片自我的领地非常危险。斯洛特戴克写道：“第五次漫步中的卢梭,就像一个核反应堆,将纯粹无序的主体性突如其来地放射到周遭世界。”[15]
百无一用、无所事事、一无是处——这些我们用来贬低游手好闲者的词语证实了他们在我们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恐惧。他们“纯粹无序的主体性”一旦出现——无论是浪漫主义的幻想、波希米亚式的陶醉、嬉皮士的狂热、朋克的虚无主义,还是其他哪种形式,都会因其厚颜无耻地混吃等死、不负责任和怠惰失职而备受攻击。鼓吹疯狂生产的文化一直努力让我们相信,我们是积极、有目标的人。我们执迷于这种信念之中,试图抹去所有与此相反的证据——游手好闲者必须穿上制服、找到工作,别再领取低保,要做个有用的人。尽管他们的无用不会带给别人任何伤害,我们还是对这类人心怀芥蒂,害怕他们会展示出我们自身无用的一面——说出我们今天不想去工作的心声。
那种要我们在现代世界强加的节奏中找回自身节奏的冲动,始终挥散不去。对于我们这些被困在“不断行动”和“不停分心”中的人来说,日常生活的所有基本元素——睡眠、饮食、性爱、运动和思考,都处于一种长期匮乏的状态。我们受到打扰、被人催促、被迫中止、迷茫困惑,身心似乎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刻。咨询室只是能够让我察觉到这种困境的诸多空间之一;每节地铁车厢、每场社交聚会、每间办公室中,似乎都充斥着“时间不够用”和“血槽已空”的抱怨,比如睡到一半被叫醒,夫妻或一家人吃饭时被突然亮起的电子设备干扰,下班后的时间和周末假期也都被工作吞噬。
在这种心力交瘁的文化中,“慢活族”悄然兴起。这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提倡放慢日常活动的步伐,无论是烹饪园艺还是设计和医疗。正如卡尔·欧诺黑(CarlHonoré)在这场运动的“圣经”《慢活》[16]中明确指出的,慢活的目的不是推崇慢节奏本身,而是要从活动本身来设定我们执行它的速度,不要生搬硬套某个外部强加的时间表。无论是一道文火炖菜、一个瑜伽姿势,还是一个吻或一席话,只要我们沉浸其中,它们自然会告诉我们应该炖煮、坚持或享受多久。
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世俗的日常快乐不再只是一种消费,它们给了我们真正体验的乐趣,而不是“终于又做完了一件事”的自满自得。我们不难看出慢活的吸引力所在：在被消费资本主义主宰的、疯狂加速的世界中,慢活承诺我们,它将为我们重新找回真实人生的完满和深度。
但在如今琳琅满目的书籍、TED演讲和博客中,还有另一种推崇“慢节奏”的论调：它们保证,慢下来不仅会让我们更快乐,还会让我们更有效率。慢慢做事就意味着循序渐进地把事情处理妥当,而不是因为急于求成,在焦躁之中粗心大意。欧诺黑引用了一位IBM经理的话,他鼓励员工“少用电子邮件,这样才能让它们(和生活)更有用”[17]。欲速则不达,限用电子邮件,反而可以让电子邮件发挥最大效用。
有了这样的忠告,那些讲求目标与生产力的要求,本来看似要首当其冲地成为慢活颠覆的对象,现在反而更加甚嚣尘上了。慢活本身不再是终极目的,而是成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手段。不过,这有什么不对吗?通过厘清轻重缓急,找回控制日常步调的方法,以此缓解社会人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这不是很明智、很人性化吗?
事实上,它反而巩固了我们将自己视为“推动任务的工具性生物”这一观念。慢活不再为一路狂飙的生产效率踩刹车,却开始反过来为生产效率效劳,帮我们培养出更健康的身体和更清晰的思绪,以便成为更好的职员、父母、爱人、厨师。这种支持慢活的观点就像很多所谓的心理自助书籍,既可以拿来追根究底改变现状,也可以为虎作伥粉饰太平。
毕竟,卢梭的湖畔遐想的成果,并不是他宣称自己精神百倍地重返工作、回归社会。他的遐想不是古早的瑜伽静修,也并非为筋疲力尽的上班族充电的正念课程,而是让他彻底投入了“纯粹无序的主体性”——这种危险的能量就像海报上那个女孩大胆展露出的昏昏欲睡,侵蚀了我们成为优秀员工和理想公民的意志。“慢”是社会责任和凝聚力的敌人,而非盟友。
在当今这种过劳文化中,涌现出了一个与卢梭那艘湖上小船极为相似的设计：盐水浮力减压池。卡尔·塞德斯托姆(CarlCederström)和彼得·弗莱明(PeterFleming)在2012年的著作《行尸走肉的工作》中提到,这种讨巧的装置在“频繁加班、压力过大、无法让自己停下来的伦敦上班族”[18]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他们描述了进入池子,漂浮在温热盐水中的体验。在黑暗中,身体的轮廓似乎消融在水中,“你再也无法分辨身体的各个部位。你躺在那儿,置身于黑暗之中,听着周围的音乐缓慢流逝,大脑活动就会慢下来,你会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一种梦游般的状态,最终整个人都化为虚无”。
就像沉浸于遐想的卢梭一样,在减压池中的自我,快乐得不多也不少,融入一种纯粹无我的状态中,那是比任何世俗快乐都更完美的涅槃空寂。但是“沉浸于遐想”和“沉浸于减压池”之间的差异,较之它们的相似之处,带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只多不少。在卢梭看来,自给自足的幸福状态与潜伏在其边缘的尘世纷扰是无法调和的,而减压池却打着恢复活力、提高生产力的旗号招揽顾客。减压池的公关人员说：“一个减压疗程能够保证你压力全消,头脑焕然一新,百分百专注于手头的事情。它能够提升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力,让我们的注意力更持久,能量级更高。”[19]
越来越多的办公场所开始将这种“享受纯粹活着”的短暂体验(包括正念冥想、瑜伽和减压池)纳入服务之中。要让员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身上游手好闲的那一面就必须要被打压下去。公司的策略不是彻底消灭这份游手好闲,就好像它是游荡在公司闪亮玻璃幕墙外的废物,而是将之看作我们所有人都具备的特质。为了鼓励员工实现内心平和,公司也会承认人的惰性倾向,即人会拒绝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或者借用如今更没人情味的说法,拒绝成为“净贡献者”。这种在午休时间将员工送进减压池的伎俩,可以将员工心中的这种抗拒情绪转化为公司所用。
不过在慢电视[20]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股没那么容易被拉拢利用的慢活潮流。慢电视的灵感来自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作品,在那些长片中,他将镜头长时间对准身边酣睡的情人、帝国大厦等静态或接近静态的对象。这种拍摄实验与沃霍尔的电影在同一时期诞生。1966年圣诞节,纽约WPIX电视台播放了著名的《圣诞柴火》：在节庆欢快的配乐中,循环播放着一段柴火在壁炉中燃烧的画面,全程没有插播广告。不过直到2009年,挪威广播公司(NRK)制作的一系列节目才让慢电视正式成为一个成熟的电视节目类别。
挪威广播公司的第一档慢电视节目实时转播了从奥斯陆到卑尔根的7小时火车旅程,用4个固定机位交替拍摄车厢内外。节目播出后广受欢迎,吸引了125万观众在不同时段收看,此后广播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类似的电视节目,除了火车旅行外,还拍摄了游船航行、捕鲑之旅、为期3个月记录鸟类生活的集锦、一整夜劈柴烧火的场景,以及一场马拉松般漫长的编织转播。
自从电视悄然进入我们的家庭和生活,它就始终是文化批评家们抨击的对象,他们哀叹电视对我们道德、智力和政治能力的荼毒。他们说电视让我们变得驯服、顺从、轻信。它一点一滴地喂给大众新型鸦片：一餐餐毫无营养的娱乐节目和虚假信息的乱炖。无论内容是虚是实,无休止播放的电视节目只会不断加深道德的堕落(在保守派批评家看来)以及政治屈从(在改革派批评家看来),让大众习以为常。
这些批评家指出,电视会击垮我们挺直、警觉的身心状态,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办公区域走动或坐下办公时所应该保持的。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提供给我们掏空的身体和榨干的心灵的,是报道、观点和资讯。换句话说,电视与我们自身内在的惰性一拍即合。瘫在沙发上的我们和湖上遐想的卢梭一样,往昔的悲伤和未来的焦虑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卢梭面前的美景对他一无所求,让他沉浸在了幸福的无意识状态中,而屏幕上的画面却总是在索要我们的注意力、情感和兴趣。
慢电视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它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五次漫步”。它让我们体验由电视媒介带来的恍惚状态,不会有信息资讯刺激心弦。慢电视不是用内容填满空白的时间,而是鼓励我们保持时间的空白,不念过去,也不管未来,把时间浪费在毫无内容的观看上。
制作人托马斯·海鲁姆(ThomasHellum)是挪威广播公司慢电视潮流的开创者,他说有一位82岁的老先生整整5天坐在电视机前,入迷地观看实时转播的峡湾巡航之旅。他到底在看什么呢?他是不是像海鲁姆打趣的那样,只是不想离开座位,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还是说如此的迷醉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而是因为时刻、地点与景物之间的分界在逐渐模糊?
长时间地观看从奥斯陆到卑尔根的火车之旅,凝视着车后的铁轨绵延无尽地滚向远方的地平线,沉浸在驾驶舱的阴影里,还有那窗外的风景——点缀着零星亮光的漆黑隧道,沐浴在耀眼日光中的灰色山岩,高耸的电缆塔和月台上的巨大集装箱,一望无际的大海和沙滩,万里无云蓝天下刺眼的白雪、郁郁葱葱的草地和玻璃般清澈的湖水,最终融入单一无尽的声色流之中。
此时此刻,与其说你沉浸在风景之中,不如说是沉浸于自己的思绪。观看的对象相比观看这一行为本身,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真正的慢,会把我们从日常观看世界的方式中抽离出来,不再将世界视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物总和。它使我们回忆起自己呱呱坠地之时所见到的世界——一股没有分化的感官巨流。
从卢梭到慢电视,遐想始终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表达了我们渴望生活在内心深处那份不会被他人或工作利用的漠然中。对遐想最常见的一种指责,就是将其视为彻头彻尾的反社会行为。这种观点将幸福塑造成了一种自恋的退缩——在自我陶醉中,外在世界的基本条件(时间、空间、他人)全都消失不见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游手好闲者经常被骂“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对统治这个星球的规则和标准熟视无睹,激起了我们愤怒的蔑视。
和怀疑主义一样,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学说也推崇“不动心”,或曰平静的冷漠,并将其视为人生最大的善行。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呢?和如今人们对享乐主义的刻板印象不同,实现“不动心”的途径不是无尽地快乐放纵,而是要避免引发紧张和痛苦的身心压力。在卢梭的湖上小船以及慢电视观众的扶手椅上,“不会体验到……快乐或者痛苦……仅仅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很难想象还有哪种景象比这更完美地体现了伊壁鸠鲁“藏起来,别管世界怎么样”[21]的忠告。
也许是预见到了慢电视带来的奇特乐趣,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出版于1996年的小说巨作《无尽的玩笑》中,描写了一部秘密流传的电影,任何看过它的人都会沉溺其中,在极乐的高潮中死去。这就是将自己完全沉浸于“不动心”状态的合理结果。如果你在船上或椅子上待得够久,你总会死去,完美的寂静总归要让位于生理需要,但是我们身上游手好闲的特质是否真的与他者世界的现实存在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的内在节奏可以和他人的节奏和平共处于一个世界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为我们具有获得和维持生存手段的需要,这迫使我们有责任让自身去适应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节奏——田地里、街道上、工厂里、办公室中的节奏。我们的生存需要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需要劳动。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认为,我们所谓的工作可以产出实际可感的产品。相比之下,劳动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创造。我们劳动,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意味着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劳动的循环。阿伦特写道,当我们谈到劳动时,“使劳役变得痛苦的不是风险,而是不断的重复”[22]。
无休止的重复是痛苦的,因为这代表着我们要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节奏。这意味着置身于水泄不通的车队里,或是在拥挤不堪的站台上等待晚点的火车;这意味着努力让身心适应键盘、电钻、传送带、收银机的节奏;这意味着要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内完成任务,压抑任何想要小憩或散步的冲动。我们之所以不喜欢劳动,是因为劳动让我们以不属于自己的方式过活。
两个多世纪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始终在设法构想一种工作形式,能够终结劳动单调乏味的霸权统治。这些学者包括启发了19世纪一系列公有制社会实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卡尔·马克思的女婿、写下了震惊世界的文章《懒惰权》的保尔·拉法格;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还有身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袖和活跃分子的威廉·莫里斯。
这些思想和观点在王尔德著名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得到了整理和提炼,这篇文章是王尔德在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后立即写下的。王尔德鼓励我们去审视,什么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最在意的,应该是那些对我们最有用的,而“美”仅仅是锦上添花,或只是一种懒惰。有用的东西才能满足我们最深层次的需要,美只是迎合了我们的欲望和奇想。
王尔德让我们想象由美统治的自我和社会,消磨灵魂的“有用”劳动都被外包给公有的机器去负担。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在于一个人或一件东西“是其所是”,即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个性“不会总是妨碍他人的个性,或者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人爱他人,因为他们彼此不同”[23]。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与别人多么相像,而在于他有多像自己。王尔德所设想的社会,将为“个体没有怨恨和竞争地并存”创造条件。愤怒和异议之所以会出现,就在于社会不让其成员是其所是。王尔德说：“完美个性的基调不是反叛,而是安详。”[24]
“不动心”的愿景并非社会的公敌,而是社会的基础。拥有“冷漠的官能”,也就是懒得向别人发号施令,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勇敢的创造力,无所畏惧且快乐地表达自己,这正是王尔德对美的定义。通过推翻“有用”的暴政、“无休止重复”的劳动,我们为无用之美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主宰地位开辟了路径。
当然,事情并没有如王尔德所愿,至少现在还没有。在这个“奋斗者和翘班族”并存的时代,我们常常认为世界上充斥着诈取社会福利的骗子和游手好闲者,他们舒坦安逸地活着,却以我们的艰苦奋斗为代价。实用主义的暴政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根深蒂固,一切事情都要以“是否有用”为标准衡量。独特的个性与其说是一种美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营销工具,“做你自己”听起来更像是一句广告宣传语,而不是旨在鼓励社会和个人转变。
王尔德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美的社会,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只有艺术才能表达人无拘无束的独特性。而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社会里,艺术已经成为一种买卖个人独特性的方式,就像买卖其他商品一样。王尔德期待的,是一个能让人数激增的游手好闲者随心所欲的世界,但在我们的世界里,人们只会压下内心游手好闲的冲动,按照就业中心的建议行事。
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艺术是真实自发的自我表现似乎太过天真了。几乎没有人处在培养这种自发性的环境中。大多数艺术家都会陷入两难境地,一面是为了争取创作时间而节衣缩食,另一面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牺牲创作时间。只有少数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艺术作品谋生,其中将艺术品炒到天价,凭此致富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这些人的艺术品被大众视为最理想的投资商品,能获取远超其他商品的暴利。
因此,艺术如今非但没有推翻实用主义的暴政,反而成了它最可靠的盟友,肩负着提升品牌、装饰公司会议室和促发投资的任务。那么,艺术家该如何反抗外界对自己作品的这种利用呢?德国艺术家玛丽亚·艾希霍恩(MariaEichhorn)2016年在伦敦奇森黑尔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5周25天175小时》[25]的展览,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发人深思的回答。
展览以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拉开帷幕,围绕着展览的观念和它提出的问题展开演讲讨论。展览第二天,画廊门口摆出了一块招牌：
在玛丽亚·艾希霍恩的展览《5周25天175小时》举办期间,伦敦奇森黑尔画廊的员工全体休息。画廊和办公室于2016年4月24日至5月29日暂停办公和营业。欲了解更多详情,敬请访问网站www.chisenhale.org.uk。
艾希霍恩的“展览”让画廊的全体员工休了5周带薪假,在此期间没有人接电话,接收的电子邮件一律被清除。画廊工作人员在展览期间(或者说在这段没有展览的时间)不许做任何与画廊相关的事务。
艾希霍恩并不是第一个以“拒绝展示任何东西”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家。1969年,罗伯特·巴里(RobertBarry)在阿姆斯特丹举办展览,就是在画廊上锁的门上挂了一个写有“展览期间,画廊关闭”的牌子;而在迈克尔·阿什(MichaelAsher)于197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展览中,画廊的展陈区域空空荡荡,只是拆除了画廊与办公区之间的隔墙,向公众展示了办公室的日常运作。
但是艾希霍恩展览的重点却明显不同。上述两位艺术家都把焦点放在了“观众想看到被遮挡事物”的欲望上,只不过巴里阻挠了这份欲望,而阿什满足了这份欲望。相比之下,艾希霍恩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画廊关闭是因为工作人员“不工作”这件事上。
她以这种方式传递了王尔德的理想主义。在画廊停业前举办的研讨会上,参会人员用了很大一部分时间详细讨论,为了维持画廊生计,需要进行多少行政劳动和筹款活动。艾希霍恩中止了这种旨在生存的痛苦劳动,利用为展览筹集的资金,让员工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这份放飞自由的礼物,以及对“不工作”价值的含蓄暗示,构成了展览的隐形内容。在这5周里,她将王尔德在理论上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劳动”的日常暴政中解放出来,人们可以体会自己是谁,而不是自己做了什么或拥有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员工们是如何利用(或浪费)了这段自由的时间,但无法真正看到,也无法将其变成图像来展示和贩卖。换句话说,画廊的工作人员从行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真正存在的自由。
我们看不到员工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若展示员工睡觉、在公园散步、看电视,或陷入巨大的存在主义危机、开始自我怀疑的画面,就会将他们的自由榨取为商品,从而危及这份自由。如果套用王尔德的说法,这场展览被称为艺术品,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可看——它不是放在画廊里供人观赏的东西。它让我们不再将艺术视为可以巡回展出和观看的具体商品,目的即是让我们把生活本身想象成艺术,也就是说,让生活不再被奔忙生计所奴役。
对于王尔德来说,只有当生活和艺术从工具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当它们成为其本身的目的而非获得其他事物(金钱或名声)的手段时,它们才具有自己的价值。然而,只要艺术品是用来买卖的物品,这个愿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艺术家始终都在追问,如果可能的话,如何才能创作出一件不会被立即商品化的艺术品?艾希霍恩就在眼下提出了疑问。1961年,意大利艺术家皮耶罗·曼佐尼(PieroManzoni)制作了一系列罐头,他声称罐头里装的是自己的大便(要证实这种说法只能打开罐头,但如此一来它就没有市场价值了)。最后一个罐头在2016年被拍卖,成交价约为25万英镑。
曼佐尼展示了艺术品市场变废为宝的炼金秘术,但艾希霍恩的秘术与众不同,她将原本用于策展、宣传、治安、管理和教育公众等工作的资金变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厚礼——自由的时间。在这5周25天175小时里,没有任何生产活动和目标;从工作和获利的角度看,这些时间都被浪费了,但这些被浪费的时间却是将“工作”炼化为“不工作”的无形财富,让我们得以一窥：如果世上只剩游手好闲者,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精神分析究竟是我们身上游手好闲那一面的盟友,还是旨在规训和“治愈”那个不工作的自我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精神分析是站在“工作”这一边的。事实上,“工作”是精神分析师最喜欢用来描述与患者会面、逐渐达到预期疗效的词语[26]。而为了强调精神分析过程中的痛苦和困难,人们也经常拿它和分娩做比较,好像如果没有经受过这般折磨的话,就换不来一个全新、不同的自我。
精神分析工作也的确有它所期待达成的结果。弗洛伊德将“爱与工作”视为生活的理想,亦是精神分析的理想,他认为精神分析疗程的最终目的是解除约束,让我们重新将精力投入有成就感、有目标的人生中。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这个理念推动了精神分析医疗化的进程。作为精神病治疗的主要模式,精神分析满足了社会需求,主要的治疗目标是使患者重新融入职场,以及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固定模式之中。在这一时期主导美国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传统中,临床工作的根本是“强化自我”,即形成积极、理性的自我,对抗无意识的入侵及其带来的削弱效果。
工作,以及工作中可预见的流程和任务,也许是强化自我最可靠的媒介。像所有常规工作一样,精神分析工作也具有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不断的重复”。临床治疗中最困难的要求,至少对我来说,就是维持固定流程——在固定时间与同一位病患开始会面、结束会面,在每一次咨询中都付出同样多的专心和关注。当然,强调“守时”和“连贯性”的专业要求,并不是精神分析这一行独有的,但在精神分析中,良好的时间控制不只是有效达成目标的手段,也是治疗价值的根本所在,病人可以凭此体验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靠感和规律性。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临床上的必要性和道德上的义务,精神分析流程的重复性会让人备感负累。
矛盾的是,这种劳动的目的是保护一个“不劳动”的空间,在这里,工作的自我和那种讲求逻辑思考的努力都会暂停。疗程之中,空间和时间的稳定性可以确保病患的头脑进入某种放松状态,开启一种不需要知道“说什么”或“话题走向”的说话方式——甚至也包括不开口说话。
在当今倍道而进的文化中,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经历都被置于“驾驶模式”下：我们总想着如何能最为快速直接地从一个任务推进到下一个任务(尽管和驾车一样,过程也常常陷入拥堵)。精神分析疗程将我们从这种“目的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引导我们进入一段没有目标的时间,让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只探索思维本身,而不指向任何特定目的。
在弗雷德里克·格霍看来,行走就是一种“不工作”,甚至是一种“反工作”。工作将“做事”凌驾于“存在”之上,专心主动胜过散漫被动。人工作是为了生产,而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行走是“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完全没有财富产生的死寂时段”[27]。难怪看完《都市浪人》,我马上懒洋洋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精神分析那不强调目的性的一面,就是在病例无须特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的自由时段,潜入病例的日常生活。当然,病例会表达自己的压抑、沮丧、内疚、羞耻、无能和其他种种痛苦,但是心理咨询的治疗力量,不在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而在于激发病例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兴趣,与日常生活之中通常将他们封锁在外的“自我”亲近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另一种培养僧侣式生活的途径,是另一种慢慢找回我们独特步调和节奏的途径。
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经常被指责是在浪费时间,它无法快速有效地实现心灵上的获利,特别是相比其他见效飞快、节省时间的心理治疗方式。以这种观点看,精神分析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仅仅是为了谈话而谈话。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但它却忽略了一点：无论如何,患者前来做心理咨询,是为了从生产、解决问题、达成目标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精神分析所提供的,借用温尼科特的话说,是发现深埋在日常行动表象之下的那份纯粹地活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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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每周三次与杰罗姆谈话时,他都带着一肚子火气：会计师事务所里总有某个唯利是图、庸俗不堪的同事冒犯了他的智商或尊严。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怨言,我忍不住刻薄地寻思,要是这些员工真像他说的这么碌碌无为,事务所究竟是怎么存活的?何况他们还声称签下了一大长串客户公司。
房间里充斥着他冷酷的愤怒和憎恨,变得死气沉沉、令人窒息。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熬过他的蔑视轻贱,我也被他的思维方式所影响。很快,我就会随时等待他开口痛斥那些无论资历深浅、只会阿谀奉承踩着他往上爬的同事。“这帮人啥也不懂。”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戏剧化的绝望恼怒。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用一种不耐烦的口吻应付他：“可不是吗?幸亏有你。”听闻此言,他会把我晾在那里几分钟,然后冷冰冰地说：“如果你的诊疗能力只限于耍耍小聪明的水平,我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这话虽不堪入耳,却也给了我当头一棒。换作别的病人,我那句回应可能至多只算是一句轻微的讽刺,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剩的自尊,以及那份隐藏在自尊后面的自我厌恶;但是杰罗姆太熟悉这种敷衍了事、高人一等的腔调了,他不失时机地报复了我。他根本不需要我指出他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他每分每秒都不得不与这份优越感相处。
不,他现在需要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一个他可以把怒气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不必担心我会反唇相讥的地方。因此,在接下来的6个月、10个月、12个月、18个月里,我都默默倾听着他抱怨蔑视自己的工作、同事、不耐烦的妻子、要求根本快乐不起来的他快乐起来的孩子们,以及只会坐在那里“听我没完没了说废话,几乎一言不发”的精神分析师。
每周将近3小时,我置身于一个充斥着流氓、蠢货、贱货、泼妇和臭小子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残酷的奴役、无谓的尖酸刻薄、无限的诉求和失败的沟通。除了翻来覆去说几句“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乐趣、没有爱、毫无成就感的世界上一定很难”之类的话,我找不到别的话可说。
不过,尽管他经常对我冷嘲热讽,但我有一种感觉,当他知道有个人理解他活得这么糟糕时,也算是得到了帮助。随着他娓娓道来童年往事,我就不难理解他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了。他父亲是当地一家连锁店的经理,总是对想象力与智力过分早熟的小儿子表现出神经兮兮的嘲讽：明明有机会和爸爸、姐姐、哥哥一起出门看球赛,什么样的怪咖会宁可自己待在家里画画、听音乐?
父亲的疏离感更加映衬出了母亲的过分亲昵。他能感到母亲的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凝视着他手中的画,他半是期待、半是嫌恶地等待着母亲夸张的赞赏。幼年辍学是母亲的心结,她因此把儿子的学业当作自己实现梦想的第二次机会。杰罗姆告诉我,有一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给谁写作业,在给谁练琴。
他的父亲对另一半的表现不以为然,与其说是深为在意,不如说是困惑不解,或许也因为他们都找到了能带给自己快乐的对象(儿子)而感到宽慰。杰罗姆因此失去了抵御母亲欲望侵扰、阻止她全盘接管自己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几乎没有朋友、没有快乐的青春期里,他唯一的避难所就是“逃到巴黎,在阁楼里画画”的俗气幻想。他会长时间地盯着塞尚、马蒂斯,尤其是毕加索的照片,想象自己周旋于才华、痛苦、苦艾酒和女人的无形嘈杂之中。
他和母亲关于选择大学的谈话简短而残忍。“事实上,”他鼓起勇气告诉她,“我想去艺术学校。”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之一。她告诉他：“等你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时,你就可以尽情画画了!”“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我有多么恨她。”他告诉我。他的恨意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以后的岁月中都下意识地不快乐,以此来报复她。他要通过毁掉自己的人生来毁掉她的人生。当母亲告诉他应该念会计专业时,他只是默默顺从了,心里满是冰冷的仇恨和无声的憎恶。
她希望他比自己过得更好,拥有不必委曲求全、抱憾终身的人生。然而,母子俩心照不宣地让儿子的人生重蹈了母亲的覆辙。她嫁给了一个和父亲一样不理解她想要什么的男人;杰罗姆娶了一个同样茫然无知的女人,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种将憎恨自我视为人生最大乐趣的生活中。
这种憎恨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沉溺于幻想之中。杰罗姆想象自己从公司辞职,回家乐呵呵地告诉妻子他不干了,然后看着她陷入焦虑,而他自己则整天穿着各种难看的花衬衫四处闲逛,胡子拉碴,白天出门看电影,吃得大腹便便,心不在焉地考虑着要不要上个绘画班。“我能想象她冲我怒吼的样子,‘你他妈的真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而我会像勒博斯基那样反驳道：‘是啊,好吧,不过,那只是,你的看法喽,伙计。’”一想到这里,他就会不能自已地狂笑上一分钟,直到平静下来,在可怕的死寂中盯着天花板。
我左思右想,到底怎样才能让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愤怒、悲伤和渴望,而不是让这些情绪淹没在微不足道的抱怨中呢?这不是他前来找我的原因吗?他想要体验一种遵循他好奇心的节奏、依照自己的欲望而打造的生活,和我一起聊天,他可以发现这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每周有那么几个小时,他可以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单纯地存在着。他游手好闲的幻想总是让位于他的憎恶、他心中那幅可笑可悲的自我画像;也许是时候让这些幻想服务于他的人生了。
他开始和妻子一起去做婚姻咨询,当他听到妻子说,她不在乎他做什么,只希望他快乐,或者至少不这样痛苦时,他深感震惊。“但是,”他嗫嚅道,“你和孩子们,你们需要我来养活……”“别把你的不痛快说成是我和孩子们的错。”她大声吼他,“我们忍受了你那么多乌烟瘴气,这样的指责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是当头棒喝。妻子怒气冲冲,却也饱含爱意地将他从致命的自怨自艾中摇醒,迫使他认真思考：他对自己沦落至如此可悲的境地,究竟负有何种责任?这开启了他精神治疗中一个激烈的自我反省阶段。他也开始严肃思考：自己期待内心和外在世界发生怎样的改变?接着不幸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开头那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奇怪的巧合：他突然被从一个自己一直恨得要死的职位上撤了下来。他写道：“考虑到我原来就很厌恶我的工作,并隐约出现过辞职的念头,因此我的幸运有点类似于这样一种人的幸运：他本来正在考虑自杀,却遇上个好机会成了他杀,尽管他并不希望如此。”[28]
杰罗姆接下来的经历会让霍桑的妙语相形见绌。他多年来始终对辞职抱有幻想,也终于有幸被“他杀”了。一天早上,他平淡地告诉我他收到了一份通知,接着便陷入了沉默。我问他对此有何感受。“问得好,”他回应道,“你一定会以为,这对我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吧?”一点也不错,这个牙尖嘴利的老杰罗姆可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即使是现在,两年过去了,我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杰罗姆会觉得他遭到解雇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致命打击。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先前一直努力在理解和改变的那份轻蔑情绪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坚信自己注定得不到任何关爱与尊重的凄凉念头。我试图提醒他,他在失业的几周前已经经历了内心转变,但他郁郁寡欢地告诉我,自己真是个蠢货,竟然相信了那些屁话。就这样,他残忍地谋杀了全新的自我,那个他之前一直想要成为的真正的自己。
精神分析帮助他天马行空地想象出了一种可以不工作的生活,他可以不用在母亲的愿望和父亲冷漠的鞭策下,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界定自己的生活。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不可能再去念艺术学校了,也不可能上租赁网站,寻到一间破旧的巴黎小阁楼,但至少生活的可能性不会再被愤世嫉俗的自嘲完全扼杀。
不过,遭到解雇让这些转变瞬间化为乌有。杰罗姆坦言,所有那些关于绘画和实现梦想的天方夜谭都辜负了母亲对他的栽培,也都证实了父亲认为他好高骛远的看法,可我竟然还鼓励他这样做。
他似乎无法原谅我了。两周后,在复活节假期后的那个清晨,也就是他原定诊疗时段的前几分钟,我收到了他的语音留言。他说他今天早上不会来了。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不会再来咨询了。他对我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5年的咨询生涯中,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简短、冷漠的告别信息。我被它决然的冷漠刺痛,给杰罗姆回了电话,告诉他,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和他讨论一下他的决定,至少要当面跟他道个别。“对不起,我无法面对……我也不知道到底无法面对什么。我想,对我这个人,大概什么也起不了作用吧。”
我想说：“好吧,但是你难道没有发现,那种想让事情‘起作用’的迫切念头就是问题所在吗?让你和你那些事情停滞一段时间,看看会发生什么,怎么样?”但我没有机会问出口了。杰罗姆挂了电话,那边除了沉闷的忙音外再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