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聪明,但不能过了头,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假如你能把握好糊涂与聪明的界线,则可能大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糊涂与聪明之间划清界限,把握好分寸。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看着是一个“糊涂”之人,可是却不动声色地做了这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在宋英宗快死时,急召太子进宫,避免了一场权力之争。宋英宗快死时,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宰相韩琦,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第二件事是智除奸邪。担任大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下了一道空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琦一定有自己的办法。”

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所以大智若愚实在是一种人生的最高修养,也是一种做人的谋略。

无独有偶,纪晓岚这个智者也是个“糊涂”之人,他居然把杀头的罪过揽在自己头上：

清代笔记小说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嘉庆七年(1802年),纪晓岚这位已79岁高龄的老臣,再次出任会试考官。在此之前,他已有两次充任会试正考官,两次乡试主考官,还曾被任命为武科会试正考官。每次主考,他都谨慎从事,严防出错。考试后不久,按照规定的程序,经过斟酌,确定了前几名的名单和次序,并对试卷加有详细评语。当时尚未发榜,属绝密信息,谁知这些情况都被一一透露了出去,甚至连纪晓岚的评语也一清二楚。

按照当时科考纪律,泄密之人不仅丢官、蹲监狱,甚至还要杀头。有关人员也要牵连进去,正考官和副考官负全责,自然脱不了干系,这势必将引发一场灾难。

于是,纪晓岚把另一名正考官左都御史熊枚和副考官内阁学士玉麟、戴均元找来,商讨此事。

熊枚说道：“被取之人与诸考官并无任何关联,系秉公录取。即使有私情,也只有保密,绝不会泄密的。”

“泄漏此事看不出目的,可能事出偶然。”戴均元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纪晓岚也觉得此事奇怪,泄漏此事无非把水搅浑而已,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可能是无意中出错。他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把事情揽在自己头上。于是他坦然地对他们说道：“此事待我去面见圣上。”

嘉庆帝这时早已得到禀报,虽然很恼火,但也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事。他下令追查,又把纪晓岚招来问话：“老爱卿,此事系何人所为?”

“启禀圣上,臣即是泄漏之人。”纪晓岚慢条斯理地说。

“你?”嘉庆皇帝听后很吃惊。他知道纪晓岚向来办事谨慎,这种事决不会出在他身上,可能另有隐情,于是接着问道：“卿又何故泄漏呢?”

只见纪晓岚非常平静地说道：“为臣书生意气,每有佳作,反复吟咏,难免在朋友谈论中漏出几句。此事实出无意,如圣上动怒,纪晓岚甘愿领罪。唯求圣上开恩,不要株连他人。”

嘉庆皇帝自然明白纪晓岚的用意,无非是要消解此事。现见事情仅仅是偶然出错,也就怒气消了一半,于是下令撤回追查此案的大臣。一场将要掀起的大风波,就在纪晓岚巧妙周旋下平息下去。那些参与此科会试的大小官员个个感谢纪晓岚,至于那真正泄密的人,虽不敢明言,他的感激更是至诚至深的。

“难得糊涂”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愚笨。也许在“愚笨”的背后,隐含的是真正的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而只要是真正具有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的人往往给人的印象总是显得有点愚钝。因此,中国才有了“大智若愚”这个有很深哲理意义的成语,从而也丰富了中国的人生哲学。大智若愚,的确是中国人五千年文明智慧的一大结晶。

客观的经验告诉我们,做人不要过于“精明”,太精明露骨会遭人讨厌。因为人与人情感的沟通和交流是心的交流,如果做人过于精明露骨,就不能在交际方面获得人心。所以,做人必须在糊涂与聪明之间把握好分寸,不能盲目越出,既要让对方明白其意,还要让对方能接受。这就是一门做人的艺术,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