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名誉和地位常常被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所以追求一定的名声、地位和荣誉,已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有有了名誉和权力才等于实现了自身价值。

现在,人们尤其是家长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全是高考分数、考大学、出国深造、做官、成专家之类,其结果是苦了孩子,害了孩子。生命价值的深度和广度,怎么能与成名、成家、做官、赚钱等画上等号呢?人们如此看重功利名望,一旦争名夺利失败,便一蹶不振,对生命失去了信心和热情,从此人生变得暗淡无光,这实在是当代人的悲剧。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在人生的追求中,对名誉和权力的追求应该注意节制。不然,把名誉和权力看得过重,不惜一切代价地想把它们追求到手,岂不是将人生过得过于功利和枯燥了?自己那美好的人生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了?

名誉与权势,皆为身外之物,也是水流花谢之物,万万不可一味地去追求。如果为了争名夺利不择手段,那就无异于害人害己了,这样的人生有何乐趣?何况,争名夺利不但不会使你流芳千古,甚至,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范蠡就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看见前面是死路的时候,就急流勇退了：

范蠡追随勾践二十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盖主的后果。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爱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功劳归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

于是,范蠡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君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之案石,比拟他仍同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了。范蠡泛舟江湖,逃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二十多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就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尽管文种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勾践赐文种一柄剑,说：“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将吴国灭掉,还有四条深藏先生心中,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再看所赐之剑,乃吴王当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剑,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弄。文种一腔孤愤,仰天长叹：“我始为楚国南阳之宰,终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为借鉴!”引剑自刎而亡。

范蠡和文种对待名禄的态度不同,自然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对个人而言,各有各的追求;对社会而言,各有各的贡献。一个快乐的人不一定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但一定是最聪明的,他的聪明就在于他懂得人生的真谛：花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灿烂。可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有许多人不但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甚至把它看成是一个人全部的生存价值。

无可否认,进入了权力中心的人,自有许多政治的、物质的、名誉的利益,不但有权,还可以有享受。正因为有利益,有诱惑,才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为官当政,有权有势,能够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左右一个城市、一个乡镇、一个单位的历史,所以有一种干大事的感觉,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想方设法做官的人,可以说是摩肩接踵。尽管当上官很得意、很快乐,可是权力也伴随着许多的烦恼和风险,有权在手所受约束也大。所以说人生诸多烦恼,多由贪婪权势引起;人间诸多祸患,也多由贪婪权势所致。因此追求名誉和权力的时候,更应该铭记的是“君子爱财、爱名、爱权,取之有道”。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人真正的完美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所以,学会以淡泊之心看待权力地位,乃是免遭厄运和痛苦的良方,也是超然于世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