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科的时候,我是一直坚持公司的制度化建设的,坚持公司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这在那时并不多见。这次到美国,在这方面我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第一,现代企业制度是借鉴西方来的,东方文明本身没有这个东西,现代企业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同时也需要有法律制度为前提,恰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和亚洲文明比较缺失的。

我们看中国的近代,晋商也好、徽商也好,都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也出过非常知名的人物。谈到胡雪岩,谈到晋商的票号,你会发现都和现代金融和银行业非常接近。他们就是那种血缘地缘、师傅徒弟的一种信任关系,而不是契约。

建立这样的企业信任关系,这个企业怎么能长期这样延续下去?现在的企业制度建立的信任关系,完全是“职业经理精神”,今天这个人走了,明天换人企业照样运转没有影响。

所以万科基本上是拿来主义,既然是西方来的,那我们就彻底地拿来就好,不要爱面子还要讲洋为中用。在我看来,这个“中用”是需要高度智慧的,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修养,同时还要有对西方深刻的理解才能糅合在一块儿。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对中国的很多东西,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机会,所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东西,是欠缺的,也可以说就是空白的。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东西,既然是西方的东西,那我们就拿来主义吧。但西方你就学习得很好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又跑到哈佛去,也是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国内学得不好,所以就跑到哈佛去。这是我表达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尽管我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比较少,那是文化修养方面。但是,骨子里你是个中国人,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各方面的习惯、生活的习惯,骨子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以你的处世方式,你各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彻底西方化的。这一点在搞拿来主义学习西方的时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到美国去,感受的第一点就是,现在西方,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资本主义走到今天,学术界现在是非常深刻地,也是批判式地在思考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过去讲问题,要么就全盘肯定,要么就全盘否定。在美国我就在反思,如何对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一些批判的思想。

对西方的东西,应该还是要警惕地借用,不能完全地拿来就用。因为毕竟已经到了21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像宗教似的,一直是万能的,一直持续下去。再往下怎么演变,当然要更警惕地去看。但是问题也非常清楚,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这个阶段还没有走完,要先走过这个阶段,再走下一个阶段。

——摘自2012年《王石：拿来主义及其反思》

背景分析

对企业管理来说,借鉴西方管理的经验,或者是借鉴其他企业的管理经验,无疑是一种优秀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就是说,拿来主义对企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而万科在拿来主义上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万科在发展之初,就由王石带领着合理运用了拿来主义。万科所在地深圳地理位置优越,其中一个先天优势就是与香港相邻,可以很方便地从香港借鉴西方的房地产管理经验。在这个阶段,万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借鉴。

万科最初是学习新鸿基地产的运作经验,并把他们的客户理念、市场研究方式、产品定位等借鉴过来。之后是向新加坡的房地产公司学习,万科的考虑是,深圳与新加坡在自然气候环境,以及人口密度上是相近的,所以把新加坡的东西拿来,把万科对客户的认知融入到产品设计当中。万科此举的反响相当不错,并将这一风潮带到了内地。再后来,万科开始学习澳洲的滨海文化,如东部海滨的开发。

万科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拿来主义,但万科的拿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可行的条件下结合自身特点及国内环境调整过的,运用也十分合理,所以才有万科的不断发展进步。

拓展透析

拿来主义对很多企业管理者来说,的确是一种管理的捷径。讲到新经济下的拿来主义就不得不提到思科公司。思科公司创立于旧金山,以制造和销售单一的路由器设备起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的思科已经成长为世界顶级企业,全球因特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是思科产品。

思科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拿来主义。作为一家新兴高科技公司,思科并没有把大量的资金耗费在建立自己的研发队伍上,而是立足于硅谷,收购面向未来的新技术和开发人员,用来填补自己在未来产品上的空白。思科的拿来主义策略是成功的,这也是它能够先后超越英特尔、微软等著名公司,成为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重要原因。

拿来主义可以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一味地拿来也很容易导致失败。“拿来主义”是不错,但是得会“拿”,这要求企业首先要明确自身的特点,拿来的东西要根据企业特点进行合理运用。如果只是不切实际地胡乱拿来,对企业的发展只会有害,不会有利。

其次,要看拿来的经验中哪些是可以促进企业发展的,哪些不是,前者要留下来,不合适的要果断地扔掉。

最后,留下来的经验要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合理调整再运用,不可生搬硬套,否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