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这是东方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讲究权威,民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对文化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能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更多的是靠制度本身,东方文化讲究的是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要靠道德层面的力量。西方企业制度讲究的是大家都可能好也都可能坏,所以一定要有制度性监督。

——2011年王石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

背景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在企业制度管理上是存在差别的,东方人管理企业很多依靠的是权威,是人情,而西方则更喜欢依靠制度。

中国企业管理的核心特征是人情,这是由中国历来的传统决定的。中国人历来都很看重人情,而这一传统也被管理者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很多都是人情化管理的“高手”,相对于制度而言,很多管理者更倾向于“以情感人”,以道德来束缚人,以权威来压人。这种管理模式,能带来和谐的管理关系,却容易导致人和事混在一起,人事不分,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就会出现。

相对于中国的管理制度而言,西方的管理制度更为理性化。西方的管理注重以制度来管人,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施。

相对而言,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更加符合新时代的企业管理要求。

在企业管理制度上面,王石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实践,万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王石在远洋求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反思,他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生命本身,也在反思企业管理模式。在企业管理模式上反思得到的结果是东方文化不适合现代管理制度,王石认为这是由东方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东方文化注重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是道德决定一切,这与讲究制度和民主的现代企业制度显然是不相符的。

拓展透析

柳传志曾说：“爬喜马拉雅山,可以从南坡爬,也可以从北坡爬。联想一旦决定从北坡爬,大家就不要再争了,哪怕北坡看似更远、更陡、更危险。”他的意思是,企业里所有的制度不是用来讨论的,而是用来执行的。

业务员小张,被公司派往联想集团工作一段时间。第一天,刚进公司的时候,一位部门经理接待了她。寒暄之后,他郑重地告诉小张：“你虽然是公司之外的人,但既然来到本公司,在此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一切就按联想公司的人员看待,因此也希望你遵守公司的一切规定。”随后又介绍了一些规定,最后提醒小张：“联想有开会迟到罚站的制度,希望你注意。”他的语气很严肃,但小张没有太在意。

一天下午,集团办公室通知所有中层干部开会,也包括小张这些驻联想业务代表。小张临时接了个电话,忘了时间,等想起来时,已经迟到了3分钟。她刚走进会场,就发现会场上出奇地安静,这让她有点不自在。她看见会场后面有个座位,就打算轻手轻脚地进去,以免打扰大家。

“请留步,按规定你要罚站一分钟,就在原地站着吧!”会议主持人站起来向小张认真地说道。小张的脸顿时一片潮红,只好原地站着。等小张总算熬过世上最难熬的一分钟,会议主持人说：“时间到了,请回到座位上去。”接着大家继续开会,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而小张如坐针毡。

会后,部门经理找到她：“小姑娘,罚站的滋味不好受吧!你也别太在意,以后注意就行了,我也罚站过,柳总也曾经罚站过。”“老总也罚站啊?”她有点惊讶。“自联想创建以来无一例外都要遵守这个规定。有一次电梯出了故障,柳总被关在里面,那时手机还不流行,没有人知道他被困,他叫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把他弄出来,就算这样他也只能认罚。‘开会迟到罚站一分钟’也算是联想独有的一种企业文化吧。”部门经理对她说。

柳传志在很多场合说过：“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在某些人眼里,开会迟到看起来是再小不过的事情,但在联想,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事情。联想的开会迟到罚站制度,2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例外。”柳传志认为,立下的制度就必须遵守。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所有的企业组织,都应当有自己的制度,不仅要有制度可依,还应有制度必依。制度不是用来给人看的,而是定来遵守的。无论是谁,只要是这个企业组织的成员,就应该受这个制度的约束,这样才能发挥制度的作用。

管理企业最需要的是制度与民主,而不仅仅是人情。作为企业管理者,必须学会平衡人情和制度。不管是实行人情,还是制度,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要想良好地发展下去,要靠制度管理。制度苛刻,则需要人情的软化,只有人情和制度配合得恰到好处,才是最完美的。

企业管理者首先要管好自己,为员工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言传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行动有时比语言更重要,领导的力量,往往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动作体现出来的,企业管理者的表率作用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