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出轨行为

詹尼斯·亚伯拉姆斯·斯普林(JanisAbrahmsSpring)和迈克尔·斯普林(MichaelSpring)共同创作了《恋爱救急:当伴侣出轨后,如何平复痛苦,重建信任》,它经常被知名杂志的文章引用,文中指出在美国,平均每2.7对恋人中就会出现不忠行为:也就是37%的情侣。其他自我汇报的调查显示有22%的男人和14%的女人沉浸在婚外恋中无法抽身。许多研究人员估计,25%的夫妻或情侣会背叛对方。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哲学家、神学家、人类学家、医生和百无聊赖的夫妻都在寻思着一夫一妻制的本质。在漫漫人生路中,与某人结为夫妻是自然而然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越过一夫一妻制的感情关系,在外面沾花惹草,“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的朋友约翰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它)?

关于不忠的统计数据各家说法不一。用Google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数字的范围很广。科学文献中的数据也是如此各不相同。詹尼斯·亚伯拉姆斯·斯普林(JanisAbrahmsSpring)和迈克尔·斯普林(Mi-chaelSpring)共同创作了《恋爱救急:当伴侣出轨后,如何平复痛苦,重建信任》,它经常被知名杂志的文章引用,文中指出在美国,平均每2.7对恋人中就会出现不忠行为:也就是37%的情侣。其他自我汇报的调查显示有22%的男人和14%的女人沉浸在婚外恋中无法抽身。许多研究人员估计,25%的夫妻或情侣会背叛对方。为了契合这一章节的目的,我们将事情简单化一些,以22%和14%为例。这些调查都是自我汇报性质的,所以许多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实际的数字要大得多;毕竟,背叛在很多文化中是让人不齿的。不过,如果每个人都像自己声称的那样忠贞不渝,那么性传播疾病(更不用说离婚)的概率会大为降低。

当我问海伦·费歇尔关于一夫一妻制的盛行(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讲,它的陨落),她告诉我:“在地球上,没有哪一种文化中人们是不会背叛的。我已经研究了全世界的42种文化,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中你都会看到这一现象。”还是这个问题:既然这么多的文化同样重视、推行一夫一妻制,为什么“龌龊的事情”还是如此张狂、普遍?

我十分确定我们都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然而此时的眼睛却常常一眼不眨地瞥向路边的男孩。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表明,男人经常会出轨,但是当谈及不忠这个话题,我们似乎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主要是男人的娱乐项目。一夫一妻制有没有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男性的大脑中存在某些东西使得他们易于出轨?这当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我将他唤做奥格,他认为他之所以尽可能多地与女人做爱是受他自身的遗传物质驱使。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10年来一直深爱着——不,是爱慕着——他的妻子。事实上,没有她,他根本就活不下去。然而,他仍旧时不时地抵抗不了“有点儿怪异的事情”(他将与陌生人之间放荡的性爱称如斯)的魅惑召唤。听到奥格的侃侃而谈(通常是在几杯鸡尾酒下肚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他每一天晚上都会睡在不同女人的身边。没有这么夸张了·毕竟,他的家里还有一位正室需要取悦。每年都会有那么几次,奥格在出差或男人之夜时借机满足一下他所谓的“怪异”之事的欲望。随便抓住一个男子,问他为什么背叛自己的伴侣偷腥,他可能会告诉你:每次他想和妻子滚床单,妻子并不总是会满足他的性欲,或者他的生活中需要时不时地来点儿多样化的性爱。奥格说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些理由。他和妻子的性生活很频繁。相反,他认为他的不忠要归咎于他的基因;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捕猎的刺激——时常追逐并征服一个新的性猎物是他生物构成要素的一部分,这一点他无法改变。

进化生物学领域的一些实验数据可能佐证了他的推测,然而,以神经学的角度,研究惹人爱的草原田鼠的爱情生活——以及精细的神经分子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结果表明,当论及忠贞不渝时,不仅仅是进化在其中起作用。

以进化论的角度

现在,我们聊聊数字吧。普通的人类男性在性成熟之后,每一次射精都会伴随着2亿个精子的涌出。如果他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很规矩的话,这个数字将会达到8亿个。就这一点而言,“不浪费,不愁缺”的规则不再适用。男人会随心所欲地射精,而且他们的身体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更多的精子。

女人一生下来,其身体中就含有所有的卵子。如果假定女孩在大约14岁时月经初潮,在绝经期之前每个月平均流出一个卵子,你会发现在女人31年的生育期中,每一年大约流出12个卵子。加起来的话,一生中总共有372个卵子。

成年男人在每个月中成亿成亿的精子被射出来。而纵观女人的一生,大约有400个卵子涌出来。这个差距十分明显。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事实上,我们人类完完全全被我们的基因束缚住了,成为了基因的阶下囚。本质上来讲,人类的某些行为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促进人类这一物种的繁殖。我们的基因想要什么?一代代的传递下去。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等统统不在考虑范畴:基因一心一意寻求繁殖的可能;它们只想着要比进化树上其他物种的数量多一些。有些科学家相信,男人拥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子库,在过去的几百万年经过进化上的自然选择演变成《国王与我》中暹罗国王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蜜蜂一样,在每一个可以停靠的花朵上尽情地授粉。为了竭尽所能地让他们的基因散布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男人四处留情,射出精液,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女人怀孕,这对男人来说是有利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女人最好对性伴侣加以选择。毕竟,卵子的预算是有限的;女孩不应该将珍贵的卵子浪费在不明智的选择上。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一个卵子受精了,那么女孩就面临着一个很严肃的事态:9月怀胎,外加抚养小孩好多年。对于女人(和她的基因)来说,腾出时间慢慢挑选自己的配偶是有益的,挑到具有优秀的基因,以及有权势的男子来帮助我们抚养小孩。“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不容争辩的,”玛琳·祖克说(她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名生物学教授,着有《性选择:关于性,我们能从动物中学到什么,学不到什么》),“从打地鼠到蜻蜓,这个原则都适用,而且我们发现性伴侣之多对于男人来讲很有益处,而对于女性来讲则不是,这是一条很普遍的规则。”

如果我们简单直白地如下表述,我敢肯定奥格一定很喜欢:只是因为男人拥有好多精子,它们需要释放出来,所以他们会——甚至是必须出轨。在任何一位男性读者试图借此美化上个月出差时发生的事情之前,祖克提醒说人类行为并非这样简单。蜻蜓体内有许多神经元促使性行为的发生。打地鼠交配频繁,不过它们当然远远称不上是动物王国中最为复杂的哺乳动物。奥格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会赢得诺贝尔奖,不过他也不是自身基因的阶下囚,还有诸多因素在一起作用。

除却选择伴侣在进化上的优势,女性在涉及性伴侣这个话题面前,她们出轨的比例也不容小觑。统计出来的14%的女性不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记住,14%的比例只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出轨的人)。如果她们在家里有了一个稳妥的选择,那么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出轨看似完全会适得其反。不忠好像不仅仅是因为进化的需求。

除了自然选择,还有什么因素致使不忠的行为发生呢?其实,与人类浪漫的爱恋、依恋,还有爱情有关的行为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背叛的大脑

还记得神经影像研究发现的三个不同的大脑系统吗?海伦·费歇尔推测性、浪漫的爱恋和依恋有三个系统分别在起作用。这些系统激活了许多相同的大脑区域,包括基底神经节和大脑前叶的主要部位。同样是那个古老的万花筒:相同的组成要素,不同的表现模式。而且这个万花筒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与另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或者甚至是陷入浪漫的爱恋之中。

“当你坠入疯狂的爱恋中,你所感受到的与你在一夜情之后所感受到的不可同日而语,”费歇尔告诉我(这些系统运用不同的神经化学系统,引发了不同的情感状态和行为),“然而,这些不同的大脑区域之间注定有一些相互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夫一妻制和出轨两者在大脑中都被很精准地编程。”

究竟是怎么编程的呢?前额皮质很可能在忠贞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所有的哺乳动物都具有前脑,不过人类的前脑是最大最复杂的。它是除DNA之外,将人类与我们的灵长类近亲区分出来的标志。大脑前叶是神经学家称为“执行功能”的基地这块区域负责计划、决策、元认知以及其他高次元的认知处理和行为而且它还涉及道德评判和宗教信仰。事实上,大脑前叶与基底神经节回路(在与爱相关的神经影像研究中,通常被激活)相连,而且在整个大脑中,它含有的多巴胺敏感的神经元数量最多,你可能会认为它同样调控着我们是否会出轨。显然,它是掌控一夫一妻制行为的元件,同时大脑前叶处理来自基底神经节浪漫的爱恋和性欲系统的信号,当行为有可能阻碍长期依恋的建立时,它呈现的是抑制性的效应。

同样有证据表明这些区域损伤能够改变社交关系。1848年,一位铁路工人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Gage),他的左侧大脑前叶受到严重损伤。在一次失控的爆炸中,一个金属棒戳进了盖奇的眼窝里,一直捅到他的头顶。鉴于他的伤势如此严重,许多人惊讶于他还能存活下来。然而,更令人诧异的是,这次的伤势给盖奇所带来的性格变化。受伤之前,他是一个快乐的、勤劳的工人。他的医生约翰·马丁·哈洛在这次事故后是这样描写盖奇的:

他有时变得很善变,出言不逊,肆意妄为地使用粗俗不敬的言语(他在未出事之前,不是这种状态),很少顺从他的同事,如果约束和建议违背了他自身的意愿,他会变得不耐烦,有时执拗、固执,有时反复无常、优柔寡断,为自己的未来作出很多规划,不过,没过多久,他就会丢弃这些想法,转而寻思着看似更可行的方案。

同时坊间传闻,这个为人正直、品行端正的小伙子,在事故之后变成了好色之徒。虽然鉴于那个时代的科学背景——记得吗,反观当时,颅相学算是大脑科学——大部分关于盖奇的证据属于奇闻逸事,有点儿不可信。

如今,临床医生会这样告诉你:大脑前叶的损伤关系到性功能障碍、性欲强烈以及所谓的出轨行为。回想一下库伦实验室的研究,他们将大脑前叶的损伤与性瘾联系在一起类型行为者。然而,未受损伤的大脑前叶在爱情和性行为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露西·布朗(LucyBrown)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做研究,经常与费歇尔合作,据她所说,在爱情和依恋这种复杂的舞步中,大脑前叶与腹侧被盖区、腹侧苍白球和伏隔核协同作用。我们很难将它们逐个分开对待,明确地指出哪个区域负责哪些活动。很有可能的一幕是这些大脑区域携手起作用,但又在功能上有些微差别。“大脑前叶需要来自脑干的支撑。负责决策的区域由腹侧被盖区释放出的多巴胺激活,而且这两个区域反复地相互传递信号,”布朗说,“当你谈论其复杂度时,涉及的大脑区域不会只有一块。”

我不禁想起了卡萨诺瓦,在我参观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时看到的那只楚楚可怜的、性生活不和谐的恒河猴。在恒河猴的文化中没有一夫一妻制这个规定,它可以肆意妄为地恋爱,即便这样,它还是会借助自己的前脑来分析可能不太稳定的社会局面,避开诱惑的轮番轰炸。如果它放纵自己,随意交配,它知道它会因此失去什么:它在族群里的地位。连一个猴子都懂得,尽管交配的机会一大把,但是不瞠这浑水对它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猴子都可以有这等觉悟和判断,那么我们人类看似也可以。

这引发科学家深入探寻其中的奥秘——研究在这些大脑区域的神经元中涉及的分子通路,或者各种神经化学分子、酶、蛋白和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多巴胺、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作用于这些大脑区域的方式中,其中会有什么秘密让一个人变得专一吗?借助我们的草原田鼠为模型,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加以探索。

田鼠也出轨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探讨过,基底神经节为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制提供了一个平台。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受体使得这些动物更愿意与结发夫妻交配,而不是与一个陌生者交配。如果表达这些受体的基因没有完全地发挥其魔力,正如山地田鼠和草地田鼠那样,那么交配只不过是一种战利品,而不会建立任何感情关系。如果区别只是在于这些受体,那么找到一种提高它们含量的方法应该会让这些原本滥交的动物变得更加专情。

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拉里·杨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增加了雄性草地田鼠的腹侧苍白球中的抗利尿激素受体含量,此后它们的行为变化十分明显。忽然之间,曾经放荡轻薄的田鼠会与一个雌鼠建立一种牢固的伴侣关系。即便没有与它们交配,雄鼠仍会与一个特别的雌鼠结为夫妻——与它身边的任何一个雌鼠。对于这种独行侠物种,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同样地,当杨和他的同事对忠诚的雄性草原田鼠做一些处理,封闭它们体内抗利尿激素受体的表达,于是它们内心深处那个花花公子被激发出来了。虽然这些雄鼠的多巴胺含量直线飙升,它们也不能再与一个特定的雌鼠关联,它们变得更加放荡风流、不负责任。这个基因决定了催产素受体的含量,它可能是一夫一妻制行为的基础,至少对于雄性田鼠来说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人类有一个相似基因控制着相同的行为呢?

事实从来不会这么简单,不是吗?

还记不记得哈塞·瓦卢姆在调查情感满意度时对AVPR1A基因进行的研究?他及其同事在卡罗林斯卡学院研究了成百上千个被试者的DNA,他们之间的伴侣关系至少有5年以上,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有些人的抗利尿激素受体基因出现一个变异即AVPR1A,他们更易于对自己的感情产生不满。很多人将此项研究与杨对抗利尿激素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认为,AVPR1A在某些程度上一定也参与了性忠诚。关于瓦卢姆的研究结果,新闻标题千变万化,从“男人为什么会出轨”到“不忠:全都是基因的错”。有人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背叛他的婚姻,那么一定是AVPR1A在其中捣的鬼。媒体上报道的只是将瓦卢姆的研究结果过于简单化了-它其实是错的。瓦卢姆没有试图将不忠与AVPR1A联系起来。关于这些,他也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调查问卷上没有直接问参与者,他们是否出轨过。

如果你让医生检查你男人的血液,查看他是否有AVPR1A变异基因作为某种婚前测试,但在此之前你可要仔细观察他。尽管发现了这些有趣的研究结果,瓦卢姆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幸福的婚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一个基因起作用。他认为感情生活出现了问题,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在田鼠中观察到的另一种效应会让它们的抗利尿激素系统发生改变:攻击和焦虑。或许,瓦卢姆的研究中调查的情侣,他们的感情不是很和谐,会出现家庭暴力或其他精神问题。其次,有些参与者有孩子。新妈妈和新爸爸们会明白,年幼的孩子会对夫妻间的感情施加额外的压力,从育儿风格到责任分工,他们之间都有所差异。当然,我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其中也有他的功劳。瓦卢姆的团队没有观察到这一变量。最后,在这个等式中,我们不能忘记女人。正如一句老话,探戈需要两个人一起完成。尽管一提到不忠,我们的指责对象都倾向于男人,事实上,自我汇报中有14%的女人承认出轨,这一点儿不容忽视。在瓦卢姆的研究中观察到的某些感情烦恼与女性的不忠有很大关联,而不是与男性特有的一个DNA变异相关,这一点儿完全有可能。此团队研究了女性中AVPR1A基因的变异,但是没有发现它与对感情的不满有任何明显的关联。只有在男性中发现了这一效应。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所以很难对观察到的相互作用找到一个确切的理由。

多巴胺与忠诚

AVPR1A并不是参与不忠和感情不顺的唯一一个基因。回忆一下贾斯汀·加西亚的研究结果,他发现,DRD4基因的7R+变异体——与冒险行为和成瘾相关——关乎到婚姻之外性伴侣个数的多少。值得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他的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之间这种效应的差异不明显。

加西亚再次重申,这一基因的变异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背叛恋人;那些为具有多巴胺受体基因7R+变异体引以为傲的人,可能会对寻求刺激的性行为更有激情,就像他们也许更有可能跳飞机、飙车或尝试怪异的民族菜肴。“没有出轨的人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他们不想伤害自己爱的人。这个理由对于那些没出轨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加西亚说,“我们是有认知能力的生物。我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无论我们独特的基因构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可以通过大脑前叶克制自己不要背叛爱人。”

进化生物学家至少有一个方面是正确的:我们的基因,尤其是那些影响抗利尿激素和多巴胺系统的基因确实调控着我们的依恋,或许还有忠贞行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这并不是绝对性的一个效应。不能仅仅因为你的遗传密码(这些神经化学因子的其中一个相关基因)出现一点儿变异就意味着你注定会出轨。事实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关于我们是否会沾花惹草,有许多其他的化学因子和神经通路参与进来,有些至今尚未被发现。

我们怎样定义一夫一妻制?

让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模范草原田鼠,并不是如雪一样纯净无暇。这些动物可能是社会性的一夫一妻制,但其中有些雌鼠和雄鼠仍会沾花惹草。亚历山大·奥菲尔(AlexanderOphir)

如今在奥克拉荷大学,他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两个草原田鼠之间仍会保持伴侣关系,但实际上,它们所抚养的崽崽并非全部都是二者的结晶:

奥菲尔及其同事分析了实验田中一对草原田鼠的26个幼崽,以确定它们的父子关系。这些幼崽中大约有80%是这一对草原田鼠中的雄鼠之子;其余的20%与它没有血缘关系。你想想看:草原田鼠版本的邮递员偷偷溜进门,而此时,丈夫恰巧出了远门。那个邮递员本身与另一个雌鼠建立了伴侣关系。当谈及田鼠之爱,社会性一夫一妻制和性忠诚不是一回事,更别提它们在实验室和自然背景下会有所区别。人类也是这样的;没有一个生物学证据表明,所有人天生就严格恪守一夫一妻制,不管其伏隔核中的抗利尿激素受体的含量是多少,或者DRD4是否出现变异。我们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激励人类要忠诚,不过我们尚不清楚那对我们的遗传物质影响有多深。不幸的是,这个有趣的事实又将我们绕回了奥格的结论,背叛不仅仅是一种本能的欲望,只是我们抵挡不了这种诱惑。

如今,药品生产商十分重视抗利尿激素受体的拮抗剂;事实上,好几个厂商基于杨对于草原田鼠的研究,正致力于生产“一夫一妻制”药物。在你要求医生开出一份处方(或者买进大型制药公司的股票)之前,要记住的一点是基因并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这同时涉及很多外在因素。在任何一段一夫一妻制的感情中,有各种各样的环境变量与幸福有关: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如何、你存有多少钱以及你会怎样花销、你与亲戚之间关系怎样、你们的性生活频率如何。这些包含了我与前夫平均每个星期都会争吵的话题。我们的基因包括AVPR1A会怎么表达,环境因素在其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你想对人类伴侣关系中所有的差异作出一个解释,你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一个基因,”瓦卢姆说,“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很多生物学,但是基因只能解释这些行为中的一部分。各种不同的因素协同作用——你的基因、文化、年龄、伴侣这些构成了真正的影响。你不能说其中一个因素要比另一个更为重要一些。”

一夫一妻制雄鼠中也有迷茫者

奥菲尔与其前导师史蒂夫·菲尔普斯合作,他们同样发现了腹侧苍白球不是唯一一个与一夫一妻制相关的大脑区域。后扣带回也牵扯进来,这个大脑区域对处理空间信息来说至关重要。虽然草原田鼠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在野生环境中,这一物种还是有一小部分从未建立过一种伴侣关系。它们只是四处闲逛,抓住每个机会与雌鼠勾搭。当奥菲尔与菲尔普斯研究“宅鼠”的大脑(建立伴侣关系的一夫一妻制雄鼠)和“浪荡者”(那些天然的流浪鼠,和风流浪子)时,他们发现这些田鼠的腹侧苍白球中抗利尿激素受体含量没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他们确实发现了后扣带回的数量以及部分下丘脑(与记忆有关的区域)的催产素受体含量明显有悬殊。他们从这些结果中得出结论:在外面游荡影响配对策略即一夫一妻制。为了在野生环境下成功地抚养后代,草原田鼠不仅仅需要处理与其他动物间的社会信息,还要处理这些动物所在位置的空间信息。如果你连找到它的能力都没有,即便你有能力认出你的伴侣,这对你也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这很难用逻辑思维进行辩证。后扣带回中的抗利尿激素受体越多,雄鼠越有可能宅在家。这一大脑区域受体结合率越低,越有可能造就出一个放荡者。奥菲尔认为这些互补的回路对一个动物来说很重要,规划出最佳的交配策略给这种奖赏提供支持。同样有趣的是,后扣带回中这些受体的含量比腹侧苍白球中受体的含量看似更有可能传递到后代中,这影响着后代是否成为宅人或放荡者。

“那么,花花公子会一直是个花花公子吗?”我站在一张海报前面问奥菲尔(上面显示的那次专业会议揭示了这些研究结果),“或者,花花公子有一天会找到挚爱的伴侣,然后安定下来吗?”他哈哈大笑:“我们尚未对此进行研究。自然史表明,田鼠最初是单身贵族,四处流浪,然后找到伴侣,过着安定的生活。如果伴侣不幸逝去,大多数田鼠会保持单身,但是仍然与多个雌鼠交配。在这些阶段中大脑是否经过重新编排,我就不知道了。”协同作用

显然,没有一个大脑区域,也没有一个分子要比其他的更重要些。我们现在谈论抗利尿激素和多巴胺,所以你不妨先将催产素同样也对形成持久的伴侣关系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抛却脑后。它与忠诚有没有关联呢?有些人假设虽然男女体内都有这一化学分子,但催产素对女性的作用更大,抗利尿激素对男性的影响更大一些。为了理解女性的忠贞,我们必须要鉴定出催产素AVPR1A基因的同等物。迄今为止没有研究证实上面那一假设。当苏·卡特比较了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对伴侣偏好的形成和社会联系的影响时,她发现两者都是男女体内必需的化学分子。事实上,既然两种化学分子可以与彼此的受体相结合——意味着催产素能够与神经元上的抗利尿激素受体结合,反之亦然——这两个分子可以互相帮助。

“我本以为研究结果会表明催产素与女性更为相关,抗利尿激素与男性更为相关。我们全都如此,”卡特说,“不过,我们却发现两种化学分子对男性和女性都很重要。然而,男性在大脑中某些重要的区域(与自卫行为有关)合成更多抗利尿激素。这种高含量的抗利尿激素很有可能解释了男女伴侣关系如此不同的原因。”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影响伴侣关系形成——延伸一点儿来说,是一夫一妻制的许多相互作用方式,至今仍然无人知晓。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中你都会观察到基因表达在进化上的变化。科学家只是慢慢开始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事情,或者甚至是在子宫中的经历可以影响我们后期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表观遗传学的一个问题

凯伦·贝尔斯(KarenBales)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神经生物学家,研究草原田鼠和伶猴,他调查了不同的发育效应,这些可能会影响动物建立社交关系的方式。“动物的早期经历,或许是应激源,或许是不同类型的亲代抚育都可能对大脑的催产素和抗利尿激素系统造成影响,”她说,“这反过来对动物怎样在生命后期建立伴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她推测,在生命早期服用催产素或抗利尿激素会形成这种表观遗传效应,在此过程中环境变量改变了大脑中基因表达的方式。妇女服用后叶催产素(合成型催产素的一种)可以加速分娩和成产;因此,在田鼠中发现的这一表观遗传学的效应一定会对人们有着重要的影响。

贝尔斯及其同事在草原田鼠幼崽出生的那一天,在其体内注射了一次催产素。鉴于发育上的悬殊,这相当于处于怀孕期最后一个月的婴儿。随后,他们观察成长过程中的田鼠以及正常对照组。一旦田鼠达到性成熟,贝尔斯团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性二型性效应,这取决于幼崽注射的催产素剂量的多少。“当雄鼠注射了催产素,这一小小的一次注射促使它们更快地建立伴侣关系,它们腹侧苍白球中的抗利尿激素受体含量也更高。”她说。不过在雌鼠中注射同等剂量的催产素并没有改变它们建立伴侣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给雌鼠注射高剂量的催产素,许多雌鼠看似更喜欢陌生的雄鼠,而不是孩子的爹。

这意味着不忠可能根本不是一种雄性生物生理上的必然。这些表观遗传效应,外加基因和环境的影响明显有可能改变人类形成一夫一妻制的方式,这无关乎性别。“基于幼崽所经历的,我们会看到社会行为长期的变化,”贝尔斯说,“早期的这些经历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你对宝宝所做的一切事情几乎都有可能改变宝宝的大脑。”所以,尽管药品厂商能够生产出一种药物用来增加我们大脑中奖赏回路合成抗利尿激素受体的含量,但这种药物不可能抵消影响忠诚的其他因素——即便我们愿意在宝宝很小的时候给他们注射这一药物。

贝尔斯团队不仅仅研究化学分子。他们同样研究了处事作风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同风格的父母养育造成的影响。他们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发现,帮助父母抚养兄弟姐妹的草原田鼠,它们的杏仁核中具有更多的抗利尿激素受体含量。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基因在起作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各种不同的环境变量都可能会影响发育的大脑中这一基因的表达。

基因下调是否可以控制出轨行为?

尽管我借助奥格的研究来解释典型的出轨之人,但他不能解释所有22%出轨的男人(或许也不能以此解释14%红杏出墙的女人)。以你认识的人为例,或者你读过的书、你看过的电影;没有两个出轨之人是完全相像的。在任何一种给定的情形下,爱情、欲望或简单的机会可能会让人出轨。出轨的人具有相同的一些特质,一两个古怪的特征;他们甚至连出轨都有着相同的理由。不过,他们所处的状况并不完全一样,他们的基因组和神经化学的组成要素也不尽相同。

虽然神经学家已经表明有许多因素会影响AVPR1A基因的表达,但他们没有研究这些因素怎样造就了个人差异。正如我所说,鉴于他们所处的独特的环境和基因组,没有两个出轨之人是相似的。所以没有两个人表达AVPR1A基因的方式是一样的。有很多变量在其中起作用,个体间的差异对理解这一行为来说至关重要。

“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点儿,”拉里·杨说,“看看这些动物,有些受体的含量很高,有些受体含量很少,随之它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可能是一种微小的效应,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预测行为的指标。但是无论如何,它就这样出现在那里。”

杨和他的一个研究生——卡蒂·巴雷特(KatieBarrett)正致力于研究个体在抗利尿激素受体上存在的差异。巴雷特借助一种病毒载体“下调”这一基因,研究它对动物的影响。在基因敲除技术中,科学家完全沉默掉一个特定的基因,基因下调手段则不同,它允许这一基因表达,只不过不会完全表达。此技术可以让神经学家构造出一批批动物模型,其体内的基因表达有着不同的差异,继而比较它们与伴侣、后代互动的方式。

当我向杨建议这种做法让针对这些效应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他点头承认。“这样当然会搅起一池浑水,”他说,“不过,它搅浑水的方式会让我们理解这些浑水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杨和巴雷特只是刚刚开始这项研究,杨谨慎地指出,即便他们完成了这项研究,他们也不可能对谁会出轨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固定不变的答案有太多的变量参与其中。然而,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我们发现某个基因,以及此基因的变异体可以影响你与他人的感情,以及类似复杂的东西,”他说,“不过,这种影响力相对较弱,不足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我不鼓励人们对未来伴侣的基因序列进行测序,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果是不准确的。”现在回到原本的问题上

关于不忠,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这是男人的天性吗?对女人来说也是这样的吗?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许连同一项基因测序或药物干预来预测或治疗一颗会偷情的心其实,当今的神经生物学并不能对此作出解答。它今后能不能作出解答还值得怀疑。结合神经学的研究,确实表明男人都有偷腥的本性的这一观点是无稽之谈,不过有些男人,以及一些女人,由于早期的环境因素造成了基因的变异,以此改变了他们的大脑,致使他们变得沾花惹草、四处留情。

从古至今,但凡一提到出轨,我们都会将矛头指向男人。再者,鉴于那个古老的进化指令的论调,我们至今仍然这样认为。你一定知道这句古语“男人风流成性,女人独守空闺”,不过,这完全是个误解。如果无关于性别,或者进化指令的话,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人背叛伴侣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同时祖克指出当我们运用这些科学结果时要倍加谨慎。“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然后说,‘啊哈!是他的基因使然,’”他告诉我,“当你在谈论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背叛自己的妻子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从进化学上来讲,这正是有权势的男人经常做的事情。这只是错误地诠释了进化起作用的方式,没有人是自己基因的俘虏。”然而,更深入地理解环境会怎样影响我们基因的表达,有一天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人们将基因想得太过于绝对了。当一个人谈论‘出轨’基因时,就像谈论其他基因一样,”金姆·瓦伦说,“我们可能会一哄而至地对其产生某种偏见,不过这并不能代表一切。出轨基因出现某一特定的变异并不意味着你一定会出轨,正如拥有一个调节身高的基因出现变异也不意味着你的身高会很高。”想想看:即便你的家族成员都是温文尔雅的巨人,除非你饮食正确、不出现事故,否则这些身高基因不会完全表达。基因不能决定一切。

毫无疑问,我们的基因确实影响着我们大脑发育的方式,接着影响我们的行为。如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如何对我们的大脑发挥其魔力,我们很有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一夫一妻制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我们在孩童时代以及后期所生活的环境会对基因表达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奥格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当我将其他科学家在一夫一妻制领域中进行的某些研究告诉他时,他羞怯地承认父母离异之前,自己的父亲曾经背着母亲偷情,他要归为放荡者一类,完美阐释了罗杰个人的生理必然理论。“你觉得他的行为处事会影响我的大脑吗?影响我的基因,我的——你怎样说来着——抗利尿激素系统?”他问。

“有可能,”我回答,“不过,记住这一点,我们并不是基因的阶下囚。遗传物质并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忍不住想告诉他,他的行为只是由于缺乏自我评判,可以通过自我控制得以缓解,但是我及时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显然,当谈及一夫一妻制时,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要研究,关于我们的基因和大脑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我们早期的经历决定了基因表达的方式,这反过来影响我们大脑的发育,以及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即便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变量一一分选出来,鉴定出每一个独特的作用范围,我们很有可能不会做出任何超过目前知识范围的一般性概括。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检测一个潜在的未来伴侣,然后确定他或她在将来的某一天是否会出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