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一夫一妻制是为了控制女性的生育。“哪个孩子是我的?我死后谁将得到我的牲畜?”这是古代人非常关心的重大事务。换言之,夫妻忠诚是父权社会的一根支柱,直接关系到家族的血统和财产,但它与爱情几乎无关。而今天,特别是在西方,一夫一妻制和爱情的一切都有关。当婚姻从家长安排变成了内心的自主选择,忠诚也变成了两人爱和承诺的表达。忠贞曾是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要求,现在变成了男性和女性的个人选择。也就是说,个体的信念取代了社会的公约。

在当今社会,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婚姻做主——我们甚至不一定要结婚。我们设定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我们依然需要传统家庭提供的东西,比如安全感、孩子、财产和尊严,而且,现在我们希望对方爱我们,对我们有欲望、有兴趣。我们应该是密友、最好的朋友,并且迸发着爱的激情。现代婚姻理念让我们相信,世界上一定存在某个“与我完全般配”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她或者他,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固执地坚持这种想法,认为婚姻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切,如果之后发生离婚或者婚外情则不是因为机制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选错了人。下次我们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爱的人,而不是我们爱的能力。所以,正如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我们认为爱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对的人——一旦我们找到了‘那个人’,其他人就很难再吸引我们。”

我们在一夫一妻制中寻求的排他性,根植于我们婴儿时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学家南希·乍得罗(Nancy Chodorow)写道：“我会一直被爱着,无论何时何地,这种爱是全方位的,包括我的全部身体,包括我的全部。没有批评,不用我去努力——这是所有性爱努力的最终目标。”

在成年后的爱情中,我们希望重新找回和妈妈在一起时那种初始的完全的包容。当我们是婴儿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在那时候,母亲的唯一职责就是照顾我们。在母亲和孩子之间没有距离。对新生儿来说,母亲是全部,不可分离,紧密相连：她的皮肤、怀抱、声音、微笑等,都被他所占有。作为皮肤依然粉嫩的婴儿,我们感到满足。在内心深处,我们从未忘记那个伊甸园。那些未曾体验到这种状态的人们——没有母亲照顾、照顾不周或者有一个自私的母亲的人——更渴望这种理想的爱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努力要找回的“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感觉”究竟是能够实现的目标,还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孩子来说母亲是全部,但是,母亲和其他人也有关联。至少,母亲也有一位足以令孩子嫉妒的爱人,那就是孩子的父亲。所以,事实上母亲不可能“完全属于孩子”。

因此,从我们小时候开始“背叛专属关系”的阴影就存在于我们心底,并伴随着我们长大。隐藏在我们占有欲中的不安全感,在人们日益孤立的现代生活中被放大了。对失去和被遗弃的恐惧让我们紧紧抓住忠诚这一点。处于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抛弃的文化中,我们觉得自己是可以被取代的,于是对伴侣关系安全感的需要也就变得更强烈。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很渺小,就越希望自己对爱人来说更重要。我们希望确认自己是重要的,至少对于自己的伴侣来说,自己必须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希望与爱人融为一体,打破我们孤独的牢笼。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坚持婚姻关系的绝对排他性。成年人的性爱重演了婴儿早期的身心融合——身体的接近和抚摸带来的舒适感与满足感,但一想到爱人和别人这么做我们就会感到十分痛苦。我们觉得,与其他人做爱是终极的背叛。

因此,绝对专一的一夫一妻制成了我们的浪漫幻想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它是我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理念：我是被选择的那个,其他人都不可以。当爱人拒绝其他人的时候,这证明了我的独特性。当你的心思不在我这里的时候,我的重要性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再觉得自己很特别,我的身体和内心都会疼痛。幻灭之后,我要继续漫游,继续寻找：有人能够重新证明我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