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人结为夫妻的那一刻开始,就可以划定各种界限,确定什么在界限之内,什么在界限之外。在所有人当中,你选择了这个人,然后在幸福的周围划定了界限。现在,问题开始出现了：什么事情我可以自己去做,什么事情要和他分享呢?我们去睡觉的时间一致吗?每年感恩节的时候你都和我的家人一起过吗?有时候,我们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试错来进行。我们会审视哪里是雷区,比如,对方会抱怨：“你为什么不找我和你一起去呢?我以为我们会一起去旅行。”一个眼神、一句评论,以及受伤之后的沉默,这些都是我们要理解的线索。我们会判断见到对方的频率、讲话的频率,以及两人预计要共享多少空间。我们筛选各自的朋友,判断在我们结为伴侣之后,这些朋友分别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整理以前的恋人——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吗?我们之后会讨论他们吗?我们会见到他们吗?不管是明面上还是暗地里,我们划分出两人共享和各自独立的区域。

而忠诚是所有这些界限的母亲,是统治夫妻关系的“女王”,因为忠贞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护卫着两人的结合。传统的一夫一妻制指的是一生中只有一个性伴侣,就像鸳鸯和狼一样。而如今,一夫一妻制的通俗理解是只和自己唯一的配偶发生关系。不管一个女人结婚、离婚、保持单身一段时间,先后有几次恋情,再婚、离婚、第三次结婚,只要她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个性伴侣,她就符合一夫一妻的条件。但是,哪怕一个男人在和一个女人持续50年的感情中,在第15年里有过一次出轨,那也属于对妻子的不忠。

正如鲍勃·迪伦所描述的“变革的时代”,在过去的50年中,出现了各种新的婚姻和家庭结构,有未婚同居的情侣,有单身母亲、继父母或养父母,或夫妻双方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此外,多次婚姻和混合家庭(父母是继父或继母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常见,甚至我们可以长期同居但不结婚,也可能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不怎么接触。婚姻关系越发脆弱,无过错离婚的情况屡见不鲜。所有这些都重新定义了伴侣之间生活的界限,以及双方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但是,不管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多么有弹性,我们依然坚定地坚持一夫一妻制,即坚定地保持伴侣之间性爱的排他性。

坚持一夫一妻制是有代价的。巴西家庭心理咨询师米歇尔·施可曼(Michele Scheinkman)说：“美国文化对离婚很宽容——两人的感情完全破裂,给整个家庭带来令人痛苦的影响——但是这个文化却不能容忍对‘性事’的不忠贞。”换言之,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宁愿结束一段关系,也不愿对“不忠”做出半点妥协。

我们对一夫一妻制的信仰根深蒂固,大部分夫妻特别是乡村的夫妻,很少有人公开质疑这个制度,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对这个理所当然的制度提出质疑。即使是那些愿意讨论性爱、自认为非常“开放”的人,也往往是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卫道士”。按照传统的理念,一夫一妻制有着绝对的排他性。一个有配偶的人,绝对不能是“大部分时间里一夫一妻”的,也就说,当婚姻关系确定后,双方都不能再与伴侣之外的任何人发生过于亲密的关系,除非伴侣关系宣告结束。而讨论伴侣之间是否一定要绝对忠诚的问题,则意味着：一夫一妻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其他的任何制度、任何理念一样,同样是可以质疑的,而不是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能否在有些时候对伴侣不忠”这个话题太惊世骇俗了,所以决不能讨论,并刻意避开这个话题。我们害怕盔甲上的小小缝隙,会导致整个武装防线的崩溃。

事实上,21世纪的美国有着50%的首次婚姻离婚率和65%的第二次婚姻离婚率,此外,婚外情发生的概率也居高不下。由此可见,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像一艘逐渐残破的古船,其沉船速度比我们试图修补的速度还要快——这将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固执地相信,最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最完美、最安全的,在这件事上,不允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