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今年22岁,是某常春藤大学的学生。她的母亲是医生,父亲是电脑程序员,父母都是印度移民。父母多年的努力使拉图全家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拉图在竞争激烈的纽约学校读了12年书,她希望能像母亲一样进入医学领域。在一位朋友的送别宴上,我遇到了拉图的母亲。当我告诉她我正在写的这本书的主题时,她催促我去采访她的女儿：“我从女儿那里听到的东西,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孩子对待彼此的方式那么冷酷。你应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真应该和她谈谈。我一想这事就头疼。”我知道我必须去采访拉图,我也这么做了。她开朗,口齿伶俐,相比过去的所谓“X一代”“Y一代”,她就像是她所处新时代的代言人。她对我描述了校园里的性爱情况。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约会。因此,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周五或者周六晚上钓一个人做爱。你可以去派对或者酒吧;每个人都喝醉了,是真的醉了,然后大家成对离去。周一的时候,这段关系就结束了,然后大家会在午餐时相互分享周末的故事。‘勾搭’是一个很广义的词,涵盖了交往、性交,以及性的方方面面。

“理想的大学关系是‘朋友也上床’。你有一个很亲密的男性朋友,你和他在一起很开心,而且和他有一种性爱的欲望。有一天晚上,你俩都喝醉了,在一个酒吧或者其他地方遇见了,你们只要彼此乐意,就可以即兴做爱(感觉好或者不好,这不重要),然后假装它没有发生过。下一周,同样的事情又上演了,然后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你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出门或者喝醉这样的幌子。而是当你有欲望或者单纯只是感到无聊时,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这就是拉图和她的朋友们俗称的“电话炮友”的关系。即便是在这种极端简化的性爱关系中,也有产生感情这个缺点。拉图说,如果某个时候,一方对这种关系更沉迷,那就是“不舒服的谈话”时间了。那种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确定的：这只是简单的“朋友也上床”的关系,仅此而已。“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方对这种关系不满足或不满意,那么两个人的‘炮友’关系就结束了——然后你会寻找下一个做爱的朋友。我们会尽力不要让感情妨碍这种关系。”拉图说的时候带着一丝讽刺。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在拉图的描述中没有任何的具体情节——她与“炮友”之间的关系没有“预热”,没有谁追谁的过程,没有情感的高潮,也没有结局。这是个没有故事的故事。性爱和引发性爱的故事是分开的。“我们故意把感情和性爱分开,不仅仅是男生这样做。”拉图解释说,“男生和女生都是如此,双方的爱情和性是分开的,仿佛性和爱没有关系一样。”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对这种做法很怀疑,我总觉得许多女性朋友更喜欢享受一段感情,而不是单纯的性爱,不论她们想不想承认这一点。”

看到随意甚至带娱乐性质的性,我不想批评这种自由的性爱表达。一次性爱的相遇会产生一系列的碰撞,但这种特定类型的性并非一种性解放的表达,而是一种焦虑的发泄。让我惊讶的是,拉图居然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酗酒和性当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应该做的事。”

在听拉图讲话的时候,我在想,这种新的性爱关系如何让他们面对未来的感情和婚姻。“那爱情和婚姻呢?”我进一步问她,“你们没有恋爱和结婚的念头吗?”

“我们觉得感情承诺就是一种无期徒刑。尤其是对于我的许多男性朋友来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星期内的性爱对象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十年了。”然后,拉图更认真地说,“但我们女生则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持久感情的吸引力,有的人看起来真的希望有那样的感情,虽然我们许多女孩子也和男性的典型看法一样,觉得一夫一妻制在束缚我们。作出感情承诺意味着牺牲自己的目标和抱负,换取一些你无法控制的东西,而且你在未来可能会失去那段感情。作出感情承诺意味着丧失独立性,至少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当你浪漫地邀请别人进入你的世界,你留给自己的空间就小了。”

“所以在有承诺的关系里,主要是你失去了什么,而非获得了什么,对吗?”我问。

“没错。”

“那浪漫呢?”

“哈,那在高中就没有了。现在大学里仅有的几对情侣很显眼,几乎算是怪异,仿佛他们已经结婚了,或者是类似的什么关系。”拉图对那种关系的描述让我很好奇。我一直觉得,亲密的伴侣关系(或者至少是浪漫的梦想)让我们向往,是那种你和爱人一起探索的事情。至少,我觉得她那个年龄的人应该是那样想的。拉图和她的朋友们似乎觉得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历比持久的爱更能给他们安全感。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的文化要求他们自力更生,他们对感情抱着担心的态度。“如果在性之外还有爱情,那会让你非常脆弱。”她告诉我,“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核心问题,就是缺乏信任,拒绝依赖别人。”考虑到现代婚姻的不稳定性,他们作出的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可能算作是明智的选择。讽刺的是,男女平等也在这里出现了：现在男女双方都有权利害怕感情承诺。他们把婚姻视为风险,害怕承担这种风险,相比之下他们觉得危险的性行为更好。

没有什么比和对未来不感兴趣的人一起预测未来更无用了,但有时我无法抗拒,所以我大胆地和拉图分析：“你的话让我觉得,也许这就是那么多的夫妇发现和自己深爱的人做爱很难的原因。这不只是你这一代人的问题,我们整个文化都抗拒脆弱性和依赖。而良好的亲密关系需要伴侣之间的脆弱和依赖。”

“也许吧,”拉图继续说,“但谁说美好的性爱需要两人之间的亲密?如果‘美好的性爱’意味着要靠在墙上做爱,他强迫我,然后在我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前就离开呢?我喜欢自发的性。自发性所带来的兴奋感、不同的性伴侣,还有第二天早午餐之前就说拜拜的一夜情让我兴奋,我们不会相处那么久,也就不会看到彼此的缺点。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兴奋上瘾;我也曾在某段时间里希望和某个人有更深层的感情。我有过男朋友,感觉挺好的,只不过有点沉闷。希望未来的什么时候我能找到平衡——如果那时候我还没有厌倦稳定的感情的话。”

这并不是他们对自由恋爱的审判,所有这些虚张声势掩盖着他们内心的不安。我在想,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性爱不安全感的防备,就像避免禁忌的性爱一样。它是硬币的反面：同样的焦虑,不同的反应。他们喝醉后发生性关系,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们做了,却又假装那件事从未发生过。这一切只是发生了,没有人要为此负责。虽然他们周六晚上的放浪让我们觉得他们已经远离了祖先清教徒的精神,但他们假装放浪的这个事实又提醒我们,他们其实并没有离开那么远。他们偷偷摸摸的性爱不完全是享受肉体的乐趣。如果在他们的肉体欲望中不存在哪怕一丝一毫的不道德感,他们也许就不用酩酊大醉之后再去做爱了。如果他们对性没有那么不安,他们就会把那些事放在心底,会想要保留夜晚的记忆。

如果拉图经常换性伴侣,就可以一直保持由自发性产生的兴奋感。如果她只有一个性伴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拉图了,但许多来进行心理咨询的人都让我想起她。他们发现,他们以前放浪的经历对维持伴侣关系中的性爱是没有帮助的。在结婚前后,他们对性爱的看法完全相同,单一的性爱对象和结婚后的性爱是不同的。如果需要形容的话,它会被视为未来的日子里性欲下降前的最后一次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