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种文化史分期观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欧洲文化史“常识”,也塑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近代文化史的认识。然而,由于这种分期观忽略或者说删除了“古今之争”这一发生在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在欧洲知识人（更不用说在中国知识人）的西方近代文化史“常识”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常识：“古今之争”不仅堪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足鼎立的文化思想史事件,甚至堪称西方近代史上更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西方文明史上的“古今之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古今之争”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人持续半个多世纪（一说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论争——广义的“古今之争”得从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算起,一直贯穿到当代。狭义的“古今之争”起初几乎同时在巴黎和伦敦爆发,两个战场很快融为一个战场,并向欧洲其他学问城市蔓延。

在巴黎,“古今之争”围绕荷马展开,主要引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文学成就而言,今人是否不能超越古人,是否一定得模仿古人；与此不同,在伦敦,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虽然也提到作诗,但明显更关心古今之争与政治制度乃至文明形态的关系问题。古今之战的战火刚刚在伦敦点燃不久,坦普尔就去世了,斯威夫特作为坦普尔生前的秘书,接续了这一论争,并且其焦点更多地转移到对古今政制的比较上来。

《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这部斯威夫特文集除首次翻译《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和《书籍之战》外,还提供了《木桶的故事》的新译本,另附几则相关文献,以及沃顿对《木桶的故事》的反驳。随着我国学界古典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斯威夫特的作品不会再仅仅是“中学语文”推荐读物,而是我们更透彻地理解西方“古今之争”的门径。

——刘小枫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是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讽刺文学的代表,其作品包括散文、诗歌、政论等,但至今只有《格列佛游记》为中国读者熟知。这部斯威夫特作品集,除首次翻译《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和《书籍之战》外,还提供 了《木桶的故事》的新译本（从Walsh编本的150余页注释中选译了少量注释）,另附沃顿对《木桶的故事》的反驳,以及几则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