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校勘记,以单行小字夹于正文中间,辑补文字于字下加▲符号,删去之文字排小一号字,并加圆括弧以表明之,注释置于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后。《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陕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至长江三峡地区。后九卷是对我国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从远古蚕丛、鱼凫的传说时期起,至东晋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叙述的侧重点,则在公孙述、刘焉据蜀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氐李成汉统治时期。

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种本子,有三十种。任乃强先生整理此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校、点和补均反覆斟酌,极见功力。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着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这些工作,对于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应当说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说明所据版本而仅依文理改动者,又其所辑补的文字,除诸书明引为《华阳国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书之有关段落词句以意补之者。这种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辑校原则有不尽合处。好在校勘记中对校改、增补文字的来历及其校补理由均有说明,并有统一的标记与原文区别,读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释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够证据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断成份,我们仍依原稿排印,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作出判断。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