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古代名家,姑置勿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 先生之于古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此集所录,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岂不正合“敝帚自珍”一语。此吾集题名“自珍”缘由之一。

敝帚可喻物,亦可喻人。自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派员接收保管,当属我一生中最重要工作之一。不意1949年8月自美归来,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至于“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弃同敝屣矣。大凡遭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惟立志如此,却难如人愿,而一再遭受打击、摧残与阻挠。

如1958年《髹饰录解说》脱稿,开始搜集清代匠作则例。蒙朱桂辛先生亲笔致函文物局古建所,将前营造学社所藏抄本则例多种借出,益以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处所藏,共70多种。1960年开始汇编工作,至1962年已将漆作、油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作、装修作、铁作、画作、铜作、作之条款,从多种则例中辑出缮录,并加编次,准备进一步将各作中之名辞、术语提出,一一试作诠释。并以佛作、门神作为试点,但仅写成两作概述而“文革”开始。则例汇编工作为我带来无数大字报批判及大小会斗争。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

又如1969年肺病（“三反”中在牢狱遭感染）复发,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而军宣队勒令必须下咸宁干校。劳动中见畦边菜花倒地,犹昂首作花。受其激励,顽强生活,壮志弥坚,竟得康复,幸免葬身云梦之泽。有诗为证：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再如干校后期,生活大有改善。但坐视岁月蹉跎,光阴流逝,不免忧心如焚。亦有诗为证：

春搴兰草秋芝草,

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

咸宁虽好却愁予！

立志不渝,长期奋斗,北风当有转南之日。1979年有伟人出,力挽狂澜,制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对我等实恩同再造。从此多年来写成之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姓名正式出版。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钧！使我等更加废寝忘食,刻苦工作。今日回顾,又何等幸运。自1973年干校返京后,已争取到近三十个春秋,得以出版、再版中文、外文著作约三十种,其中有线图数百幅者,均经荃猷绘制,始得成书。荃猷退休后,亦完成《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及刻纸作业《游刃集》,诚不幸之大幸。

自年前整理去而复还之身外长物,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之清娱。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泰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吾集题名“自珍”,此为又一缘由。

我年八十,左目失明。去年春夏之交,一病几殆。今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折臂翁之年,距证实自然规律之日,为期不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愚夫妇衷心祝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真理彻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