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