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歌唱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有写作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余杰或许就是90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中的一个？

只要翻翻他的这本集子（据我所知,大学四年他实际所写比选出来的要多得多）,就会承认：他读的书很多。作为老师的我,还得承认：很多范围都是我所不曾涉猎的。——这本也是正常的,应该如此的。

而且他还看了很多——“看”校园里的老师、同学,以及校园景观的形形色色；也“看”社会,关注自己所生存的国家、世界与宇宙所发生的一切。

他更是想了很多,很多,思考之广与深,也让我吃惊。他关于“自我”的拷问,更是近乎残酷,也是最引起我的共鸣与深思的文字。

当然,他也骂人。这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也因此成了校园内有争议的人物。而我总要想起鲁迅的那句话：“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现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万分古怪的事。”而这“万分古怪的事”发生在北大,更让我这个北大人感到悲凉与羞辱。——作者在编选本书时,没有收入这些有碍的文字,我是理解的,尽管不免有些遗憾。

自然,无论哪方面都还有发展的余地——比如说,书在杂览的同时,还要精读；在校园里看,毕竟不同于走出去,置身于社会的大海里看；现实关怀之外,还要有形式上的关怀,思想的翅膀还有待更自由无羁,在更广阔的领域飞翔；对自我的批判性审规似乎还可以更彻底些：在顶住压力,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同时,也作点自我置疑,估计到可能存在的危机（陷讲）,以免绝对化……等等。趁着还年轻,没有必要过早地将自己定型化：这正是格局已定,仅能作最后的发挥的我辈所称羡不已的。——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