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译者冯象,上海人。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远赴云南弥勒县作知青插队,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对于教师生涯的这一段时期,他回忆说：“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由于“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训练期间,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来说,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有高考。正是凭借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冯象一步步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云南,北上京城,又远赴美国。高考时,因为当地的土政策限制,凡是已经当老师的人必须报考师范院校,而其他师范院校又不到云南招生,冯象只好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上了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冯象回忆说：“当时招了两个班,一个是四年制的,一个是两年制的。我们这些人都年满25岁了,学校觉得我们的教学经验已经很丰富,学两年够了。”当了班长的冯象和同学们迅速召开了一个会议,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党团员,全部是红卫兵出身。借着当时跟越南打仗的时机,他们折腾了一个学期,终于迫使学校答应恢复四年制。冯象说,他们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气的。不过,书只读到三年级,他就提前考取了北大的西语系,上北京念研究生去了。领冯象进入中古英语文学领域的是他北京大学的导师李赋宁先生,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文明的渊源是中世纪。在现代西方还在运作的那些机构、制度、宗教、道德风貌,都是中世纪开始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文化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

1984年,冯象再次提前毕业,赴美国哈佛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当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将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大跳跃,转而攻读法学,最终又拿下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冯象对此的解释是：“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曾经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管理社会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像《白毛女》、《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文学曾有那么高的地位。改学法学,其实只是改职业,我认为内涵是一脉相传的。”在香港大学教了六年法律后,冯象回到美国,开始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咨询工作,这让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虽然从17岁就拿起了教鞭,但冯象以为自己“并不是特别热爱教育的人”,“在国内我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我也不觉得我教别人,别人就能学会些什么。”但是在清华大学的邀请下,他现在还是担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1992年冯象翻译出版了《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这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完成于公元八世纪左右,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文学的三大英雄史诗）。之后,冯象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撰写了《木腿正义》、《玻璃岛》、《政法笔记》、《创世纪：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书籍,还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和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涉及内容自然横跨西方古典文学与司法两大领域,不可谓不活跃。

冯象的读者集中在两大类上——关心法律的人群和热爱文学的公众,受专业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素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有的作家写通俗文学,也有的作家写给所谓的‘小众’,尤其搞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这个问题更严重。既然是外国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离更远,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同中国读者说话,是个难题。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为此,冯象进行了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在《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中,因为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亚瑟王传奇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交织,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亚瑟王传奇的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而在《政法笔记》中,他又以“法学随笔”的文风评说了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性贿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系列法制领域的事件与现象,被看作是“彻底改变传统的普法文章”。

从五六年前开始,由于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冯象的写作大多与《圣经》相关。他说：“我一般是手头正在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方面的东西,因为经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普通读者介绍一些知识背景。”对冯象重译《圣经》的举动,有人觉得没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则认为是摆在面前的又一次历史机遇,需要好好把握。

冯象本人对其译本的预期是：“一是为中文读者（包括信友和圣经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中文学术译本；二是如果可能,力求让《圣经》立於中国文学之林。”现在冯已经把《新约》全本、旧约中的《摩西五经》、《智慧书》译完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