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白居易诗集的全新整理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特点有二：

1． 全

（1） 本书为白居易全部存世诗歌的校注本,收入《白氏文集》中的全部诗歌作品及集外佚诗。

（2） 本书以影宋绍兴刻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底本,以敦煌本、残宋本、马元调本、曾大有本等国内近二十种珍、善本及日本金泽文库本、东大寺本、真福寺本、伏见天皇临摹本等十六种珍稀刻、写本参校,同时对照以《才调集》、《文苑英华》等相关总集,是迄今为止文字校勘上参照最为广泛、最为权威的校本。

2． 新

（1） 本书校、注参考了前此国内已出的所有具代表性的校、注本,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国截止2003年以前的所有具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许多为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

（2） 本书汇聚了校注者本人十余年关于白居易及其诗文的研究成果,不少内容属新发现,在国内外研究中居领先地位,对研读、理解白诗及相关文学、语言学现象均极有帮助。

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存世诗作计二千八百余首,他生前自编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名《白氏文集》）,先后编成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七卷本、七十卷本及七十五卷定本,并抄写五部,三部分送寺院,两部传付家人 。白居易诗歌创作数量之多,作品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这是由于他本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创作,亲自动手编辑整理（其它唐人诗作几乎都经过宋以后人搜集重编,而且絶大部分诗人是否曾自编诗集及其原貌如何均无从得知）；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诗作脍炙人口,在当时和后代受到读者的珍重和喜爱。

白居易诗作受欢迎的程度,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记述："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谈到："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有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千金换一篇,其有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居易在最后写定《白氏集后记》中也曾提到,自己手定本之外还有"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之本。今敦煌所见抄本白居易诗及托名"白侍郎"诗作 ,晚唐出现、后世多有翻刻的白居易《新乐府》单行本《白氏讽谏》 ,日本《文德实录》、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的记录,以及现存源自平安时代抄本的多种古抄本《白氏文集》 ,可以与上述说法相印证。

白居易身后,自晚唐五代至宋初,白诗仍广为流行,使他在近二百年间成为影响诗坛的最重要诗人。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奉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下列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者计十八人（元稹仅被列为"入室"）。黄滔称："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黄御史集》卷七《答陈磻隐论诗书》）陶谷谓："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皇,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出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晚唐五代出现了一大批诗风宗白的诗人,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持久远胜于同一时期宗温、李或宗姚、贾者。其中韦庄、杜荀鹤、罗隐、贯休、齐己、徐铉等诗人,分别为蜀中、吴国、中朝、南唐等地的诗坛领袖,在他们周围又有众多诗友和追随者。五代入宋后,徐铉、李昉等人继续在诗坛上发挥影响,形成宋初的所谓"白体"诗风 ,并出现了王禹偁这样作为文坛主盟者的白体诗人。事实上,在元代方回所说的"宋初三体"（见《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中,"晚唐体"之名是后来追认的,"昆体"则到真宗时期才出现。从五代至宋初,"白体"（又称香山体、白乐天体）是延续时间最久、具有主导性的一种诗体。宗姚、贾的晚唐体则与其相互补充,但始终居于下风。直到杨亿、刘筠的西昆体和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先后扫荡诗坛之后,白体的流行才告一阶段。此后,"杜诗韩文"逐渐成为宋人模仿的经典。按照宋人新的诗学标准,白诗不断遭到贬抑和指责。但即便如此,白居易本人对两宋乃至后代诗人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在唐代诗人中也仅次于杜甫,而不输于韩愈、李商隐等人。

白居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的取材现实生活的叙事型诗歌创作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浅近通俗的诗风。唐诗中平易近人的作风,被他推到极致,于是才会"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才有唐宣宗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十五）,甚至有荆州街子葛清"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被呼为"白舍人行诗图"（《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这样的事例。白居易所采用的主要用于叙事的"长庆体"歌行,被韦庄以至清代吴伟业等诗人继续运用于叙事诗创作。《长恨歌》等作品则成为宋以后小说、戏曲一再改编重写的题材来源。白居易在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汉字文化圈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主要应归因于这一类创作。白居易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以及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创作实践。自讽谕诗开始,政论诗才真正成为文人诗写作的重要内容。李商隐是继白居易之后的又一政论诗大家。五代时曾有四明人胡抱章和后蜀杨士达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颇讽时事"（《南部新书》癸集）。讽谕精神在宋初王禹偁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再次得到提倡,并在其后的诗文革新中通过梅尧臣等人得到进一步发扬。在这两方面之外,白居易在闲适诗（也包括律体及后期的大部分创作）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所表达的应对人生的态度,对文人诗歌创作及其精神生活可能产生了更持久、更深入的影响。皮日休在诗中称道他："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皮子文薮》卷十《七爱诗·白太傅》）史官也给他做了如下论定："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旧唐书·白居易传》）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杰出人物自号中的巧合："醉翁（欧阳修）、迂叟（司马光）、东坡（苏轼）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白居易精神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由于生活境遇的近似和精神境界的内在吻合,闲适诗实际上成为宋诗人--包括苏轼和陆游两位最著名诗人--以及后代多数诗人最主要的创作内容。

然而,上述这些方面又同时给白诗带来很多批评和指责。"元和已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李肇《国史补》卷下）这个由元、白创作引申扩大而来的"元和体"概念,已被白居易的同时代人在含有明显贬意的情况下引用。如果说李商隐所批评的"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樊南文集》卷三《献侍郎鉅鹿公启》）,还是暗指元、白,杜牧则不留一点情面,借李戡之口直言："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絶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樊川文集》卷九《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唐末以"澄澹精致"、"韵外之致"论诗的司空图则谓："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司空表圣文集》卷一《与王驾论诗书》）

在这些批评中,所谓"淫靡"、"绮靡",是指元、白感伤诗和叙事类作品中与"风情"有关的内容,在作品中专列"艳诗"之目的元稹在这方面程度明显甚于白居易。白居易本人可能也注意到这种批评（杜牧之文作于开成年间,白居易尚在世）,并试图有所补救 。这种批评带有很明显的片面性,《新唐书·白居易传》就称杜牧之文"盖救所失不得不云"。后来更有人以杜牧本人的纤艳诗风为说辞,批驳其立论不当 。此外,白诗在整体上被视为浅切近俗,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其铺张繁富之病遭到如司空图这样的诗论家的贬斥。对白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这两方面。至于讽谕诗论,尽管在创作当时曾给作者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但由于它所依据的儒家诗教立场的正统性,后来很少遭受正面责难。

宋人论诗普遍强调含蓄蕴藉,从容不迫,在这种背景下,白诗的"浅"和"俗"便愈来愈为人诟病。当宋初"白体"流行时,人们曾批评白体（而不是白居易本人）"多得于容易"（欧阳修《六一诗话》）。到北宋中叶以后,对白诗本身的批评明显增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所下的四字断语："元轻白俗。"（《东坡前集》卷三五《祭柳子玉文》）苏轼本人对白居易的由衷仰慕和学习,被这四个字完全抵销了。此外,宋人从"温柔敦厚"的诗教立场出发,对感伤诗乃至讽谕诗创作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指责,如批评《长恨歌》："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批评《秦中吟》等讽谕诗"察察言……则几于骂矣"（洪炎《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北宋中叶以后,杜甫被推为诗歌集大成者,成为诗学典范,人们也常常通过白、杜之对比,抑扬其间。世人对白诗轻视的程度,也可以从以下一些人的感慨中看出："公（韩驹）尝曰：白乐天诗,今人多轻易也,大可悯矣。"（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学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张镃《南湖集》卷四《读乐天诗》）作为这种风气的集中反映,北宋后期出现了一则著名的传言："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惠洪《冷斋夜话》）尽管这则传言明显出于杜撰,当时和后世一再有人出来辩驳 ,但它却迎合了人们需要将某些诗人诗风类型化、极端化的心理,从此不胫而走,妇孺皆知,"老妪能解"已成为白诗无法抹去的标签。

这样来看,宋以来人们对白居易的阅读和接受实际上已划分为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大众传说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白居易被类型化和高度简约化了,就像人们熟知铁杵磨针和力士脱靴的李白一样。另一个是文人的和学者的层面,他们应该是直接和全面阅读白居易作品的,对白居易的认识也应当是比较全面的。尽管后者时时努力矫正前者形像的偏颇,但前者的类型形像对后者也始终有着强烈影响,乃至近几十年来编写的文学史教科书仍然在塑造带有这种类型化特点的诗人形像,只不过角度稍稍有所调整。

二

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注释,是文学接受的学术性部分和基础工作。唐诗的接受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对它的研究和注释中。宋人有千家注杜之说,说明杜诗在当时所具有的文学范本意义,就如唐人注《文选》一样。但唐宋两代,这种被选择为注释对象的文学模板,只集中于少数几种典籍。除杜诗外,宋代只有韩愈文（连带地全部韩集）以及苏轼、黄庭坚等几个有特殊地位的宋代诗人才有注本。即便像李白这样重要的诗人,直到南宋后期才有一个很简陋的杨齐贤注本。在白居易主导诗坛的二百年间,恰恰是文学教育衰退的时期,没有出现任何象样的文学注本。到文学注本大量产生的北宋中后期,"白俗"的说法已占据了上风,白居易的地位已被杜甫完全取代。明清时期,文学注本的范围有所扩大,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唐代诗人都已有了有相当影响的注本。这些注本不一定像《文选》注、杜诗注那样承担指导写作的任务,其产生可能更多地出自注释者个人的阅读兴趣,反映了唐诗阅读和研究范围的扩大。这类注本应当属于研究性注本。但直到近代,白居易诗却始终没有注本产生,不能不说是白诗研究中的一大遗憾。

事实上,如上所说,在文人和学者圈子里,由于白诗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即便在宋代它也并没有被忽视。宋代有大量白集印本,说明对白诗的阅读需要是始终不衰的。南宋著名学者陈振孙编有《白文公年谱》,是除杜甫、韩愈之外宋人所编为数不多的唐代诗人年谱之一。在他之前,李璜已有白氏年谱（不传）,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也做了类似工作。在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避暑录话》、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王楙《野客丛书》等学术性笔记中,都有大量篇幅考证白诗所涉及的各类史事、制度、风俗、典故和语言问题。此外各种诗话中对白诗的赏鉴评判资料也极为丰富。明代也有多种白集刊本,还出现了由郭勋分刻的《白乐天诗集》和《白乐天文集》。清康熙间汪立名刊行《白香山诗集》,在陈振孙所编年谱基础上,对白诗编年做了更细致的考订,并尝试复原白集前后集分编的原貌。此外,查慎行的《白香山诗评》,卢文劭、何焯等人所作的白集校勘,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然而,白诗的完整注释工作始终没有人做。推究其原因,也许首先与"老妪能解"这样的习惯认识有关。就像戏曲小说和白话诗在过去很难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注家极难甘冒浅陋无学之名与流行观念挑战,去为极俗的白诗做注。此外,注家不屑为白诗做注,确实与白诗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有关,即絶大部分白诗均题旨明白,即便采用寓言形式,也会明确交待寓意所指。自宋以来,由于比兴寄托诗说的影响,文学注释工作的重点往往在那些寓意隐曲乃至众说纷纭的作家作品。愈是晦涩难懂的作品愈易引起"研究"的兴趣,这倒也符合常理。作品总的题旨明白,细节问题也就相对容易理解或被忽视,对注释的需要也相对减低,那些长于索隐附会的注家当然也就无用武之地。因此,到文学注释日益学术化的清代,李商隐便成为这方面的代表,出现了众多注本。旧注释学的这种偏颇造成很多流弊,我们在杜甫、李白等大家的注释中已看到太多的不顾作品原意的穿凿附会之说。白诗中仅有极少数作品如《长恨歌》曾遭遇类似的生剥曲解,说明它对这种过分的解释具有一种天然的抵抗力,因此不合注家的口味。

但与上述情况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是,白诗无注,其实不是由于它无须注,太易懂,而是因为白诗卷帙浩繁,涉及问题太多,清代学者已有难措手之憾。汪立名《白香山诗集序》云："白诗日在人口,独无披榛莽而扫芜秽者,徒以公诗视唐人独富,辟如营丘浚壑则日求增拓为快,若黄河千里,望洋而叹,但能考星宿于图经而不暇躬泝其源流之分合也。"由于缺少前人校勘、注释工作的积累,又由于聚书不易、头绪烦杂、书写繁重等原因,要对篇幅超出其它唐人文集至少一倍以上的白集进行全面的校理注释,对于勤于著述的清代学者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工作。事实上,在当时我们尚未见到卷帙如白诗之巨的其它文学注本。如仇兆鳌注杜诗,杜诗篇目仅及白诗一半,又有宋以来大量注本参考,仇氏尚为此付出几乎毕生精力。因此,清代学者有意治白诗者,也多限于校勘工作。汪立名用力最多,曾对若干篇章中的部分问题酌加笺释,"虽不能篇篇皆备,而引据典核,亦胜于注书诸家漫衍支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他之后,赵翼、翁方纲等人对白诗还多有评论,但再无超过汪着的进一步成就。

从清后期迄今,唐诗乃至其它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重点在不断游移之中,但总的来看,从新的历史观和学术视野出发,文学研究愈趋全面客观,研究性的注释工作也愈趋深入广泛。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在同一时期,杰出历史学家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人的研究领域均延伸到白居易。其中陈着《元白诗笺证稿》,主要从政治和社会史研究入手,从《新乐府》、《长恨歌》等代表作品中发掘史料,并以元、白为个案例证深入剖析唐代社会风习。岑仲勉除对白集版本源流进行深入考证外,还以竭泽方式钩稽各种史料,考订人物世系、行第、官职等问题。他们的研究方式和关注问题有所不同,但同样采用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将文学史料视为全部历史材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力图为文学阐释提供真实可靠的历史背景说明乃至各种细微的历史人事线索,以此取代旧注释学的索隐比附方法。他们的研究对唐代文学研究和唐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白居易研究乃至中唐文学研究仍是史学与文学研究相互渗透、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在他们之后,八十年代朱金城出版《白居易集笺校》,除对白集进行全面校勘外,继续岑仲勉的历史考证工作,对白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交游、地理方物、官职制度等问题全面加以笺释,取得了远超于清人的研究成果。

三

为白居易诗提供一个完整全面的注释本,在学界早有酝酿。笺释本因体例所限,着重笺释写作背景与人事地理,与全面的注释工作尚有距离。《白居易诗集校注》的编撰为弥补这一缺憾,力求在充分利用各种校勘资料、全面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白居易全部诗歌作品所包含的各种问题提供详实注释。与其它诗文注释的工作方法基本相同,本书的注释内容也大致包括三方面：一、史实与社会生活；二、用典；三、语言。

在唐代政治社会史与白诗关涉方面,《元白诗笺证稿》提供了典范性的研究成果。其它历史背景、人事地理和白诗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朱金城《笺校》也有较充分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本书将汲取唐史研究的最近成果,不再只是选择性的而是对白诗全部作品所涉及的各种问题,诸如制度朝章、官职服饰、农桑商贸、日用百工、房舍建筑、四时习俗、婚丧礼仪、歌舞伎艺乃至象戏博弈之类,都通过钩稽史料,提供尽可能详实的说明。宋人程大昌说："乐天诗最为平易,至其铺叙物制,如有韵之记。"（《演繁露》卷十三）通过全面的注释工作可以看到,白诗的各种描写包括很多细节,都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白诗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唐代社会生活的史料,其例不胜枚举。此外,运用日本古抄本等新的校勘数据,一些疑难或被忽略的问题也可找到新的解决线索。如《新乐府·蛮子朝》（本书卷三0140）："蛮子导从者谁何,摩挲俗羽双隈伽。"二句向称难解。日本古抄本"摩挲"作"磨些"。根据《新唐书·南蛮传》"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异牟寻畏东蛮、磨些难测"的记载,可大概断定此句是说南诏导从羽仪出自磨些之族。白居易个人生活的一些问题,也需结合相关历史环境做进一步考察。如白居易晚年常以"逋客"自称,一般情况下可能被理解为只是表达退隐之意。但如《喜老自嘲》（卷三十七2783）所云："名籍同逋客,衣装类古贤。"实际是指其久居洛阳,为寄住户或衣冠户,性质类同客户。这是唐代士人规逃赋税的惯常做法,由此我们也可了解白氏退居洛阳的另一层社会原因。

在白诗所涉及的地理、人事方面,本书也对前人考释成果有所补充修正。如《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卷六0261）所记"写经僧",经考证为法诚事迹,见道宣《续高僧传》。《新乐府·阴山道》（卷四0156）所谓"合罗将军",应据日本抄本作"合阙将军",即新旧《唐书·回纥传》之"合阙达干"。《黑潭龙》（同卷0168）之"黑潭"应指仙游寺潭,与炭谷湫或黑龙饮渭之说无关。《送文畅上人东游》（卷十三0649）之"文畅",为南泉普愿弟子,见于《宋高僧传》,与《香山避暑二絶》（卷三十三2412）之香山寺"畅师"无关。《别苏州》（卷二十一1426）诗中所言之"浒水",即苏州浒墅河,非常熟以北之许浦。《天津桥》（卷二十八2066）所言之"窈娘堤",在洛水上,因传说乔知之妾窈娘投洛水而得名。《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卷三十三2458）之"仓部郎中崔晋",当依日本抄本作"崔瑨",见《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又见《旧唐书·崔珙传》,为珙弟。《和李中丞与李给事山居雪夜同宿小酌》（卷三十六2707）："宪府触邪峨豸角,琐闱驳正犯龙麟。"注："二人当官盛事,为时所称也。"此"李给事"为李中敏,其上言斩郑注雪宋申锡冤事,见《旧唐书》本传,等等。

白诗用典之多、语料之丰富,不逊于任何唐代诗人。由于无前人注释可参考,注释工作的繁难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此。前人因轻视白诗,不自知学识不广,往往导致刊刻中误会误改。一般人读白诗,也可能满足于明白大意,而忽略了许多问题。历代学者在白诗校勘中,已指出了一些错误。如南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就曾指出：《贺雨》（卷一0001）"已责宽三农"用《左传》语,刊本误为"责己"。清王应奎《柳南随笔》指出：《池上篇》"如鼃居坎"用《庄子o秋水》篇语,"近世相沿误刻,前明如董尚书,今如王吏部,皆喜写《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误作龟。"（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引）又如《夜送孟司功》（卷十七1038）："浔阳白司马,夜送孟功曹。""白司马"日本古校本作"鱼司马",平冈武夫校本以为"鱼"为"鲁"字之破体,指晋良吏鲁芝。傅璇琮先生指出,"鱼"字并非破体,此用何逊《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意。类似的误刊之例,在校勘和注释中仍时有发现。如《寓意诗五首》之一（卷二0090）："不如粪上英,犹有人掇之。"用石崇《王明君词》"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语,而被明刻改为"粪土英"。又如《送陈许高仆射赴镇》（卷三十一2241）："敦诗阅礼中军帅,重士轻财大丈夫。""阅礼"当作"说礼",用《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礼乐而敦诗书"语,刊本均误。这些用例均出自常见典籍,只是由于轻视白诗,未有人认真为其作注,以致读书莽卤者相沿误会,长期未能纠正。

白诗用佛典之语甚多,其中被误会之例可能更不易觉察。如《香山居士写真诗》（卷三十六2688）："勿叹韶华子,俄成婆叟仙。""婆叟仙"即婆薮仙,为密教胎藏界曼荼罗所绘二十八部众之一,明刻及《全唐诗》等均作"皤叟仙",显然不明其所指。又如《岁暮寄微之三首》之二（卷二十四1654）："龙钟校正骑驴日,顦顇通江司马时。若并如今是全活,纡朱拖紫且开眉。""全活",唯日本抄本作"王活"。此用波斯匿王卧闻二内官相争"依王活"、"自业力活"故事,见《杂宝藏经》,亦为《法苑珠林》所引。这个故事颇为流行,唐代曾有一个改写的魏征闻二典事相争的故事（见《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一四六亦引）。刊本因不明其意,而改为不知所云的"全活"。

在诗歌语言的其它方面,宋人曾指出："亲家翁、开素、鹊填河,皆俗语。白乐天用俗语为多。"（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由于敦煌文献、禅宗文献提供了大量新的唐五代语言材料,近几十年汉语史唐五代阶段的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在语言史研究中,白诗由于保留大量唐代俗语,常常作为传世文献材料被引用,与敦煌文献等相印证。除民间俗语外,白诗还提供了很多唐代官场及其它社会场合的流行语材料。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本书注释亦受赐极大。这里只举两个语音方面的例子。《赠邻里往还》（卷二十八2017）："骨肉都卢无十口,粮储依约有三年。""都卢"即都（全都）,《广韵》、《集韵》"都"均无又读,可见"都卢"即是唐人对"都"（全都）的记音,二字连读即今语之音。《老热》（卷二十九2144）："亦无别言语,多道大悠悠。""大"日本抄本注："音拖。"《礼记·曲礼上》郑玄注："裘大温。"《经典释文》："大音泰。徐他佐反。"白诗读音正同。又《蓝田刘明府携酎相过与皇甫郎中卯时同饮醉后赠之》（卷三十一2253）："不为刘家贤圣物,愁翁笑口大难开。""大"读音亦同。敦煌文书P.3125阙题诗："春来分付与日头,冬天没衣总独卧。连竹色凑三个妇,数内最他阿林大。"卧、大押韵,读音亦同白诗。"大悠悠"在敦煌文献和禅宗典籍中屡见,读音均应同白诗。此字在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多写作"忒",今书面语作"特",仍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

综合用典和语言来看,白诗注释的任务应包括三方面：首先,给出所有前代文献和书面语出典,确定白诗思想和语言表达的延承关系；其次,尽可能充分地给出同代语言用例,确定白诗作为断代语言标本的意义；再次,寻找白诗特有的语言表达和艺术处理方式,确认诗人的个性及其艺术创造性。一个好的文学注本,应当能承担起这三方面的任务。当然,在完成任务的具体工作中,本书尚有许多不足。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白氏文集》的多种刊本、抄本珍贵资料陆续刊布,为白诗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同时,唐史和唐文学研究、敦煌学研究、唐五代语言研究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为白诗研究和注释提供了多方面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使后人有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尝试前人未能完成的工作。近十余年来文献典籍数字化处理技术的发展,更使文史研究的工作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注释所依赖的繁重的资料积累和文献检索工作达到前人无法想象的便捷程度,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加快了工作速度,减少了错漏。《白居易诗集校注》的编撰是拜无数学术前辈所赐,也是拜时代所赐,拜良好社会环境和技术进步所赐。尽管如此,这样一部含有近三千首诗、数万条校语和注释、涉及许多复杂问题、以百万字计的注本,因校注者学识和能力所限,难免仍会留有许多错漏和未解决的问题。此外,深感遗憾的是,仍有一些珍贵校勘数据本书未能利用。如日本管见抄本,全文仍未公布,本书只能以转引方式引用部分内容。又如清代藏书家已谓罕见的武定侯家（郭勋）刻本《白乐天诗集》,日本东京都立图书馆藏有一部,本书也只能通过转引引用了其中很小一部分。这些缺憾只能留待以后设法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