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从这本《大教堂》中嗅出卡佛的变化来。在这本创作于1982年到1983年间的小说集中,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 ,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