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之初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我曾选了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一课,这是我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当时向先生已是名闻海内外治中西交通史的权威了。向先生讲课的内容极其细致,每每也发挥自己一些精辟的理论见解（例如,他认为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心态是健全的,宋代以后开始出现病态的扭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试是写一篇读书报告。我的报告经向先生仔细阅过,还改正了错字,给了我80分。其后多年人事倥偬,遂长期搁置了这个题目。

五十年代后期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侯外庐先生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嘱我准备一份有关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的资料。我当时接触到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向先生三十年代在英法两国访书的手抄本,可称是珍贵的名料。这些资料后来一直放在我们的研究室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度更换领导,人多手杂,历经搬迁,这些珍贵的资料现已下落不明,实在是很可惋惜的事。我在着手之初,本来是准备把收集到的材料分门别类做出一份资料长编供侯先后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