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写作《文化哲学》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由德国贝克出版社（Verlag C.H. Beck）作为遗著出版。《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他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基于这部著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因此,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一般说来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就可以了。

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末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其对文化本质的独特理解：“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为这种有活力的理想所决定。”即“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把它精确地表述为：‘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 施韦泽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只有当能够认识文化的伦理本质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我们才可能重新走上文化之路。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对整个人类思想的研究使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能够超越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新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的世界观。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