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的《国人》不仅仅是一种摄影的构成,更是一种历史的重新构成。不可否认,他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与知识实际上是他人以各种方式传输给他的并且成为他的记忆的参照与依据,这当中包括了后人的各种事后制作的图像。但他当仁不让地挪用了这些图像,不管它们是否因时间、空间,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变形。他不惮成为这些记忆物质的俘虏,但却又有意试图摆脱并超越它们所设置的障碍。他以个人化的摄影复制使它们成为一种新的、刻上了刘铮的个人印记的记忆样态。然后,他再以自己的摄影作品的方式把记忆又一次传输给了他人。这时,他成了恒久的的记忆传达的链条中的一环。而这是以摄影这么一种方式连接起一的。而这一切的代价,他在创造一种个人性质的记忆的同时,也存在着为某种集体记忆与集体意识所统一、所利用的可能性。然而,对他来说,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检验历史的真实性如何,这超出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家的能力。他要做的是,以这徙方式确认自己的记忆,并为“国人”们寻找一种他认可的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