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剧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一起被誉为"四大名剧",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本书以暖红室复刻凌濛初本为底本,并以王骥德、金圣叹、毛西河、刘龙田、何璧、张深之诸本以及《雍熙乐府》参校,并结合了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久负盛名的岳麓出版社出版,包装精美,是戏曲爱好者阅读、收藏之佳品。

如果有人问,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户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应是《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

《西厢记》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不多。元人钟嗣成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明初贾仲明则给他写过一首吊词：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台台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从词里提到“风月营”、“莺花寨”的情况看,王实甫很可能是常与歌妓艺人生活在一起的“书会才人”,他的《西厢记》,在元明之际已被认为是“天下夺魁”之作。

据我们判断,《西厢记》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这篇小说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展示了唐代社会负心男子“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到了北宋时期,这篇小说被收进《太平广记》,传播更广,苏轼、秦观等著名诗人对它有过题咏,并且成为民间说唱的题材。金代董解元写了一本《西厢记掐弹词》,他不仅丰富了《莺莺传》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赋予莺莺和张生以全新的面貌,强烈地突出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法的主题。在元代,戏剧勃兴,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唱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写成了“天下夺魁”的剧作。

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婚姻要服从家族和政治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禁锢青年的枷锁。王实甫《西厢记》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首先在于它正面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希望青年男女能够打破封建礼法的牢笼。在戏里,王实甫以生动活泼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争取恋爱自由的男女之间尖锐的冲突。老夫人是疼爱女儿的,但她更注重维护“家声”,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辱没了家谱”。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宣称要把莺莺掳去当压寨夫人的时候,从“家声”考虑,她不得不表示愿意把莺莺许配给声称能够以计退贼的张生；等到贼兵退了,从“家声”考虑,她便不愿意承担诺言,演出了“赖婚”的一幕。而后来张生、莺莺明来暗去,生米煮成了熟饭,她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也是因为担心“家声”受玷。很明显,主宰老夫人的行动的,正是在封建礼法遮盖下的家族利益。王实甫环绕着老夫人三番四复的变卦,揭示她的性格实质,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打击。

在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的情况下,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莺莺爱起来了。他们在佛殿相逢,一见钟情；他们在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后来发展到传书递简,跳墙赴约,西厢幽会。这一幕幕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行动,不知使多少卫道先生咬牙切齿,乃至把《西厢记》列为“禁书”；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它是在封建礼法夜幕下使人灵魂震撼的闪电。

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张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一介寒儒,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勇敢的。莺莺作为相国小姐,表现就不同了,她爱张生,却又躲躲闪闪；她要依靠红娘的帮助,却又想瞒着红娘,不肯让红娘晓得她内心的秘密。王实甫细致地刻划莺莺在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变化,使她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男女要战胜封建制度是多么的艰难,他们固然要敢于突破种种世俗偏见,还要挣脱自己在心头上的枷镇。我们认为,王实甫高明之处,在于他能洞察不同身份教养的人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正由于《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是以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基础,因此显得特别富有生命力。

《西厢记》的语言,本色与文采交错,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在这里,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应从喜剧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才可以准确地理解它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