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０一年）是活躍於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也是慶應義塾大學的創辦人。他出生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從小即嶄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他極為不滿封建時代的死滯社會,對西方的新學問則充滿好奇與求知慾。 他年幼時學漢學,青年期改學荷蘭學,在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體制下,荷蘭學是唯一能接觸歐洲文明的管道。而在當時的亞洲諸國中,相較之下,日本是最能虛心地承認西方文化優點的國家（雖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一八六０年幕府派遣使節赴美國時,福澤諭吉要求以從僕的身分隨團赴美。翌年,他又參加幕府的赴歐使節團,歷遊法國、英國、荷蘭、德國、俄國、葡萄牙諸國。 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數次拒絕官位,始終堅持其在野的立場。然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政府的要人並表現在施政上,另一方面他的門生也有多人擔任官職,參與政治。他的名著《勸學》（共17篇,1872～76年出版）及另一本著作《西洋事情》（1866年出版）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也成為明治初期的教科書。尤其《勸學》一書共發行七十萬部,第一篇若連同海盜版,大約銷售了二十二萬部,換言之,當時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勸學》一書的中心主題,充分表現在書中的首句：「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下沒有人上人,亦沒有人下人」。福澤諭吉在此書中,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獨立的精神。 一八八五年三月一六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他呼籲日本人,不要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日本應盡速加進歐美先進國的行列。他的「脫亞論」其實就是「脫亞入歐論」,這種想法至今仍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思想當中。身為亞洲人,我們除了對此「脫亞論」感到遺憾外,還應該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癥結所在。 從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培利（M.C.Perry,1794～1858）挾著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以來,經過明治維新,直到太平洋戰爭,日本舉國上下的目標就是想脫離「二流國」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國。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國」當然不僅是包括文化、科學方面的進步（西化）,同時也包括當時「一流國」的擴張主義。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情結,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獨立、平等的福澤諭吉,其晚年竟然會提出「脫亞入歐」論,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 一八九七（明治三十）年秋天,有一個外國人希望福澤諭吉撰述明治維新前後的親身經歷,福澤諭吉靈機一動,認為倒不如撰述自己從小至大的經歷及成長過程,於是他找來當時著名的速記員矢野由次郎,由他親自口述,令矢野將他的口述記錄下來,這就是後來的《福澤諭吉自傳》。此《福澤諭吉自傳》日文原名《福翁自傳》,是日本自傳文學中的經典之作。 這口述一個月分四次進行,一次大約四小時,每次原稿整理出來之後,福澤諭吉都親自潤筆校正,然後才進入下一節。口述時,福澤諭吉只拿著年表,憑著他的記憶敘述（後來日本學者發現,福澤諭吉在口述前事先準備了筆記）。福澤諭吉的記憶力甚佳,對於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事實敘述甚詳,而且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自傳》的內容大都相當正確。然而由於福澤諭吉口述時,已屆六十四歲（虛歲）高齡,因此難免在時間、人名、地名方面有些記憶錯誤,這些錯誤,譯者皆已參考日本學者的通說加以改正,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譯文不再一一指出錯誤所在。 《福澤諭吉自傳》起先刊登在《時事新報》,從一八九八年一月開始連載,至翌年二月十六日結束。單行本則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版。一九三四年由北星堂出版了英譯本,英美各報章雜誌皆佳評如潮。此英譯本於一九六０年出版新譯本。一九六六年,哥倫比亞大學也出版了英譯本,據云至今銷售仍然不惡。一九七一年,在德人琳玆希勒的主持下,由慶應義塾大學德國文學會的全體教授共同翻譯德文譯本。 我們從《福澤諭吉自傳》一書中,不但可以了解福澤諭吉的生平與心路歷程,更可以從具體的事實中管窺明治維新前後的社會動態。從某種方面說來,《福澤諭吉自傳》可以說是日本版的《西潮》,裡面詳細地描寫著東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但是由於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影響明治維新既大且深,所以其重要性當然遠遠超過《西潮》。即使以文學作品來看,本書的敘述手法甚為高明,而且福澤諭吉對自己的缺點也頗為坦白。雖然福澤諭吉並沒有剖析到他的靈魂深處,但是他敘述故事的口吻相當幽默風趣,獨創一格。 日本政府為了紀念福澤諭吉對日本的影響與貢獻,數年前,特別在紙鈔革新之際,將福澤諭吉的肖像印在萬圓大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