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分為三大部份：「人民」、「政府」和「國家」。

既非私人之感性情事；亦不是高瞻的哲思理念,除了臧否時事,作者的企圖,是密謀顚覆時評的“泡沫性”。例如,他在＜我,卑微的銅鐘,在廢墟裡睡得非常安穩＞以擬人法將天星碼頭那個銅鐘,用文學的筆觸一點,像個被附身的乩童,與香港的年輕人對話起來。在＜一句輕佻,喚醒了一縷冤魂＞用小說體來駁斥政客對史實的污衊與抺黑,試圖實驗時事評論的敍事限制。

而他對港台的愛之深責之切,洋洋灑灑提出可行與不可行的種種論述,近乎無情的嘲諷,引來小眾的紛歧議論,但也開創一種可能性,為什麼社論就要是一槌定音,必得有堅定立場的？善於下結論的時評觀點容易萎縮並僵硬,指向不能變通的死路去。開放式的懷疑觀點卻是把對錯先擺在一邊,如丟出一塊石頭在湖面掀起水波,讓一個簡單的論點複雜、斷裂、多層次及多元。＜香港電台值不值得「救」？＞、＜To撐,Or

Not To撐？＞等文章,是作者不斷在對大眾發問也對自己起疑、修正的書寫方式。唯一堅定的思想並沒有搖擺不定,那是“言論自由”。

而對台灣政治及政治人物的觀察與批判,馬先生既狠也準,＜小馬哥,你還在等什麼？＞＜陳水扁哪有資格拆蔣介石銅像？＞是少數可以把台灣現象一刀切的漂亮的作者。

馬先生的社論或許不夠厚道。不算中立,未能符合多數人對政評的期待。但當我們在報紙上讀到的不是一種酸溜溜進不了大腦的學究文章,就是社團式那種誠懇但愚昧天真的觀點時。馬先生的社論提供了另類的場域,不管磨刀試劍、擦槍走火,他總勤勞的在做“除魅”工作。在那眼花撩亂看似真理或以神聖、人民為名的行動下,那些煙幕下的勾當,他金睛火眼有時還爆粗的直指其非。

我們冀求一個好的社論、一個精彩的社評,是在時代轟隆隆的往前急疾走時,當事件或人物在我們身邊以一種陰霾天氣那種悶翳而緊繃的情緒出現,我們遂希望有一個渠道,可以叫我們無以宣泄的現實反應,可以有人即時的說出,因而得著安慰或是同路人的情懷。我們無法捉到那一晃而去的景物,至少,是有人寫出一篇篇的即時的章節,一如順著節氣時令記錄著香港所發生的事,那將是幾十年後,後人可以握實的地方誌異與個人表態。

馬先生以「我們」作為書名,或正是他所發願的,這本書是屬於“我們”,而不是“他者”。所有的包袱,我們都有份要負載。

香港十年,作者亦正正回歸香港十年,他孜孜不息的寫著,唯願以我鍾愛的偵探小說家漢密特中形容的“理想人物”來祝福作者：

「他不會不誠實的收取任何人的金錢和忍受任何人的侮辱而不求公平的報復。他是個寂寞的人,他的驕傲就是你把他當做值得驕傲的人看待,否則就很遺憾認識他。他說像他年紀的人該說的話──也就是有點粗魯機智,醜陋活潑,討厭虛偽,輕視瑣碎。」

「我們」一書裡頭的事件、人物會過去、死亡。但觀點卻留在那兒。時間會淘汰同期誇大、虛偽與愚昧的文字,像一個在河中的淘金人,同時也萃取了真實、誠實和智慧的論述,那閃爍在太陽底下的金光,是這一代人給下一代人的贈禮。

BY 張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