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讀辛德勇的論文集

黃永年

辛德勇的博士論文《隋唐兩京叢考》由三秦出版社印行後,我曾在1993年第3期《書城》雜誌上寫過介紹文章。幾年過去,中華書局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論文集《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我因為題寫了書名的緣故,得先讀樣書,喜悅之餘,不免再說些話。

辛德勇現在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學術委員,在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這一行中,被認為是有所成就的中青年學人。這本論文集的文章又多數是圍繞漢唐長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陸交通等問題做探討,除了關涉城坊的已見《隋唐兩京叢考》外,還旁及唐以後西安城和其他交通要道,對重要文獻如《水經注》等也有所考訂,公世後自必為研治歷史地理以至研治隋唐史者歡迎,在這裡毋庸贅說。我要說的只是辛德勇取得這些成就主要依靠了什麼,順便再就此發點題外的議論。

辛德勇的成就突出表現在考證,這也是內行人的共識。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他的考證文章所以寫得好,真能解決問題,主要在於他對文獻的嫺熟,因而考證起來能運用自如,得心應手。熟悉辛德勇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學本科讀的是地理系,對文獻、對考證可說幾無所知,到讀歷史地理碩士生、博士生時才接觸了這套學問而大好之。這自然得歸功於他的導師史筱蘇（念海）先生。眾所周知,筱蘇先生是以實地考察來解決歷史地理問題而享盛名的。實則其文獻功底之深厚仍不能忽視,如所提出黃河中上游原有眾多森林使水土得以保持這個重要論點,就是掌握了大量文獻做出來的。辛德勇當年就是秉承了筱蘇先生的教誨,同時奉筱蘇先生之命聽我的版本目錄碑刻等課也起了點作用,從而在文獻上下了扎實的功夫。記得當時我正為中華書局點校元人駱天驤的《類編長安志》,此志自元以後即無刻本流傳,他看到我用的複印舊抄本,就連我的校語再複印了一部。我有宋敏求《長安志》的畢沅刻初印本,他也借去複印。凡和歷史地理直接間接有關的古籍,只要能買到,無不節衣縮食去購置（所以後來他寫文章,除查地方誌外,一般不必去圖書館,我到他家看過,確已買得很齊全）。購置了便認真讀,我看到他的常用書包括《長安志》等複印本上都有蠅頭小字的校語。他就在這些文獻包括文獻的字縫裡發現新問題,提出新看法,寫出為人們包括老一輩學者所稱許的文章。

從這本論文集裡舉個實例。從長安往東去的崤山古道上有西崤、東崤兩個地名,而《左傳》上有“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的話（僖公三十二年）。後者是人們熟悉的,因為它曾被加了個《蹇叔哭師》的題目收進了《古文觀止》。大概受此影響,有的專家在論述崤山古道時就認為“崤山有二,北為東崤,南為西崤”,把東崤、西崤分派為一在北道,一在南道,以與《左傳》北陵、南陵之說相一致,也就是把北陵等同於東崤,南陵等同於西崤。辛德勇在此論文集的《崤山古道瑣證》中指出這種講法有問題。他從《太平御覽》卷四二地部七“崤山”條引用西晉戴延之《西征記》中所說的：“自東崤至西崤三十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絕不異東崤。”看出這東崤、西崤是在同一條東西方向的道路上,把東西二崤放到一北一南兩條道路上顯然是遷就《左傳》“殽有二陵”的牽強附會之說。

這是用文獻裡的硬史料來糾正時賢之說。還有文獻記載本身就不精確,甚至互相矛盾,辛德勇也能很好處理,合理解決。如“霸上”這個地名,由於劉邦“先諸侯至霸上”迫使秦王子嬰出降而知名。但其地究竟在哪裡,《水經注》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說法。《水經•渭水注》說：“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是也,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這漢文帝的霸陵和芷陽都在灞水西邊的白鹿原上,因此霸上也得在白鹿原上。這是一種說法,頗獲得後人的信從,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南宋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以至今日頗為權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1979年版《辭海》都這麼定這麼說。但《渭水注》在下文又說：“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這高祖舊停軍處當然就是“先諸侯至霸上”的“霸上”,這裡說它在霸水東邊的霸城,則霸上又應在灞水的東邊而不可能在灞水西邊的白鹿原上。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宋敏求的《長安志》、南宋程大昌的《雍錄》都據此來個折衷,說灞水東邊的霸城和西邊的白鹿原都可稱霸上。論文集裡收了辛德勇為此撰寫的《論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和《再論》、《三論》三篇文章。主要根據《晉書•苻健載記》說桓溫伐秦“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而《苻堅載記附王猛傳》王猛對桓溫所說“公不遠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這條最有力量的史料,來論證霸上只可能在灞水東邊,並從其時綰轂長安東方的函谷關、武關、蒲津關三條道路的交會點之在霸上,來論證霸上在灞水東邊的合理性。至於《水經注》的前一說,辛德勇用《三秦記》校過,發現系酈道元移錄《三秦記》舊文時誤置秦芷陽于白鹿原而產生的錯誤。從正規的考證要求來講,辛德勇這一套不能不說已達到了精密的程度。

這裡還可以用論文集裡《考〈長安志〉、〈長安志圖〉的版本》這篇文章,來說明辛德勇給文獻本身做考訂的水準。使用過元人李好文《長安志圖》的人都知道,《四庫提要》對此書這麼說過：“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列于宋敏求《長安志》之首,合為一編,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既乖編錄之體,且《圖》與《志》兩不相應,尤失古人著書之意,今仍分為兩書,各著於錄。《千頃堂書目》載此編作《長安圖記》,於本書為合,此本題曰《長安志圖》,疑李經與《長安志》合刊,改題此名。”1979年我撰寫《唐史史料學》初稿時,只用沒有李好文自序的畢刻本《志圖》,也就信從了《提要》的說法。其實《四庫全書》寫本是有李氏自序的,辛德勇從影印文淵閣本找了出來,根據序中所說“書成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這句話,斷定李《圖》本系撰繪以補宋《志》,所以除此嘉靖十一年李經刻本外,同樣源出元刻的成化四年郃陽書堂本也是《圖》、《志》合刻,糾正了《提要》和我的錯誤。並從李好文友人吳師道的《吳禮部集》裡查到了得李氏贈書後所撰寫的《長安志圖後題》一文（卷一八）,證明《千頃堂書目》著錄李《圖》作《長安圖記》為傳寫滋誤。

現在的書評往往流於無原則的捧場。我在上面說了這一些,是否也在為辛德勇捧場呢？我說是的,不過這捧場是有原則而非無原則的。原則者,即如實地講出這本論文集的長處。好讓有些人知道什麼才是正經的考證,真正的考證。因為這考證也者實在有點經歷滄桑。先是把它和理論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只能講理論,把考證雙手奉送給了資產階級,說是資產階級的壞貨色,個別以馬克思主義自炫的人甚至面斥久有學術地位的老前輩：“就是這些線裝書害了你！”撥亂反正以後,這種說法失去了市場,考證工作逐漸吃香。但正由於長期把它打入了冷宮,現在重新揀起來往往不會使用,以致規矩的人考證起來也不免鬧點笑話,心術不正者則打著考證的旗號玩些亂七八糟甚至招搖撞騙的把戲。什麼一下子破譯了幾百幾千個金文甲骨文啦,用家藏的貞觀拓本破譯了《石鼓文》之謎啦,考證出孫武的出生地啦,珍藏著從竹簡抄出的《孫武兵法》八十二篇啦,脂批本《石頭記》是劉銓福等偽造的啦,《紅樓夢》是講名叫竺香玉的女人入宮謀殺雍正皇帝啦,每出一說,必有報紙為之宣傳鼓吹,但求驚世駭俗,以取得所謂轟動效應為能事。幸好稍有識見者還不致為其所惑,這類過於荒唐的貨色正式出版問世的還為數無多。問題是正式出版問世的就都高明了嗎？很遺憾,也不見得。在所謂學術書中,仍不免充斥著搭個框架、湊點議論,在通俗讀物與教材之間的作品,很少見到以論文集面目出現的高水準出版物。

其實真正的學術成果,一開始倒多數是以單篇論文出現的,包括自然技術科學也不例外,所以在國際上學術期刊、論文集、文摘極受重視,而我國老一輩的學者如先師顧頡剛先生的成名之作《古史辨》,就只是他和人家商討古史的書信集論文集。陳寅恪先生也一向只發表論文,到抗戰期間才出了兩薄本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中多數還是以前的論文或據論文所改寫。現在不知何故,論文集許多出版社不願出,說是新華書店不訂貨,銷不出。加上有些學校評職稱時書也比論文頂用,哪管只是抄襲拼湊的貨色。所以中華書局在此氣候中能印出辛德勇這樣一本供內行閱讀的論文集,實在如我在此文開頭說的是令人喜悅的事情。因為我認為要提高我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水準,總得靠高品質的論文和真正的學術專著；搭個框架、拼拼湊湊的所謂學術書,出得再多也是無濟於事的。

黃永年

199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