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1909年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1920年迁居英格兰,其后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他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圣约翰学院的哈克博士回忆起1960年代的牛津生活时说“伯林论政治思想史的演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传奇。他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向我们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声音响彻讲堂,一出伟大的思想戏剧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时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态、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语言所加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也非直接阐述理论,而是旁征博引地评论哲学史、观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然而,这些文章一经发表即成名篇,深刻地影响到一般学者的思考。他极有见地的著作,如《卡尔·马克思》、《维柯与赫尔德》、《自由四讲》及《俄国思想家》等等,以透彻的洞察力澄清了现代观念的许多基本问题,使人们重新发现了维柯、赫尔德、哈曼以及一大批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尤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的长篇论文《刺猬与狐狸》、《历史的必然性》、《丘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等已是欧美知识界脍炙人口的名篇,并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知识生活中最具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的地位。

伯林的一生极其丰富多彩,他曾任牛津沃尔夫森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任牛津多个学院的教授以及欧美各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员；1974年至1978年则任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他兴趣广泛,言锋锐利,是知识界著名的大谈家；他的好朋友有W. H. 奥登、斯蒂芬·斯彭德、斯特拉文斯基、纳米尔等人。

更富传奇色彩的是,二战期间他任职于英国政府,1942-1945年任驻华盛顿英国使馆一等秘书,1945-1946年则转任驻莫斯科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他回忆起在莫斯科的一年,特别提到那儿的“寒冷”,而且不能会见非经官方安排的友人。不过让他庆幸的是,他终于和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见上了面。后来,他在另一名篇《和俄国诗人的聚会》里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场景。作为一个俄国出生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与美国俄裔作家E. 威尔逊、纳博科夫等人声气相通,一生推崇俄国诗歌和文学。为了维护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声誉,他甚至给《泰晤士报》写出一封读者信,与一位抨击帕氏的评论家展开争论。

伯林的去世标志20世纪知识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页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