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拉萨市城区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2000年,拉萨城已发展成为面积约6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城市。拉萨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拉萨市的城乡面貌。拉萨市西郊与堆龙德庆县基本联为一体。以拉萨柳梧村为代表的“村落终结”使村落“小传统”与农民生产生活面临急剧的变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柳梧村这样村落边界多元化的村落,是否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在国家现代化政策的左右下,柳梧村村落多元边界开放的次序如何？传统价值观念对于失地农民的影响何在？杨公卫编著的《村落终结与乡土重建——西藏拉萨城市化进程中柳梧村失地农民文化观念变迁研究》共分八章,以深入研究拉萨城市化过程中柳梧村失地农民各种文化观念变迁间的复杂联动关系。各章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首先涉及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2006—2007年,青藏铁路拉萨站与拉萨市柳梧新区将柳梧村耕地基本占用完毕。柳梧村农民生存现状与未来发展是笔者关注的对象。失地前后,传统农业村落的柳梧村村民文化观念变迁在一定侧面上反映着西藏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市场化转移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特别是对西藏城市化研究成果的梳理,使我们能够借鉴城市化研究的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笔者将王斯福的“历史文明观”作为本项研究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同时为补充说明历史文明观分析视角的局限,还选择性介绍一些相关的分析理论。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学说与藏学家格勒的西藏城市化文化变迁研究的相关参量研究。调查开展方面则包括柳梧村调查点的选择及调查方法介绍。

第二章,“文明”一词本身包含城市化与城市的含义,因此,在西藏城市化研究中,不仅将城市发展建设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而且将现代化城市作为西藏文明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早期拉萨城市聚落／现代城市、早期城乡统一／现代二元城乡来说明农业文明时期西藏城市的“农业化”特色以及现代化时期二元城乡的格局。“城市”文化概念的地方性差异直接影响地方城市化的进程与农民的自我认同。“历史文明观”的分析框架彻底改变了以往“城市化”研究中仅仅关注现代化、“功能性”的社区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发展的延伸性,因此在“城市化”研究中表现出一种更注重变迁、更具动态的文化图景。

第三章主要讨论柳梧村失地农民的土地观念变迁。失地前,柳梧村村民生产生活活动基本依附于土地耕作,土地耕作为农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农民的生活起居和时间作息围绕土地耕作进行安排；失地后,公历型“时间架格”也开始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活动。土地对于柳梧村农民不仅是耕作对象,更是土地神灵。柳梧村农民在以往开耕节和庆祝丰收的“望果节”中,将白色石头的土地女神“鲁姆嘎姆”恭敬地请入田间中央,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仪式。土地神灵意味着柳梧村农民对于土地的恭敬,要用“切玛”供奉。农民土地观念变化后,开始“驯服”土地的过程,包括化肥和农用机械的施用、经济作物的种植等；农民土地观念变化还体现在以往发生在田间地角的经济交换活动开始让位于农民的集市贸易活动,农民土地观念变化开始接受土地商品化与土地让渡观念。

第四章,柳梧村农民消费观念的变迁主要围绕以往农民与土地间的“供施”关系及现在的“市场消费”观念展开。以往农民的收入主要是农业产品。失地后,柳梧村农民的货币收入开始急剧增加；失地前柳梧村农民一般将生产收入投入到生产积累的过程中,而现在更多用于消费活动。消费观念的变迁进一步体现在过去农民向寺院提供稳定持续的宗教供施,现在宗教供施更多地意味着不确定的宗教消费。

第五章,柳梧村农民的劳动观念变迁涉及土地自营与雇佣劳动间的关系变化。农民由以往的集约合作型的劳动互助形式发展成为雇佣流动型的劳动形式。闲暇观念也开始受到雇佣关系下的劳动纪律的冲击。失地后,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受到市场主导的“素质论”影响,影响了农民劳动就业观念的转变。

第六章,柳梧村农民的身份观念转变主要是围绕以往土地认同建构的认同感与失地后的新型身份赋予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农民婚嫁由血缘外婚向自由婚姻的转变,改变了农村“熟人社会”的特性。传统的职业等级观念开始要适应市场的劳务供求关系。农民的主观认同与失地后新型的“市民”身份间也有重复交叉的关系。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调适障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城市化与失地农民再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的讨论主要围绕财政支出与农民的相对贫困、城市安居园和城郊的城中村、劳动力区外反转移三个现象进行综述讨论。

最后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是对西藏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思考,试图就全球化与地方现代化过程中,村落失地是否意味着村落终结,以及如何实现乡土重建提出自己的思考。《村落终结与乡土重建——西藏拉萨城市化进程中柳梧村失地农民文化观念变迁研究》对于“历史终结论”中“终结论”,以及“文明冲突论”中对于“文化自觉性”能动适应的缺失,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以此揭示拉萨城市化与柳梧村失地农民观念研究的特殊个案意义。通过此项研究,笔者得到的启示是村落终结后,其社会边界将长期存在,农牧民传统观念将长期发挥作用。农牧民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其无法组织有效的资本化经营。因此,为顺利实施城市化,首先需要提高农牧民文化水平,探索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