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的这本《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试图从家具史的角度系统分析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像,并从中找出敦煌家具与中原传统家具的联系及差异。《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将家具变化划分为三大时期,一是南北朝；二是中唐(家具史家的一个重要分期)；三是五代宋,且三个时期多是民族融合的时代,并将敦煌壁画家具分若干类——床榻类、坐具类、几案类、杂项类等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叙说其图像及其发展,并参照诸多家具史的研究列示了详细的家具分类表。此家具的分类,以往学者也很少进行划分。此外,还与敦煌以外地区同类家具的形态进行了比较,对其渊源作了探寻。

敦煌壁画中的床和榻多不易区分,当配备有屏风或隔障才可断定它是床。宋代敦煌壁画出现圆形榻、元代出现组合的多功能榻,这些家具史上从未提及。敦煌藏经洞出土籍账文书中未出现“榻”的名词,却出现了如六脚大床、莲花大床等,文书中出现的“踏床”可能就是当地人对榻的俗称。敦煌籍账文书中所记家具名称相对丰富,可补充壁画中家具图像之缺憾。隋代始现“筐(匡)床”的图像,使人们对《庄子》等著作中谈到的“筐床”有了较为形象的认识,壁画中的筐床遗迹延续到五代时期《劳度叉斗圣变》壁画中舍利弗的束腰莲座上。敦煌壁画中出现史书上缺乏明确记载的四周围有帷幕的榻或床,并常常可见这类床榻上面还放有带帷幕的书案或几案。初唐壁画中出现“架子床”,北魏《女史箴图》上早已出现带顶盖、屏风、“几”组合的“架子床”,隋代壁画也已有带顶盖和四根立柱、内置有床榻图,但它只能算做帐构“斗帐”,初唐才形成了组合形即床榻、斗帐、屏风和高“几”合一的架子床图像,可窥当时西北地区富裕家庭中家具的配置。“高座”即高榻,为家具史增加一新的坐具种类。“胡床”,是十字交叉腿、可折叠的坐具,即“马扎”,但敦煌北魏壁画的胡床是双人坐,在家具史上罕见。胡床家具传为汉灵帝时输入,本文通过对山东孝堂山祠堂东汉和帝、章帝时画像石上的胡床图像的分析,证明西汉已存在胡床,这一论断以往学者似乎未曾谈到。敦煌壁画中的胡床图像截止到五代时期。胡床在敦煌壁画中还有它的横向发展,研究者对此探讨的也较少,敦煌籍账文书中罕见“胡床”名称。北魏壁画中出现四腿凳子也是中国家具史上较早的图像。高坐具的出现对汉晋时代书法的骤变起到重要作用,包括对乐器演奏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垂足倚坐解放了席地坐的人的手脚。敦煌石窟椅子图像出现在西魏壁画上,一禅僧盘坐在坐面为网状的禅椅上,这是敦煌壁画中最早的椅子图像,也是唯一的一幅绳床图像。壁画中的椅子多数适于盘腿坐,这与坐禅和传统席坐习惯坐姿的束缚有关。壁画中与席坐相关的“凭几”,出现在唐代,在此前、后不再有。唐代壁画中与床榻、凭几相配的·“隐囊”同龙门石窟北魏病维摩背靠的“隐囊”图像相同,形态始终较固定,现代的沙发、椅子软靠垫是其遗续。“筌蹄”坐具始见于北凉壁画中,与束腰莲座近似,区别在于是否画有网状图案和莲花瓣纹饰。

壁画中佛前的供案在家具图像数量中最多,且帷幕形案占多数。敦煌唐宋寺院籍账文书中出现有胡桃根阿桌等名称,比元明时的树根(瘿木)家具早几百年。晚唐壁画中还出现带抽屉脸的桌子图像,早于宋元时的图像,这在家具史上很典型,使带屉桌产生的时间提前。树根桌和带屉桌的开始出现,时间上均早于家具史通常的说法,这些观点的提出可能会修正家具史已有的定论。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屏风家具的图像和屏风画。屏风家具多是联屏式,即可以折叠的,独屏或插屏数量少,籍账文书中有‘‘佛屏风”。屏风画通常是洞窟经变画的下部画有连续的红色条框。本书还提出经变画与屏风画也是有联系的,单独的一幅经变画当属于独屏；三四铺经变并列画于一壁,当属于联屏。壁画中的衣架多是“Ⅱ”形,少数为“开”字形横杆式。箱子家具的样式多是盈顶形,与中原的流行式样大多相同。敦煌壁画丰富的家具图像,为研究中国家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